疫情期间，冰岛医院的床位不够了。不过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急需床位的不是新冠肺炎的患者，而是即将生产的孕妇。

疫情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新生儿出生数量大幅下降。如在2020年，美国的生育率达到了历史最低，法国在当年出生的人口数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少的。

不过北欧国家一枝独秀，出生人口不降反升，其中以冰岛最为显著：在2021年第二季度，冰岛出生人数比常年平均高出16.5%;芬兰和挪威出生率也分别增长了7%和5%。

生活在挪威的华人学者、同样也是孩子母亲的张女士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对于这一结果，她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在她看来，主要是因为北欧国家有社会福利兜底，疫情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因为疫情导致在家办公，属于个人的时间增多，这些都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在2021年第二季度的“婴儿潮”后，冰岛一直在努力扩展产科的病床数。

其实早在2020年12月，冰岛医院就首先注意到，来做产前检查的妇女急剧增加。赫雷达尔斯多蒂尔(ThomsenHreiarsdóttir)是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最大医院Landspítali的首席助产士，全国70%的婴儿都出生在这家医院。她表示：“我们当时觉得这也就是几个月的事，再过几个月数量应该就会下来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乎她的预料。

到了2021年夏天，大量婴儿出生，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冰岛不得不从德国、波兰，甚至远到澳大利亚招募助产士，不过人手还是不敷使用，最终只能将已经退休甚至70多岁高龄的助产士召回应急。不过每个月都有那么几次，因为产科的病床数严重不足，医生只能将急需生产的妇女推进急诊室分娩。

赫雷达尔斯多蒂尔根据产前检查的数量估算，在2021年整年，冰岛的生育率大概提高了9%。对于赫雷达尔斯多蒂尔个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大的压力，一方面是助产士人手不足，同时还需要考虑疫情防控的因素。总之，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现在发生的简直难以置信”。

“婴儿潮”对于冰岛的短期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一位母亲在为她1岁孩子找白天的托育机构时犯了愁，先后找了28家托儿所，才觅得一个空位。对于未来幼儿园怎么解决，她说：“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这是所有孩子都要面临的问题。”

类似的情况也在芬兰发生。奥地利维也纳人口研究所的研究员库博特卡说：“就是从疫情开始后，芬兰生育率在持续增长。”他认为，在疫情期间芬兰封禁措施较为缓和，可能是促进生育率增长的一个原因。

福利促进生育?

张女士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生孩子是一项关乎长期的打算，而疫情对北欧民众来说，不确定性并没有增加太多，相反还增强了一些平时没有的保障。

在2021年9月挪威宣布分阶段重开边境之前，每日新增新冠确诊人数稳定在几百例左右，基本可控。虽然在重开边境后，确诊人数大幅上升，但截至目前，挪威已有73.9%的人口完成了疫苗的全程接种，疫情的影响仍然在可允许的范围内。

张女士说，和欧洲其他国家不一样，北欧民众整体而言对政府决策的配合度高，也便于疫情的管控。

张女士告诉记者，挪威民众对疫情产生担忧主要是在疫情发生的初期，那时对这一新病毒不了解，社会停顿，边境进行了封锁。随后挪威政府拿出了补助方案，100%补贴普通人因疫情造成的收入损失，之前的失业保险也只能覆盖原先80%的收入。因此，疫情对普通民众的经济状况没有太大改变。

“大家已经习惯于政府福利兜底，对未来并不担心，这为生育率提高提供了基本保障。”她说，虽然其他发达国家也提供了一定的兜底，但力度难以与北欧国家匹敌，因为北欧的社会福利已经处于高位。

张女士表示，至今挪威大多数非服务行业依然可以在家办公，省下了大量通勤和出差的时间。而因为疫情，年轻人也取消了自己的旅行计划，更多地待在家中。以她自己为例，在疫情前她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如今在家办公已成为习惯。

“生活无忧，再加上时间多出来，生孩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她说。她进一步解释道，这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原来因为事业太忙，现在闲下来生孩子的;还有一类是原来就有计划，而疫情暴发后，干脆让计划提前，在她的朋友中就有这样的情况。

北欧的生育率为何成了“优等生”

虽然很多专家表示，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并没有太多关系，但在疫情期间，社会福利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生育。这些福利政策主要包括经济补贴、税收优惠、假期支持和社会抚育等。

冰岛国家统计小组人口问题负责人卡尔森表示，对于北欧人来说，“在危机之中，你可以将职业生涯暂停并专注于育儿，你一点都不用担心家庭经济情况的问题”。

北欧五国都至少提供11个月的带薪育儿假。具体的金额视个人生育前的收入而定，从丹麦的53%到挪威的近100%。在冰岛，父母有12个月带薪假，可以拿到原有收入的80%，最高可达约2.8万元人民币的金额。

卡尔森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前生了个孩子，他甚至认为，这实际上对他们家度过金融危机很有帮助。不少人表示，要不是疫情，现在很多婴儿可能根本不会出生，所以北欧这股“婴儿潮”或许持续不下去。

张女士也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疫情退去后，如果生育率有所回落，她觉得也是件正常的事。

事实上，北欧的生育率一直有别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走势，有时具有风向标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国家都爆发过一波“婴儿潮”，然而，北欧却没有。自然，北欧在欧洲最早面临低生育率的困局。

瑞典是北欧人口最多的国家，全国人口刚跨过1000万的水平线。数十年来，瑞典的生育率呈现“W形”起伏波动，两度下跌，又两度回升。

瑞典在1968年总和生育率跌破了2.1世代更替线，而同期整个欧洲的总和生育率还维持在2.5左右。

此后瑞典生育率始终处于缓慢下降的过程中，有周期变化，也有触及短暂的低位，也有回调抬升，目前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的水平。

在2021年，瑞典的总和生育率为1.84，和法国并列欧洲第一。此外，丹麦、冰岛、挪威这三个北欧国家的生育率均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这些曾经率先困于低生育率的国家，如今却成了欧洲稳定生育率的“优等生”。

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着生育率低迷带来的挑战。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前景》报告显示，从1950年至2020年，全世界的总和生育率(TFR)由4.97下降至2.47，其中发达国家的相应指标由2.82下降至1.64。

上述报告指出，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加速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使人口总量陷入负增长，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挑战，不少低生育率国家出台了直接或间接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效果却差异很大。法国、英国、丹麦、瑞典等国生育率明显回升，希腊、意大利、韩国等国却始终在极低生育率水平徘徊。在东亚，韩国、新加坡等国在经历快速人口转变后，总和生育率在本世纪初达到极低水平，韩国更是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