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决定了事物的荣辱成败，但只要努力终会有善果，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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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应受世间的烦扰纷争失败的影响，一心向善，自有好报，深层理解:做人做事都有因果关系！善良努力坚毅的人失败与挫折是暂时的！哲理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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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白居易归隐情怀的映射、隐指甚至是行为宣言。普遍来讲，文人的归隐情怀生成于文人意识与其人生遭遇、环境文化的互相刺激和媾和。归隐是文人价值、文人人格、文人个性无法在既有体制和环境中实现时的一种自我救济，它为文人的心灵寻找暂时的或者希图恒固的栖息之所。选择归隐既是文人消极认识的产物，也是时代氛围的催发。

从文化基因看，儒家讲学而优则仕，然后治国平天下，如果优不能仕或者仕而不优怎么办？孔子说“穷则独善其身”，也就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一理念奠立巢父、许由以来中国隐世文化的思想基础，也开启了自《周易》发端以来特别是先秦以来的隐逸风潮。其后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文化背景中，归隐成为文人政治态度的另一表征，也为其人生道路开辟了的另一道风景。在孔子的理念设计中，“独善其身”是仕人阶层自洁的一种表达，也是自洁的一种实践，他们是为了不与其追求的反面同流合污，是为了对灵魂和人格的保全，所以他们借他的身体与外界的隔离来实现灵魂与世俗的划界。特别地，儒、道的长期并存和渗透对中国文人的思想影响深远。与儒家积极入世相反，道家奉信远离尘世、清静无为的出世哲学，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这与孤高自清的中国古代文人求诉颇多暗合。自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并渗透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佛教是一种未来教，虽也主张积极向善，但它通过人们对因果轮回的迷信来控制其精神世界、去抵达虚幻的未来世界，本质上也有出世基因。释、道情结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具有普遍性，这也极大壮实了中国古代文人修道出家的队伍。显然，″香山居士″不仅深受这些文化浸润，而且也表达出较为自觉的实践意志。

从时代背景看，中唐以降，经过五代之乱、安史之乱、历次党争和政治角逐，文人士子的仕途日益逼仄且充满风险，有很多时候他们的价值实现必须以人格依随为前提。文人士子普遍生发怀旧情怀，远离政治争斗漩涡、追求精神喜悦成为新的动向。苏轼在《醉白堂记》说白居易“乞身于强健之时，退居十有五年，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池之乐。”不仅是白居易归隐生活的剪影，也约略可以看作这一时期文人隐逸生态的一个断面。唐代文人士子信释入道非常普遍，但却不能完全地放下儒家身架，所以吏隐盛行，多以闲散官、地方官附身。显然，白居易未能在降格以求中逃脱这一藩篱的拘束。

从个人际遇看，出身进士曾一度官至左拾遗的白居易在人生开挂的当口，却因触权犯贵，遭到冷遇和抵牾，被贬为江州司马，环境的骤然降格，心理的巨大落差，认知的诸多迷茫，都被眼前的晚春气象所洗褪，它们不仅唤醒了诗人对生命的新认知，也启引着诗人去辟拓人生新境界。一方面，他迫切为心灵找到一个不受浸染、没有喧嚣的栖息地，以与对立面落实某种疏离、排斥与拒绝，也达成价值实现之途的无迹转换。另一方面，春色又为其点燃了某种冀望、带来了某种渔讯，这既是他灵魂深处的一种预期，也反映出他试图在自身与灵魂、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实现对话、达成和解。从这个角度看，白居易在诗中所建构和表达的寄情林泉、流连春景、自娱于吟哦两宜的意境，无疑超越了单一的审美期待，具有明晰的纾怀言志功效。此期的《琵琶行》等诗也反映了这一心绪，其中“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慨姑作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