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计谋，得逞了？

不久前，跟踪企业回流趋势的非营利组织Reshoring Initiative发布了一则报告：2021年美国企业回流的趋势有所加快。

根据这家机构的预测，2021年全年，美国有望通过回流以及直接投资创造22万个岗位。将再度刷新2020年创下的16万岗位的历史记录。

众所周知，这几年，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对包括欧盟、日本、印度等在内的全球各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贸易进攻。

通过退出国际公约、提升关税、列实体清单等单边政策，以及芯片断供、强制索要半导体企业数据等各种“微操”手段，美国的确获得了可观的成果。

要知道，二战前，巅峰状态的美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工业GDP的40%。如今，美国制造业在本国GDP中占比已经常年不足20%。

制造业不仅是人口密集型产业，能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也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是重器。高端制造业，更是重中之重。

美国，要抢回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

不仅如此，美国看似“无差别”的攻击，其实另有目的。

这几年，东南亚地区“替代中国”的舆论，也接连不断的出现。印度、越南、印尼、孟加拉国等，也一个劲的主动出击，招揽制造业在他们国家安家落户。

最近，这种情况，再度受到很多有识之士的担忧：美国正在抢走芯片等高端制造业……

更让他们担忧的是，由于美国提升关税，导致贸易成本提升，中低端制造企业为了压缩成本，将被迫转移到东南亚，迫使中国去工业化……

那么，这些担忧，是否会发生？

在弄清这一问题之前，我们要弄明白两个问题：

首先，美国能否通过国家意志，改变产业发展趋势？

其次，制造业真的在向东南亚转移吗？

01

美国的意志是有限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时代广场的故事，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

1984年，负责城市建设的纽约州官员威廉·斯特恩刚上任，就需要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那就是改造曾经美国的名片、全球最知名的纽约地标——时代广场。

但在当时，这几乎是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在1980年代，外国游客晚上去时代广场得需要警察陪同，这样才不会被路边的毒贩、嫖客、妓女和皮条客骚扰。

在时代广场附近，分布的到处都是供娼妓交易的小旅馆、按摩房，脏兮兮的下等菜馆。色情书店播放高级流氓看了都脸红的X级电影或者录像、还有偷窥秀场和瘾君子的呕吐物。

当时的时代广场如同一个人间地狱，破旧不堪、乌烟瘴气，那里的人也肮脏堕落。

单单是1984年一年，在第七大道和第八大道中间的一个街区，就有两千起犯罪记录，而在这两千起案件之中，则有五分之一是暴力强奸和谋杀。

这个街区是纽约当年最暴力和糟糕的街区，也是距离时代广场最近的街区。

作为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斯特恩对八十年代的纽约既愤怒又痛心。上任之后，他决心做点什么。

十几年之后，当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穿着小一号的球鞋在麦迪逊广场砍下43分时，时代广场已经变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样子——

霓虹闪烁、国际大牌公司林立，到处都是象征着财富和奇迹的霓虹灯和钢铁玻璃结构大楼。

时代广场脱胎换骨，不但街区变好了，还重新成为了纽约价格最贵的街区。

那么，斯特恩到底做了什么才产生如此的奇迹呢？

答案是——什么都没做！

之前，斯特恩和他的团队在八十年代曾经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耗资26亿美元的、恢复时代广场的方案。

这其中包括建设一个庞大的地标性办公大厦和大型电脑商城，以及修复古老的歌剧院。

但很可惜，这项计划先是被纽约市评估机构七裁八剪的去掉了很多耗资巨大的部分，又因为87年股市崩盘、纽约市的主流金融机构和律师事务所接连倒闭，被直接否决。

斯特恩的“重启时代广场”的计划完全夭折。

但时代广场却突然自我恢复了生命的活力。直到今天，也很难有人说出具体原因。

如果非要追溯，倒是有这么几个节点性事件：

1990年，美国娱乐业巨头Viacom公司，或许看中了此地“过分繁荣”的娱乐市场，租下时代广场一个旧酒店。

当然，也可能是股市的崩盘，让投资人动起了“抄底”实业的心思。

不久之后，国际著名出版社贝塔斯曼和著名投行摩根斯坦利也开始在百老汇大街上购置房产；1993年，迪士尼公司买下了新阿姆斯特丹剧院……

而迪士尼的入驻让投资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周围的房价开始放量飙升。

房价涨起来之后，人口成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几年之间，时代广场就自我革新的变成了五十年代最繁华的样子，仿佛根本没有八十年代肮脏的一幕。

目睹这一切奇迹的斯特恩承认，市政府其实根本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安排，其实是时代广场自己脱胎换骨。

我们再看另一个大家更耳熟能详的故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计划。

自从2016年上台之后，特朗普就看到了美国制造业中空这一病症。此后，就是全球看着他一手强势限制外国商品进去美国市场，一手强势拉拢制造企业到美国建厂。

正如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的斥责：“为了形式上的政治所得，特朗普正在对企业行使总统级别的勒索。”

然而，特朗普还是视之为自己的功绩。

2017年1月3日，美国福特汽车宣布，取消在墨西哥16亿美元建厂计划，转到密西根州，预计增加700岗位。

很快，特朗普又宣布苹果、富士康、英特尔等制造企业，也表示要回到美国建厂。

甚至，韩国LG、三星也表示在美国投资生产。

不过，制造业并非一颗盆景，可以随意搬来搬去，而是一整个丛林生态。

就拿手机来说，除了芯片、屏幕，还需要铝材、螺丝钉等元件，以及所有环节相关的生产、加工生产线。

虽然，每一环节，都没有卡脖子的技术。但是，成本就是最大的“卡点”。

如果手机制造企业搬回美国，但是所有元器件都需要进口，而且组装成本也更高，那么产品总成本就呈指数级提升，竞争优势大打折扣。

而相关元器件企业如果要搬回来，除了手机制造企业，没有别的订单，大概率也是饿死。

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企业答应回美国的企业答应挺爽快，就是迟迟不见动静。雷声大，雨点小。

正如乔布斯生前对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那些珍贵的制造能力，一旦流出，就再也回不来了。

02

谁能留住制造业

其实，早在19世纪末，美国就超越英国，取得了世界生产的领先地位。

福特T型车装配线

然而，在过去50年里，制造业占美国GDP比重，从27%下降到11%。

21世纪的头十年里，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64000家工厂关闭。

这群人的饭碗，很多都被海外抢走了。

不过，这不是我们抢，是美国人自己让出来的。

波音公司CEO詹姆斯•迈克纳尼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常像旅鼠一样，始终在以降低成本的名义在全球范围内不知疲倦地拓展供应链，最终造成企业摊子铺得过大。”

大了之后，有什么难处呢？

美国车桥（American Axle & Manufacturing）是美国著名的汽车配件商，他的老板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他们给凯迪拉克一款车生产的新型电子扭矩分配装置出现了问题，导致仪表板上的灯不停闪烁。

他们把装置逐步分拆，寻找原因，一直追溯至位于德国南部山区的一家四级供应商，这家供应商生产一种比铅笔橡皮头还要小的部件。

就是这个价值不超过25美分的部件，却对6万美元汽车的质量造成了隐患。

公司派了一个工程师住到了德国，而厂商用了一个月时间才彻底解决问题。

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还要“盲目”地进行全球化？

因为金融压力。

从80年代开始，来自金融市场最大化短期回报的压力，导致大型公司剥离盈利能力较差的业务，关注“核心能力”——因为“轻资产”公司能获得更高的股票估值。

很多公司最先剥离的是生产环节，让企业债务减轻，人员相应减少——因为制造转移到了海外。

而相关业务一旦转移到海外，羊群效应就产生了。和业务直接相关的供应链企业，也会跟着凋零和转移。

曾经大企业因制造网络的勾连而“罩着”中小企业的“热带雨林”生态被破坏，具有“互补能力”的联系网络也日益松散。

像IBM这样的美国大型跨国制造企业，业务调整之后，或许还有能力跟上创新前沿，但是美国25万家中小型制造企业缺乏这种能力。

中小型制造企业占美国制造业企业总数的86%，雇用了超过一半的制造业员工，生产了超过一半的制造业产出，但“它们基本上不在我们的创新体系内。”

2014年的调查显示，这25万家企业中，只有3702家的员工超过500人，三分之二公司的员工人数不足20人。

他们是跟着大企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小喽啰，只能跟着大企业吃草，却没有能力“开垦”出大片牧场。

所以树倒，猢狲就散了——很多美国中小制造企业选择把总部迁往亚洲，离终端制造企业和消费市场更近。

所以，在40年前，美国的消费电子企业决定将那些“成熟”产品的制造工厂迁往亚洲。大致的路线是，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

回到开篇的故事，美国时代广场重回辉煌，不受美国意志的影响，而是这片“腐烂”的丛林生态，一草一木自己长出来一个新的繁荣。

制造业中空之后，尽管美国的国家意志很明确，但是，全球产业各个环节已经在各处落地生根。美国的意志，也拗不过这条大腿。

美国制造业转移的第一站，是日本。

不过，日本，同样也留不住。

二战之前，日本有四大工业基地，京滨工业区、阪神工业区、中京工业区、北九州工业区。

这些工业区都是明治维新后逐步建立的。

二战之后，日本经济开始腾飞，一个全新的制造业基地出现了，它就是濑户内海工业区。

位于濑户内海的神户工业区，堪称是日本制造业变迁的范本。

濑户内海是连接日本三岛的重要海域，这里的最大特点就是海岸线绵长，可供发展的工业用地多，港口既多且深、公路网络发达。

由于日本缺乏资源，工业原料和燃料等绝大多数都依赖海运输入，所以工厂靠海可以免去一大部分运输费用。

而日本又是外向型经济，其工厂生产的产品也大多直接运到外国，靠海的工厂可以把生产出的产品直接运到海外。

生产地和消费地贴近，则给工厂提供了非常好的便利条件。

神户的工业在二战之前主要是造船业和化学工业，二战之后则凭借这个历史遗产和便利的海运条件，一跃成为全日本最大的重工业制造基地。

围绕神户，出现了一大批动力设备企业、工业加工企业和电子企业的产业集群，而这些配套企业，又有分别在附近乡镇的町工厂供应螺母等初级工业品。

由于这里的产业集群配套完善，外加配套工厂距离近，运输便宜，这就让神户造船厂造出的船只不但生产速度快，而且成本极低。

只需要美国同行一半的时间，日本造出的大船就能交付给客户。

价格则只需要美国同行的三分之一。

在八十年代之前，日本用这套几乎完美的造船业集群，形成了当时日本造船业独霸天下的寡头格局。顺利接下来自美国的接力棒。

然而，王权无永恒。

2012年的一天，造船厂工人在早晨的寒风中目送最后一艘大船离开干船坞，驶向大海。以这条船收尾，日本三菱重工关闭了曾经享誉全球的神户造船厂。

2018年，位于爱知县的IHI公司的可以制造航母的800米干船坞被关闭。

讽刺的是，这座船厂刚建成时还被亚洲其它国家认为是日本重新建造航母的证据，但事实上，这座按特殊用途高标准建造的船厂，从建成之后就一直处在亏损的边缘。

离它不远，曾经建造出日本“大和号”战列舰的吴港造船厂，业务也几乎陷于停滞。

现在的濑户内海工业区，该迁出的工厂已经迁到中国、东南亚等国家；一部分没有追随核心工厂前往外国的配套工厂已经停业。

那么，这一切又是怎么样发生的？

跟美国问题一样，很多事情无法找到最初的源头。日本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可以追溯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作为出口型国家，尤其是本国人口较少、市场空间有限的国家，每次金融危机，对日本伤害都很大。

为了刺激市场，日本政府推行货币宽松政策，尤其是安倍晋三上台之后，日元大放水。

这就导致昔日的财团和企业都去房地产和股市赚快钱；而由于股市、地产崩溃导致企业财务困难；因为财务困难，为了降低成本，大型工厂迁出；配套工厂追随目标工厂迁到外国……

而日本的电子、导航等公司也因为造船业的萧条，无法获得足够的订单，最终输给中韩新兴的同类企业。

恶性循环开始之后，困难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个小小的改变，最终使得日本制造业成为日本永远的痛。

在2020年4月，日本宣布拨出22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来帮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迁回国。

太阳底下无鲜事。

日本也在重走美国的老路。

然而，美国尚且不能改变全球趋势。日本没有美国的威权，没有能力和全球搞单边政策，更是无法改变现状。

当下，全球制造业流向全球最大的洼地——中国。

03

又一场意志的考验

制造业会自动寻找原材料、流通、人力等综合成本更低的地区，这是全球法则。在中国，也不例外。

互联网上，消息都是透明：

2018年，日本村田制造所旗下的深圳公司升龙科技被迫关闭，1500名员工失去了工作；再早一些，富士康将深圳公司的大部分业务转给了郑州公司、成都公司，甚至越南和印度的公司。

在升龙科技撤退的同时，爱普生撤离深圳，三星也撤离深圳。

甚至目前全球最知名的中国公司，深圳土生土长的华为，也将生产工厂搬到了东莞。

据媒体报道：2015年到2020年，深圳制造业企业注销量分别为1345家、1715家、1731家、2616、6282家，截至11月27日，2020年注销数量为4634家。

其中，2019年深圳制造业企业注销量比2018年增加约140%，制造业企业加速撤离。

而同期，深圳制造业企业的注册数由2015年的34000家，降到了2020年10000 家。也就说2020年已经不足2015年的1/3……

谈到这里，我们再看个小国家，位于印度东面的孟加拉国。

这个国家前身是东巴基斯坦，拥有人口1.66亿。全国人民挤在拥挤的孟加拉湾，尽管拥有很多优质的耕地，但却无法让每个国民都吃饱喝足。

而正因为拥有平原过多而无山，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埋藏的资源。

孟加拉国没有印度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全球服务业，也没有办法像东面的缅甸一样利用资源和区位优势发展经济。它们甚至还不如曾经是同一国的巴基斯坦，因为小巴还有公路连同中国。

在历史传统中，孟加拉湾靠种植黄麻这种天然纤维过活，但随着70年代pta等石化纤维的出现，黄麻几乎被人废弃。

孟加拉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都被废掉了。

他们只能靠自己。

电视剧《天道》男主角丁元英曾给那些想改变命运的村民一段忠告：想干成点事，就记住两句话，别把别人不当人了，别把自己太当人了。

吃得非凡之苦，才能成就非凡之事。

2021年夏天，孟加拉国公布了本国2020年的经济数据。

令“超级大国”印度脸上无光的是，孟加拉国的人均经济已经后来居上、超过了他西面的邻居。

孟加拉国靠什么？

服装加工、皮革制品、化肥生产和陶瓷家具，这些产业无一例外，都曾经是中国的优势项目。

尤其是服装业。

事实上，中国服装业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孟加拉国。

据统计，孟加拉国拥有2000多家纺织厂，4500家成衣企业和不可计数的围绕这些工厂建立的小型家庭作坊。

正是因为这些产业存在，才使得孟加拉国出现经济“奇迹”，也使得大概300多万的孟加拉国女性拥有了工作，改善了生活。才让昔日动辄饿死人的孟加拉湾的光亮，超过了印度。

我们再说一个国家，印尼。

这个国家，有矿。

印尼的金属镍资源全球第一，已探明的有2100万吨，占世界储量的24%。

几乎所有中国股民叫得上名字的中国矿业公司都在印尼建有工厂。

但印尼不打算卖矿了，因为他们要发展自己的新能源产业。

中国遇到的问题，印尼也遇到了。

外国把本国的资源便宜买走，自己赚不了多少钱，还留下一堆问题。

印尼这2.6亿人口，谁养？

所以印尼政府决定趁此机会发展自己的冶炼业和加工业，从资源出口国转型为现代制造业国家。利用其矿产优势，吸引全球优秀企业，打造印尼制造业产业集群，专攻镍和新能源。

因为把控着上游资源，印尼政府将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和不锈钢产业。

该国最大的国有镍业公司，已经和宁德时代、LG新能源等在印尼合资建立新的工厂，积极走转型升级之路。

前几年，加拿大《环球邮报》就曾发布这样一篇文章：《下一个中国?印尼将成为亚洲新的经济强国》。

除此外，还有近些年提到东南亚制造业时高频出现的、摸着中国过河的国家，越南。

以及，拥有13.66亿张嘴、动不动就要赶超中国的国家，印度。2005年就喊出口号，在纺织业上，与中国一较高下。

当年的我们，也是如此。

可以这么说，每一个国家产业发展之后，慢慢看不上的、急于向海外转移的“脏活累活”，都是下游国家梦寐以求的“香饽饽”，甚至是“救命药”。

但是，美国、日本，相继证明了，国家发展之后，不论国家意志如何，这些“脏活累活”是保不住的，流失之后，也是回不来的。

那么，中国也会坐视制造业流失吗？

答案是：不会。

因为，我们有着充足的理由，延缓制造业的外流，甚至有理由把一部分制造业固定下来。

毕竟，我们国家与美国、日本，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生活着一个洲的人口。

中国有不少的制造业，都是随着城市发展、劳动力成本提升，直接转移到了国外。

而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我们不能，也不会放任“先富”绕过国内落后城市和劳动者，直接拉动海外的“后富”。

那么，中国能否改变制造业外流的趋势？

尾声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大国能改变制造业外流的趋势，我想只能是中国。

原因就在于，制度。

今年7月，酷玩曾写过一篇稿子，其中，引用了郑永年教授在2018年的著作，并论述了我们和其他大国的制度的差异。

文中讲到，中国是“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西方是“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

通俗点来说，西方世界，市场决定一切，决定产业周期，决定时代广场的荣衰，甚至决定政策导向。

而在我国，国家利益要高于市场，先富们不能按照自己“挣容易钱”的惯性，随意决定产业去留。

不论是政府提出的《中国制造2035》，还是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一方面，要不断消除中国当下制造产业所面对的种种危机，政府要主动去考虑降低、保留制造业的成本，提高利润空间；

同时，企业也要想办法提质增效，要么创建品牌和专利壁垒，要么在提质增效上想办法。

另一方面，不断的攀升科技树，在产业效率和技术含量上进步，才是最关键的。

比如新出现的“黑灯工厂”，企业主利用自动化生产方式改造自己的生产线，培养更有技术含量的自己。

比如提倡良好的跨界产业，利用产业之间的整合创造新产业。在目前新能源领域、大数据领域和高科技领域，已经有很多因为跨界而产生的新业态，有些甚至最终形成了新的产业。

用不断自我生长的新细胞去替代旧细胞，才是生命的常态。

当下，的确有不少人感觉到难。

一部分原因，是有些发达的地区政府，无底线的“腾笼换鸟”。旧的产业腾出去了，新的产业并没有装进来。

另外一部分原因旧产业的劳动者，正处在和新产业融合的阵痛期。

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除了一部分低端制造业外流，美国、日本，正通过巨额补贴，从中国掏走中高端制造业。

当下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应该依然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应以更大的力度帮扶当下的制造产业，继续以超长的耐心和那些拼着命想承接我们低端产业的国家竞争，稳住当下的市场，甚至获得更大的市场。

同时，以更快的速度攀摘高端产业，和那些拼着命想保住中高端产业的国家竞争，稳住已经拿下的市场，逐步获得更大的市场。

这是一场意志与意志的角逐，没有谁能速胜。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都对这个时代负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