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灿 朱 帆

古蜀国时期的丧葬习俗，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产生、演变和积淀而成，既表现为繁复多样的礼仪形式，又具有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围绕死者而展开的各种丧葬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古蜀人的宗教信仰、伦理观念、民族意识、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方面。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人“其卦值坤，故多斑采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应舆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以上文字，从正、反两方面反映了蜀人风俗和行为方式的基本情况。蜀人精于思辨，行为敏捷，而且比较缺乏质朴，却又勇悍无畏，不惧艰险。蜀人椎髻左衽，主要是指蜀族而言。从三星堆出土的各种青铜全身像、人头像等来看，蜀人的衣、冠、发式具有不同形式。大体说来，衣式有左衽、右衽、对襟等，长袍、短衣皆具，长袍后摆呈燕尾形，即所谓“其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发式主要有椎髻、编发、盘发等。冠式有高冠、平顶冠、双角头盔等，可能因等级、身份、职业而定。

图（1）四川成都商业街船棺墓葬宏大的规模。

中国古代有女娲持黄土造人的神话传说，人们普遍认为人既由土而成，死后还应回到土中去。古蜀国盛行的土葬,有与农业发展进步相关的亲土、恋土、入土为安的意识支撑，并推动了土葬的发展。古蜀人有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不过，有关古蜀人社会生活的大多数文献材料已经散佚，使人们无法完整地复原古蜀人生活的情况。拥有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神秘瑰奇的原始崇拜、宗教信仰的古蜀国，孕育了极其绚丽多彩的神秘世界，而这些神秘与瑰丽，幸亏考古发掘及民间收藏的大量器物，弥补了部分不足，它们至今依旧以历史文物的形态，向世人昭示着曾经的文明与辉煌。使我们能够大体窥视到古蜀人风俗与时尚之一斑。

一、古蜀先民对死者进行土葬的玉版图案

我们知道，“生者有礼，死事有仪”，我们的老祖宗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基本上实行的都是土葬，而这种丧葬习俗，衍生出脉络清晰的墓葬制度。古代穿孝、戴孝，谓之成服。古蜀人穿、戴孝要按礼制传下来的定制和当时社会公认的礼俗遵礼成服。成服遵从的礼，是古蜀时代已定制的服饰制度。通过不同的丧服，可以看出亲族关系的远近亲疏。《仪礼·丧服篇》把孝服分为五等，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谓之五服。在历史的长河中，五服制在传承中虽有变异，但是，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定制。持招魂幡“送魂”，是古蜀先民丧葬习俗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丧葬礼俗的产生，来源于“灵魂不灭”和祖先崇拜的信仰。在此之前，人死之后，往往弃尸于野。而当灵魂观念萌生后，人们根据灵魂与尸体关系的种种想法，以及关于灵魂在阴间生活的幻想来安置尸体，于是产生了各种葬法及丧葬仪式。至于具体采用何种葬法处置尸体和安顿灵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圈可以说大相径庭，从而构成了异彩纷呈的丧葬文化特色。“送魂”是古蜀先民丧葬习俗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古蜀先民劳作一生之后，遵循一种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走完属于自己的历程，成为了黑土地的亡魂。古蜀先民打算将亡魂送至何处?从文献记载来看，古蜀人亡灵必须经过的天彭门，位置相当于今成都平原西部边缘山区，以及岷江上游的川西北高原，而这正是文献资料中所指的蜀人祖先的发源地。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长54厘米的玉边璋，刻有精美的祭山图景，反映了当时古蜀人崇拜山的信仰。玉璋正反两面共有四组八幅图案，刻画的内容以人物和山川为主，其中，两座神山组成的“天门”符号，尤为引人注意；不仅如此，在金沙出土的玉兽面纹斧形器上也刻画了“天门”的图案。据史料记载，“天门”的说法主要在岷山和长江中上游地区流行，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特色。《楚辞·九歌·大司命》中记录了“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的画面；《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则讲述了“天门，日月所入”的传说。

图（2）民间收藏玉盒上方圆雕神兽，里面装有琮、钺、佩、璋、玉人头。

扬雄《蜀王本纪》中记载，“李冰为蜀守时‘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在古蜀人的心中，蜀山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蜀人祖先起源的圣地，也是蜀人去世后灵魂的归所。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蜀人存在着强烈的送魂意识。“魂归天门”是古代先民对于幽冥世界的想象，通过这些，可以看到古蜀人对于大千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能看到他们对于生与死的思考，这样的观念对于秦汉时期的丧葬习俗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古蜀陪葬玉器

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众多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各墓地都有一定的规划，葬式有一次葬和二次葬，一次葬均为仰身直肢。有的墓葬区流行单人独穴，有的墓葬区流行夫妻并穴合葬。随葬品一般为陶器与石器，个别随葬玉器和青铜器，另有部分墓葬无随葬品。约在公元前500年-300年。该文化阶段的遗存以大量墓葬之发现为其主体，文化面貌上既有十二桥文化阶段的影响，又新出现了一组以绳纹釜、圜底罐、鍪、甑、喇叭状小圈足豆为特征的典型器物群。这一文化阶段的墓葬形制多样，有船棺葬、土坑墓、木椁墓及悬棺葬、木板墓等，其中以船棺葬、土坑墓最具代表性。

这一时期蜀文化墓葬盛行在墓坑填塞白膏泥以防潮、防渗水，且多发现于川西地区，此种方式在三星堆遗址房址与彭县竹瓦街窖藏已经出现。成都金沙遗址墓地有三座成人墓葬，其中一墓里一件物品都没有，而且从人骨情况看，应是二次葬。旁边的墓葬里有了两三件陶器，第三位墓葬里的随葬品却很丰富，无论是数量与种类都远远超过了这两人。随葬器物的种类有玉器、铜器、陶器等，达十多件。其中一件铜钺非常精美，代表了墓主人生前崇高的地位。从这几座墓葬分析，我们知道当时社会已有较强的财富观念及贫富分化现象。金沙还发现一些合葬墓，由此可以看出金沙人的婚姻状态，推测当时可能已进入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结构。

图（3）近距离观看船棺

2001年后，在金沙遗址区域中一共发现了700多个墓葬。根据DNA检验，3000年前的这些尸骨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专家分析，商周时期的成都平原，栖息着许多古蜀部族，由这些部族联盟共同组成了古蜀王国。通过战争，一支显赫的部族走向衰落，另一支部族则逐渐兴盛。这些墓葬有可能埋葬的是部落战争的遗骸。在M1901号墓地内的一具尸骨旁，放置着高领罐等生活用具，还有青铜戈、青铜剑、青铜钺等。在青铜器区域中，散落着近100根长约10厘米的十字状细青铜棍。这样的器物，考古专家不知道它的用途。民间收藏的一组古蜀玉版画及文物，工艺非常成熟，流露出好几代古蜀匠人积累起来的艺术修养，完整无缺地记录了古蜀先民对死者进行土葬的过程。图中二人挥器挖长方形土坑，八人抬圆柱形棺木送葬队伍，由持招魂幡的人前方引路。众所周知，丧葬行为是在“灵魂不灭”的原始宗教观念影响下产生的。为了让死者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像生前一样生活和娱乐，人们往往将死者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都与已死的占有者一起殉葬到坟墓中，以便他在幽冥中继续使用。随葬品在古蜀国葬礼中标志着墓主的身份、地位。随葬品的出现与人们的社会意识、宗教信仰相关，以及灵魂不死观念的深入人心，使古蜀人普遍存有厚待死者、希望死者在冥间生活得更好的意识。而随葬品正是这种意识的产物，历代厚葬死者之所以普遍也源于此。

有一套古蜀玉器直观地告诉我们，古蜀时期采用的是平躺式葬法，即死者平躺身躯，仰面朝天，四肢并拢伸展。随葬品置于脚边。有人收藏一个长方形的玉盒上方圆雕神兽，里面装有玉琮、玉璧、玉钺、玉佩、玉璋、玉人头。估计是一套完整的陪葬品。这些物品没有使用的痕迹，等级较高，制作也很精细。其中古蜀人用玉璧随葬值得一说。玉璧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到了商周时期，玉璧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如殷墟妇好墓就出土玉璧16件，而在平民墓葬中则很少发现玉璧。丧葬玉璧多出现于墓主人的棺椁之间或放在墓主人的胸部和背部，形成组玉璧，还可以镶嵌在棺木上，做成镶玉漆棺，又或是作为组玉佩中的装饰用玉。河北满城汉墓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出土玉器近200件，其中玉璧69件；南越王墓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出土玉器240余件，其中玉璧71件。第一类为丧葬用玉璧，主要分布于尸身前后，形成组玉璧；第二类为装饰用玉璧，通常为 组合玉佩的组成部分。丧葬用玉璧纹饰种类主要为涡纹、蒲纹和谷纹。内圈饰涡纹或蒲纹，外圈饰夔龙纹、凤鸟纹或勾连雷纹。部分学者认为，这些玉璧都是专门用于敛葬的，是按照一定的排列方式将这些玉璧用织物捆绑连在一起，包围在尸身四周，形成组玉璧。铺垫在墓主的前胸和后背上。《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典瑞》记载：“璧羡以起度，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郑玄注释：“璧在背，琮在腹。”这可能就是组玉璧敛葬的起源。

图（4）民间收藏跪姿古蜀人金器

是墓主人希望以此达到死后不朽。从其基本功用和性质来看，古蜀人丧葬用玉璧宗教色彩极为浓厚。它们既是当时统治阶层财富、身份、地位的实物载体，也是巫师沟通神灵，祭祀天地、山川、祖先的媒介与法物，透过这些物品可以了解到古蜀人的精神世界。

《礼记·檀弓》上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既周，殷人棺椁。”船棺葬是古蜀人盛行的一种丧葬礼俗。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在彭州市、蒲江、大邑、广汉、绵竹等地也发现了船棺，成都平原上发现的船棺都明显带有古蜀文化特征。 1987年，四川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青羊小区住宅楼工地发现了一处船棺葬墓，出土了一件纹饰十分精美的铜壶，上有栩栩如生的羽人划船图案。羽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出土的战国至汉代铜鼓纹饰中常见，如云南广南一带出土的铜鼓，其纹饰便有羽人划船图案，船上人均赤身裸体，有的头戴羽冠，船舱显眼部位有一裸体者坐在装饰精致的木架上。对此，法国学者戈鹭波(V.Goloubw)认为，这类羽人划船纹表达的是“用船送魂”的仪式，它与东南亚婆罗洲达雅克人(Dayakes)超度死者亡灵到天堂所用的“黄金船”相类似。

船棺葬在古代巴蜀一带的出现和流行，首先与巴蜀先民生产和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引《世本》中的记载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箭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独中，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这段传说表明巴族确实是傍水而居、长于舟楫的民族，舟船在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据《史记·武帝本纪》、《华阳国志》及《十三州志》记载：蜀人祖先乃轩辕黄帝之后，由西北南下定居于岷江和雅砻江流域，后又进入地势低洼、沼泽密布的成都平原。蜀人若不长于舟楫，要沿水路迁移或开发成都平原都是极为困难的事。

图（5）船棺墓中的一套距今约有2500年左右雕刻精细的古蜀漆床，长2.55米、宽1.3米、高约1.8米。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中指出：“船棺墓中的独木舟，从其大小及制作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用的。我们的推测，此种葬具或者本来就是墓主人生前实用的水上交通工具，死后即以之做葬具……不拘其为实用之具或专为凿成的葬具。”由此可见，以舟为葬具，这或者是表示巴蜀先民 “以船为家”的信念，或者死后还需要舟楫的信仰。

黑色是古蜀人的庄重的颜色，不少随葬器物都涂上黑色颜料。这是因为平原地带河水泛滥带来的淤泥就是黑色的，而这些黑色的淤泥是古蜀人生产粮食的绝佳肥料，它代表了无穷的生命力。所以，黑色在古蜀人眼中是生命力、活力、再生的象征。考古发掘表明，金沙遗址的墓葬都有一定的排列顺序，墓葬之间很少有叠压和打破的关系，说明每一个墓地是有一定规划的。这些墓葬都为土坑墓，墓坑都为西北——东南向，头朝西北或东南，或许这种形式与金沙人的祖先崇拜或某种宗教观念有关。也许金沙人的这种方向性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希冀灵魂不死，追溯先人的迁徙路线返归故里的观念。

三，开明时期古蜀国的宗教礼仪制度达到相当的高度

从上世纪30年代始，在河南省安阳陆续发掘出商代 王一级的“亞字形墓”和“中字形墓”。“亞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亞字形的竖穴式土坑，四面各有一个墓道。陵墓总面积一般2000平方米左右，深度在15米以上；“中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南北两面各有一个墓道。陵墓总面积一般为400，深度为7米余。

2000年7月29日，在成都市商业街58号一建筑工地上，发现了两段大乌木，考古所获悉后，迅即派人前往并组织展开抢救性发掘。3个月后，一座罕见的大型战国船棺墓，在沉睡了2400多年后展现在人们面前。面积约620平方米的大坑内，并列排放众多船棺、独木棺葬具。15排整齐排列的枕木上，或疏或密地排列着大小不一的9座独木船棺，棺室内壁加工极为平整，外侧只是稍作加工，棺的前端略往上翘，有如船头。这些船棺都是用贵重的千年桢楠整木凿成，最大的船棺长18.8米、直径达到1.7米。枕木和船棺上，都留下了神秘的刻画符号。在墓坑周围发现了分布规律的基槽和木质基础，巨大的柱础，证明曾经地面上修建了宏伟的陵寝建筑。2号船棺是商业街船棺墓中最豪华的一座船棺，这座船棺长达10.31米，最宽处超过1米，船棺上有彩绘图案。虽然船棺上有盗洞，但仍出土了88件随葬器物，其中漆木器和竹器就达72件。考古学家认为，家族同葬一个墓坑，体现了古蜀社会的紧密的血缘关系。2号船棺墓的是一位25岁左右的年轻人。根据商业街船棺墓的规格、陪葬品的丰富程度，以及出土漆器的精美程度判断，商业街船棺墓很可能是古蜀王的家族墓，而这名青年，可能是古蜀开明王朝的王族子弟。

图（6）民间收藏的玉船棺里的死者平躺身躯，仰面朝天，四肢并拢伸展。

2017年10月17日，文物考古工作人员经过近17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的290件竹木漆器类文物的保护修复，其中包括一套距今约有2500年左右雕刻精细的古蜀漆床，长2.55米、宽1.3米、高约1.8米。床身上的回龙纹、蟠螭纹纹饰斑斓、色泽靓丽。它是古蜀王侯在2500年前制造的随葬品，是目前全国最早、最大、也是最完整的漆床。

商周时期甲骨文 “床”字的形象像极床板和床腿的组合。《诗经·小雅·斯干》中有“载寝之床”，《商君书》中有 “人君处匡床之上而天下治”，由此可见床服务卧、坐的具体功用正式确定下来，席、床、几、案组合家具陈设格局也基本形成。最早的床榻实物出土于长台关战国楚墓。长2.18米，宽1.39米，足高0.19米，通高0.44米，周围布有栏杆。床体施黑漆，装饰红色方形云纹，六个床足雕成长方卷云纹。床框有两根横档，一根竖档，床上有竹枕。但是，这两个墓葬都晚于商业街船棺葬。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修复的商业街船棺葬漆床，是中国迄今为止修复完成的年代最早、结构最完整的漆床。古蜀漆器又称卤漆。到战国、秦汉时期，成都漆艺趋于兴盛，正如《史记》所言：“木器髹者千枚”、“漆千斗”。扬雄《蜀都赋》中亦称：“雕镂釦器，百伎千工，东西鳞集，南北并凑。”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当时大城市里，如果有“木梁髹(上漆)者千枚”或者“漆千斗”，那么财产“亦比上乘之家”。可见，拥有漆器也是当时财富、地位的象征。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雕花木漆器碗残片是四川地区发现的距今最早的漆器，“以木为胎，外施土漆，木胎上有镂孔，器表雕有花纹。

图（7）古蜀人挥器挖坑（民间收藏玉板拓片）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漆器残片现在依然纹饰斑斓、色彩亮丽。2000 年 7 月，成都发现一座蜀国晚期的王族墓。当时出土的最有特色的器物就是漆器，这些漆器均以木胎为底，黑漆髹涂，上面加绘鲜亮的朱砂红彩。其纹饰变化自如，内容丰富活泼，龙纹、鸟形纹、卷云纹交相辉映，色彩亮丽、纹饰斑斓，虽然历经数千年黑暗岁月，仍是光洁如新、亮可鉴人。 1957年贵州清镇第15号汉墓曾出土带有“广汉郡”铭文的漆器，其土漆耳杯上的铭文写道： 元始三年（公元3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画木黄耳棓（杯）。容一升十六籥。素工昌、休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椽林、守令史谭主。这段铭文指出，一只小小的漆耳杯，就要经过造型、制胎、打磨、髹漆、镏金、绘图、清理等7道工序，每道工序都各有工匠把关，而且还有总设计师、工头及政府官吏专职负责和监制。可见，西汉时期的广汉漆器制作工艺、生产规模与总体策划，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

考古专家认为，构件上神秘符号的意义比漆床还大。过去认为巴蜀文字有一种是郫县战国虎纹青铜戈上的符号，还有一种就是巴蜀图语。史载战国早期，开明王九世徙治成都。《蜀王本纪》记载，开明氏来自荆楚地区。商业街船棺葬印证了开明氏族的确是一个习水的民族，死后仍以船为棺。以船棺入葬，意为乘一叶小舟抵达彼岸世界，这与北方丧葬文化中的‘车马坑’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路史·余论》卷一云:“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此二文均记载了开明九世自郫邑徙治成都一事。虽然在《水经注·江水》：“南安县（今乐山）......即蜀王开明故治也”，以及《寰宇记》卷七二引《蜀王本纪》：“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在今双流县境），徙治成都”文中，关于开明故治有不同的说法，但是，都提到了开明时期迁都成都这一事实。

商业街船棺墓葬独特的形制以及其宏大的规模体现了墓主作为古蜀国开明王朝上层统治人物的社会地位。《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而商业街船棺葬遗址地面建筑格局与宗庙建筑的寝庙非常相似，前有“庙”，后有“寝”，“庙”的两侧还有东西两厢，“寝”正好落在整个墓坑口上，商业街船棺墓葬地面建筑的形式首先印证了宗庙建筑“前庙后寝”、“寝”“庙”相连的格局，也证明了至少在战国早期，人们在建造陵园时就已经开始模仿宗庙的建筑形式，显示开明时期古蜀国的宗教礼仪制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四、古蜀墓葬没有发现人殉

成都平原古蜀国时代的墓葬数量巨大、形制多样，葬具组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广汉三星堆四座墓葬全部是竖穴土坑墓，无葬具，无随葬品。三星堆两坑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礼器、祭器、大量仪仗用器，反映了三星堆古蜀先民祭祀礼仪主要有祭天、祭山、祭祖等。两坑器物在掩埋前多被损毁并经火焚烧，坑内有大量的竹木碳、灰烬等。一号坑内还出土了大量牺牲与器物一起焚烧而形成的烧骨碎渣。《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又，《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三星堆祭祀坑的遗迹现象与遗物被火烧，当是运用了“燔燎”祭法以祭天。新繁水观音土坑墓早期随葬品极少，出土陶器和青铜兵器、工具。新都木椁墓、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战国墓、大邑五龙墓、蒲江墓群、成都西郊墓以及成都市商业街旧中国大型船棺墓群等等，年代大体为战国早、中期。

2016年，考古人员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双元村7组周边发现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260多座墓葬。墓葬的时间跨度约有500年。最大的一座船棺墓葬内，躺着一座长6.4米、宽1.1米的整根楠木船棺。随葬的6件器物有青铜缶、鼎、匜、盆以及鬲、甑组合而成的青铜甗。

新都木椁墓腰坑中出土188件青铜器，有礼（容）器、乐器、兵器、工具等。新都大墓的随葬品无论在种类还是数量质量方面，都远远高于其他中小型墓，无疑是墓主生前地位高低在葬仪中的反映。新都木椁墓内出土的器物还表明，墓主是经“昭祭”礼仪而后下葬的。所谓昭祭，即是以金奏《昭》乐来隆重祭祀有功德的先王。昭祭本是天子所用，东周时代诸侯逾制，礼崩乐坏。大墓葬真实体现了古蜀王国雄厚的实力，繁多的祭品蕴藏着关于古蜀王国祭祀活动信息。

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墓葬系长方形土坑竖穴多棺合葬墓，为开明王朝王族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葬，年代约当战国早期。该墓葬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数量、体量最大的船棺合葬墓，其宏大的规模显示出开明时期古蜀国宗教礼仪制度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是，没有发现人殉现相。然而，3000多年前的商朝，强调贵族的绝对统治权、世袭权、和夫权。男性中的贵族，对所有人享有生杀大权。商族贵族笃信鬼神，相信人死以后，灵魂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一切按照“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礼制办事。商族贵族死后，人殉所用的人，大多是死者生前的近臣、近侍，有贵族、有平民。

图（8）八人抬圆柱形棺木送葬队伍，由持招魂幡的人前方引路。（民间收藏玉板拓片）

高级贵族墓葬通常用数十名殉人，王陵中的殉人数在百名以上甚至数百名。地位高贵或者十分富有的贵族死时，后人常常在其墓葬的墓旁埋入1辆或数辆马车，为死者在另一个世界准备的代步工具。 河南殷墟王陵区的一座王陵，仅在墓道中即发现被砍下的人头73个、无头人骨架59具。在大墓的椁顶周围发现11名殉人。还有一类成批使用“人牲”的祭祀坑，坑内骨架上都撒有朱砂，有的有捆绑痕，有的则可见刀砍痕。这些个体大都为男性青壮年，也包括少量青年女性和儿童。李济先生在《安阳》中记载：杨希枚教授在台湾，把王陵区殉葬坑里的369个人头进行测量，得到五组信息。第一组是典型的类蒙古人种（30具人头），能在布略特人和楚克奇人的典型代表中找到。第二组是太平洋类黑人种类（34具人头），与巴布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极为相似。第三组是高加索人种（2具人头），为数极少。第四组是类爱斯基摩人（50具人头），可能与西伯利亚西北部土著居民有关。第五组 （38具人头）出处未明的小型头骨。据记载，武丁时期，曾在山西，陕西、河套地区与外族交战，“人牲”的可能是战俘。 商代以后，周、春秋、战国、秦朝皆有殉葬习俗，《墨子·节葬》篇说:“天子杀殉，多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多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

图（9）民间收藏尊盛人首

《西京杂记》载:“幽王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唯一男子应是幽王，百余女子应是殉葬的宫婢、妃妾。上世纪70年代，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墓穴内整整20多个陪葬少女，她们形态姣好，骨龄大多在15—30岁。而且身形很一致，都是均匀高挑的身材，脚掌和腿部骨骼有一定量的磨损。综合起来看，她们是一群年轻貌美的舞女。这群年轻的少女，在严苛的周礼制度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享受特权的就是男性贵族曾侯乙，她们是而残酷的人殉制度的牺牲品。金沙石跪坐人像都出土于该遗址的祭祀活动区内，有的与石蛇一起埋藏，有的与石蛇、石虎、石璧等有规律地摆放在一起，这一切迹象说明石跪坐人像是特殊的祭祀用品。石跪坐人像与石虎出土时并置一处，虎口正对人的胸膛，其特殊的摆放形式具有强烈的宗教涵义。12尊石跪坐人像造型大致相似，都是被捆绑的男性的裸体跪像。脸形方正瘦削，颧骨高凸，鼻梁高直，大鼻头，大嘴巴涂有硃砂，耳朵上有穿孔，双手被绳索反绑在身后，双腿弯曲，双膝跪地，臀部坐于脚后跟上。头顶的头发从中间向左右分开，两侧修剪得极短并微微上翘，脑后的头发又被梳成两股长长的辫子，直垂腰间。面部表情作惊恐状。与中原殷商王朝祭祀活动中大量杀殉活人的方式相比较，金沙遗址大量出现的是用石雕人像代替活人祭祀的现象，在这一点上，古蜀国祭祀方式较中原地区显得更为开明和进步。

结束语

古蜀不是好战的王朝，而是以原始宗教维系的神权国家，古蜀遗址、墓葬多祭器、礼器而少有兵器,即使出现有玉戈、石矛、齿援铜戈等,也只具有礼仪性质。在十二桥金沙遗址中央,也是一大片“祭祀区”,在数米厚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金器、玉器、铜器,成吨的象牙,数千枚獠牙和鹿角,大多是祭器礼器,包括太阳鸟金饰、玉琮、铜人像、鱼鸟纹金带等珍品，证明在数百年间这里经常进行着国家级的宗教祭祀活动。开明氏蜀王统治的晚期巴蜀文化时期,巴蜀式兵器大量出现,分布广泛, 金沙遗址及方池街遗址出土的双手反缚的石跪坐人像，正是此段文明进程中社会阶级分化加剧的形象化体现。春秋战国时,中原各诸侯国在争雄和百家争鸣中纷纷变法,创立了儒、法、墨等较系统的思想理论和经世学说时,古蜀国仍安然停滞在神权国家的幻梦之中。在历史潮流中逐渐落伍,最后在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