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耳边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本文原载《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这里有删改）中国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这也是对民主党派性质的一种定义性的描述。这种亲密友党关系，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特色和优势。研究和考察民主党派作为亲密友党的这种特性，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参政党和多党合作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对于民主党派来说，也有利于在划清与在野党、反对党界限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参政党应有的作用。

一、“亲密友党”是怎么“亲密”的

一个政党和另一些政党之间保持“亲密关系”，那是不容易的，也绝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和中国8个民主党派能够成为亲密友党呢？到底亲密在哪里呢？

（一）志同道合

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志同道合，是不可能“亲密”的，政党之间更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结交订交的，因为在支持孙中山爱国革命主张、在团结抗日、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等方面的政治立场十分一致，就自然而然走到一起了。中国致公党（1925年）、中国农工民主党（1930年）是成立较早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30日）、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中国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7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在解放战争期间成立，各个党派成立以后都很快就与中国共产党有了合作，而各民主党派中个别人物，则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早有联系，个人之间成为亲密朋友的很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性人物，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革命者，他们参与各自政党开展政治活动、革命斗争的时候相互支持是必然的。

（二）生死与共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亲密友党关系的形成经受了生死考验，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决战时期，他们是战斗在一起的生死之交。最典型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民革领导人和许多民革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参与策反活动和起义活动，协助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许多民革人士因为参加策反活动被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在重庆渣滓洞一起牺牲的共产党地下党人，他们和民革人士的鲜血流在一起，确实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民盟、农工党也有成员参与策反活动为革命胜利贡献了力量。是生死考验带来了生死与共的亲密友党关系，这是其他国家的政党之间所罕见的。

（三）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长期保持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的合作关系和深厚友谊，尽管在个别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曾经发生过短暂的不愉快，比如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中，曾有个别民主党派成员鼓吹过“第三条道路”，但在“提意见、作批评”之后消除了隔阂，保持了亲密友党的密切合作关系。即使是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与各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也仍然以“提意见、作批评”作为监督方式，充分体现他们亲密关系。因为密切合作，各民主党派才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才毅然决然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因为形成了密切合作的优良传统，各民主党派才能够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成员、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参政党。

二、各民主党派坚持共产党领导是保持亲密友党关系的前提

在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新中国政权以后，各民主党派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体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有意识留下了民主党派”，对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其基本精神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长期合作，进一步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从共产党方面来说，“有意识留下民主党派”是因为有苏联共产党不留下合作政党的先例，而中国共产党拒绝仿效苏联共产党的先例。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苏联是搞一党制，从我国的情况看，有几个党比一个党好。这样做，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同时，苏联共产党之所以没有“留下”其他革命党派，是因为它们不支持共产党领导，而中国各民主党派不仅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也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始终是中国革命的法宝，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中国国家政权时也始终坚持把统一战线作为法宝，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必须“长期共存”，才能够有意识留下民主党派。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首次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同年9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中正式宣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应当遵循的方针。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1982年1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融为一体，作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十六字”方针，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普遍赞同和拥护。共同认同共产党一党领导、各党派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这是中国执政党和参政党“合作”的第一要义。

宋庆龄，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首先，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重要条件。所谓“长期共存”，一方面是指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更重要的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格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长期保持不变。1989年6月，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这篇讲话中要求“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50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12页）。依据这一精神，1997年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展望新的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全国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个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跨度达50年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其中也包含了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的长期不变。现实也表明，在今后若干年继续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过程中，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必须继续发挥作用，这是中国的最高利益所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识。

从根本上说，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是适应中国建立保证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国情需要而建立的。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这100多年里，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建立起足以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努力实行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政权机构的组织原则，实行执政党集中统一领导，使国家政权从决策到执行具有极高的效率。从政治运行的一般规律来看，一党执政的政党制度，适应了权力集中的现实需要。西方国家较为普遍地实行了执政权和监督权基本平衡的办法，结果是决策的严重失误被避免了，但决策的效率往往比较低下，国会旷日持久无休止的辩论往往耗费大量时间，增加了决策的成本。正如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所指出的那样，“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在于：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建设的加强。”我国政治制度的这一特点已经在过去五十多年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已经从一个任人欺凌的弱国，变成为享有崇高的国际地位，中国人民也由温饱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

同时，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经验教训的产物。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直有人希望在中国建立西方式政党制度，但历史证明，在近现代中国，西方式政党制度是无法建立起来的。民国初年，随着国民党人宋教仁被暗杀的一声枪响，西方式政党制度在中国的试验陷入了绝境。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了旨在实现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内战，表明在中国不存在建立西方式政党制度的条件和政治基础。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西方议会民主并不是普适的民主形式，正如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说所说的，“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20页）中国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政党制度的模式，而必须探索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民主道路，这是中国现代政治运行和发展规律的体现，也是中国各政党的共识，是实行多党合作制度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出发点。

三、中国民主党派和在野党、反对党的根本区别

中国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与西方国家的在野党、反对党相比，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本质的区别。

相似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它们都不是执政党。第二，它们都对执政党负有监督的责任。第三，它们都具有合法地位，都忠于现实的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在英国，反对党被称为“女王陛下的反对党”、“忠诚的反对党”和“建设性的反对党”，而且被认为和执政党具有同样的贡献，反对党领袖可以得到相当于内阁成员的高薪。这一点，也和我国的执政党与参政党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相似的。

但参政党和在野党、反对党又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参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监督执政党的出发点不一样。中国参政党的民主监督是多党合作的重要形式，其目的是和执政党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这种监督始终以坚持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目的是支持执政党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提高行政效率，这种监督是建设性的，而不是为了把对方搞垮。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谈话中说：“政协委员提意见，特别是发议论，说闲话，只要不是破坏性的意见，只要是建设性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提了也有好处。提意见是合乎章程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387页）尽管西方政党制度中的反对党也是有“建设性”的，但是，它们主要是破坏性的，而且以“破坏”为基本目的：它们的出发点就是对对方取而代之。因而，它们的监督往往引起国家政局的激烈动荡；它们的监督往往出于夺取执政权的需要，不管执政党提出什么样的政策纲领，都一概加以反对，往往造成执政党的决策久拖不决，造成行政效率低下。

其次，参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监督执政党的手段不一样。参政党的民主监督是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进行的政党之间的政治监督，可以提出不同意见、进行批评，这种监督是善意的，是合乎规范的，是心平气和的。西方国家的包括执政党在内的一些政党，为了夺取或保持执政权，对不同政党采取为反对而反对的对策，各种不正当、不规范的手段都无所不用其极。不同政党之间为了一己私利可以使出各种卑鄙的手段，甚至不惜牺牲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这样的政党体制不仅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不相容的。

再次，参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监督执政党的效果不一样。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实行的十六字方针中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提法，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监督的特性。在中国，执政党和参政党，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朋友，朋友之间的监督，参政党的民主监督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这种监督是“柔性”的监督，出发点是善意的、意见也不一定不正确，但是，朋友的意见和建议并不是都必须接受的，执政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否采纳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西方国家政党之间的那种监督是“刚性”的，它们依据法律所采取的监督行动，一旦作出，就要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在中国，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的一项基本职能，也是人民政协的一项基本职能，如果民主监督变成刚性监督，多党合作制度就变成为多党制，政治协商制度就变成为“两院制”，就不符合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要求。

还有，参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同执政党合作的目的和方式也是不同的。在西方国家的政党之间除了互相监督，也有互相合作的情况，比如联合执政、联合打击执政党等等。它们的合作通常不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全局和战略利益，而是以谋取各自政党利益、相互利用为根本出发点，一旦自己政党利益不能得到满足，合作就会破裂。它们这种合作是脆弱的，短暂的，临时性的，策略性的。中国的参政党和执政党的合作尽管也是以各自组织独立为前提，合作也要满足参政党所联系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要求，但它们是以共同的现实和长远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为了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是为了各个政党的私利而合作的，这种合作是长期不变的战略性的合作。

在西方政党的合作中也有一个政党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的情况，但像中国参政党这样公开宣布接受执政党领导、以执政党的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的情况是没有的。中国参政党以其进步性和广泛性相统一的特点作为与执政党合作的重要条件，一方面，如果没有进步性只有广泛性，多党合作就会丧失必要的政治基础，参政党就可能演变为在野党和反对党。另一方面，参政党的广泛性作为实行多党合作的理由和需要，其所体现的不同利益诉求必须得到尽可能满足，否则进步性就会被消耗殆尽，从而形成反对党和在野党得以滋生的土壤。广泛性会不断更新，但也一定会因为利益需求得到满足而成长为进步性，这是多党合作事业得以不断延续发展的条件和目的所在。正如毛泽东1954年10月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说过的：“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了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则谁还干呢?”（《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六卷364、372页）

四、为什么“互相监督”主要是参政党监督执政党

2005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参政党之间的互相监督，“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更加需要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

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的目的是共产党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也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尽管这里邓小平不是就民主党派监督而言的，但也包含了民主党派的不同声音。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中说：“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56页）

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的目的也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谈话中说：（我们形成了这个宪法）“你说蒋介石会不会高兴?我看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就知道他是不高兴的。……中国搞统一战线，他们也不赞成，他们希望我们搞‘清一色’。”（《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31页）周恩来1957年4月24日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文中也曾说过：“民主党派参加了革命和建设，那么他就有一份功劳，他是人民的一分子，他就有权利来说话。”（《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352页）这就是说，民主党派是亲密友党，也是人民民主的参与者，民主党派监督执政党，有利于充分体现党的领导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