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葡萄牙的屯门之战是中国封建时代和西方殖民者的第一次较量。从兵力对比来看明朝军队数量远远多于葡萄牙军队,据历史记载,此战明军指挥者为广东提刑按察司、海道副使汪鋐,他能调动的兵力为广东沿海卫所的部队,总计有数万人,而葡萄牙人在屯门的兵力最多不过700-800人。但在兵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明军却不能速战速决,而是经过多个回合反复战斗才取得最终胜利。一开始汪鋐并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葡萄牙人凭借手中武器据险而战,使明军在交战初期进攻屡屡受挫,并且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之后汪鋐在劣势装备条件下,依靠兵力雄厚和本土作战的优势,改速决战为持久战,将敌人围困近一年,以待敌疲。之后,明军又利用台风或暴风雨的恶劣天气,在火器威力不易发挥之际,全线出击打败了葡萄牙军队。这次战争之所以打得如此艰难,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葡萄牙殖民者在对大西洋探险成功和新航路的开辟之后,殖民贸易为葡萄牙带去了丰厚的利润,使葡萄牙殖民者的扩张野心急剧萌涨。为了加速对外扩张的步伐,葡萄牙殖民者十分重视武器的开发,尤其是先进火器的开发利用让他们在发动的殖民战争中充分尝到到了甜头,因而更加重视对火器的改进,使得葡萄牙的武器装备在先进程度上远远超过了明朝。反观明朝,仍然处于以冷兵器为主的时期,平时面对的主要外部威胁也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蒙古等游牧民族,明朝周围还没有出现在武器先进程度上超过明朝的势力,因而明朝对武器改进的动力和认识也就不足,客观上造成了和葡萄牙在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这是明朝军队虽然数量占优但仍不能速胜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是明军将领在战争初期,对敌人的战斗力重视不够,战术运用不当,所以导致人员大量伤亡,并屡屡受挫。而葡萄牙军队占据有利地势,凭借手中威力巨大的火器,加上抵抗坚决,导致明军无法迅速获胜。这一点和明朝崇祯时期袁崇焕在锦州率军和满清八旗劲旅的对决有点相似。所幸,明朝将领吸取了教训,改变了战术,最终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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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同西方欧洲国家的第一场战争,并非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而是发生在1521年(明正德16年)8月底至9月间的屯门海战,这场战争由明朝广东海道副使汪鋐指挥,在今香港屯门地区抗击佛朗机(中国古代指葡萄牙)人的战役,以明朝的获胜而告终,当时这场战争并未受到明朝政府的重视,然而其历史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
随著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人对世界的科学认知以及新大陆的发现,一些西方国家开始走向了海外殖民式的发展道路。
1493年(明弘治六年),就曾经有一批西方殖民者侵扰东莞守御千所的领地(今深圳及香港沿海),明朝官员袁光率兵围剿,在岑子澳与其战斗中中弹身亡,此后这类事件就越来越多,1514年(明正德9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阿尔瓦雷斯率一支葡萄牙船队到达珠江口沿岸,要求登陆进行贸易,来到的时候他们还放炮威慑,导致广州一代人心躁动,而且由于先前的一些劣迹,因此未获明政府批准,于是就在海边进行贸易活动,另一位叫塞克拉的葡萄牙殖民者于同年再次率领葡萄牙海盗商船直接侵占"屯门海澳",并在此修筑工事,还私设刑场,自制火器,刻石立碑以示他们占领了那里。
1517年8月15日,葡萄牙人驾八艘船抵达"屯门岛",当他们再北上时,遭到明水师阻拦,但葡萄牙人持坚船利炮,强行进入珠江内河,明政府要求他们离开,他们退出广州后企图攻占南山半岛(今深圳南山区的一部分),由于明驻军太多未能得逞,于是退至香港"屯门岛"安营扎寨,并且做了很多军事准备,后来在明朝政府对其驱逐之下双方开战。
开战的时间发生在1521年,很多史料都提到明军从出兵到胜利花了近一年时间,比如《东莞县志》:“是役也,于正德辛已(1521年)出师,嘉靖壬午(1522年)凯还”,明军指挥者为广东提刑按察司、海道副使汪鋐,其能调动的兵力为广东沿海卫所的部队有数万人,而葡萄牙人的兵力最多不过700-800人,不过明朝参战的部队大概在四五千人左右。
第一次交战的时候,明军终因葡军火炮猛烈而败阵,伤亡或不在少数,汪鋐于是重新制定了作战计划,他让人准备了一些装满油料和柴草的小舟,待某一天刮起南风时,亲率军士4000众,船只50余再次攻打葡人船队。
这些小船被点燃后快速朝葡人船只驶去,由于葡军船只巨大,转动速度缓慢,无法躲开火船进攻,很快就燃烧了起来,葡军大乱,汪鋐又趁机派人潜入水下,将未起火的葡军船只凿漏,他们只得跳海逃命,于是大败。
但是在战斗的过程中,由于葡萄牙人的火气也十分先进,对明朝军队的弓箭手和长枪短刀等基本上是降维打击,所以明朝军队也死伤惨重。
屯门海战是中国第一次抗击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战役,是早期西方殖民者来到我国后的第一次较量,只可惜当时和后来的统治者都不够重视,也并未因此睁眼看世界,使得我国错过了第一次像西方一样发展的良机,这也为后来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和近代史上的百年屈辱打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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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北方一直都得面对蒙古,海上长期有破坏力巨大倭寇海盗,加上后期冰期饥荒,农民起义,后金叛乱,内忧外患。
近代东亚落后的原因在于鞑靼人,这不可否认。大明北面游牧民族边防困难,南边倭寇来了会有海禁。日本在中国被鞑靼人占领以后也会海禁。详细原因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1.长期的渠道不通畅。
大明四面受敌,难以与西方进行安心和畅通交流,导致东西方文明的孤立。而西方在蒙古西征带去的火药和新儒学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已经成功进行了文艺复兴,产生了新基督教。
2.学术成果和清明政治在蒙元期间的破灭
宋代社会是清明繁荣民主的巅峰,在被蒙元杀了一半并统治90年之后,已经失去了那种学术氛围和优良品行。科学思想的没落,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是很难复兴的。而人民与官吏至纯无私的内心,更是难以复原的。
3.文化的破坏
程朱理学主张格物致知,探寻天理,是宋朝科技异常繁荣的原因之一,而胡虏即便满口仁义入主中原,实际却是荒淫无道,野蛮杀戮,男盗女娼,欺世盗名。明代中期儒学的心学偏向主观角度,而程朱理学和民主的复兴主要源于后期的东林党。然而明末宦官乱政,儒教也只注重高尚而忽略了对野人的主动压制和经济学上的一些问题。一方面要对抗腐败的极权暴政,一方面要对抗强大的野人是很困难的。
内忧外患,是大明只能紧跟西方谐振的原因。但是至少大明仍然是一个乐于学习的国度。风度翩翩,衣冠华美,礼仪之邦,天朝上国,是东亚文明的宗主国风范。然而这一切在后金和后清的抹黑声中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