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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发的困难

1934年3月底，形势越来越严峻，李德感觉无法打破国军的“第五次围剿”，向博古提出要准备战略大转移。4月，广昌失守，瑞金北大门被撕开。5月9日，正式形成“战略转移”意图，并且悄悄开始举备工作。5~9月“扩红”近十万，6月25日，“战略转移”得到共产国际批准，月底作出最后决定，但仅局限于“最高三人团”。

转移后的军事计划始终未经政治局讨论，初名“西撤”。准备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鄂西创建根据地。9月下旬，仍只有高层核心人物知道“即将西撤”，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隐约感觉“西撤”，就是连彭德怀、陈毅也不清楚这一重大意图。

西撤成为“敌军不清楚，红军也不清楚”的秘密。10月初，李伯钊等接到通知，立即到苏区中央局开会，当组织部长李维汉宣布中央红军马上撤离苏区！许多人都哭了，基层官兵开拔时，并不知这回是“撤离苏区”，而是抱着为了“胜利反攻”走的。由于没有政治动员，完全秘密行动，计划只传达到师级，全军毫无准备。

陈伯钧上将(1910~1974)：

那样大的行动，没有政治动员就是最大的错误，这样就没有了精神准备，官兵的积极性就没有办法发挥到最高度。一旦遇到困难不但不能克服，反而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倾向。如果早就作了政治动员，各种倾向就会防止和容易纠正。那时很多干部问：我们到底怎么行动?方向如何?他们不知道当时战略指导上的困难。

“西撤”最初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军委纵队就有三万人。带着笨重的坛坛罐罐，甚至连石印机都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地区打仗，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有的军团八百余副担架，有的军团上千副，战斗部队加上直属队还不到一半。无法机动作战，只能消极避战。一天如果能走五十里，就能走在国军前面，甩开追敌。但走的是五岭山脉的羊肠小道，在大庾岭、骑田岭、越城岭上转来转去。

为防敌机侦察轰炸，只能夜行军，一下雨就相当滑，加上拥挤不堪，走走停停，常常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坳，从小山这边翻到那边，总共不到十里。尤其是夜行军久了，消耗太大，特别是天快亮时，最容易打瞌睡、掉队。

于是形成规律：晚上行军、天亮宿营，中午白军追上来，就打几个钟头，等到黄昏就走，第二天又是这样。新兵、民夫极不适应，减员甚多。所以有很多人不是打死的，而是拖死的、累死的。

陆定一记述翻越第一座大山——老山界：

下午才开始走，沿着山沟向上，前面不知为什么走不动，等了好久才走了几步，又要停下来等。队伍挤得紧紧的，站得倦了，就在路旁坐下来，等前面发起喊来了“走走走!”于是再站起来走，满望着可以多走一段，但不到几步，又要停下来。天色晚了，许多人烦得骂起来、叫起来。

江西跟出来的三个纵队嫡系国军：薛岳纵队(五个师)、周浑元纵队(四个师)、吴奇伟纵队(三个师)。国军走大道，速度很快，红军怎么也摆脱不了追兵。尤其是红军上下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不知道何处是尽头。

2、一路减员

刘英记述：

离开根据地越来越远，有的挑夫开小差溜了，老实的也流着泪请求让他们回去。临时雇来的民夫不能走远。他们说，再走远，回去就会被认为参加了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我努力鼓动，燃起他们的热情。对红军新兵运输员还可以，对民夫却没有多少效果。这样，三梯队政治部又有了一个扩民夫的任务，走一批换一批。但行军缓慢，疲惫不堪，严重减员的局面没有改变。

挑夫可是重金雇请，两天一元，先预付十天工资。湘南有的村子两天就出来88名挑夫。但走得远了，挑夫怕认不得路回不去，渐渐溜号。

博古、邓发、王稼祥等都说，“中央红军”从出发的八万余人到遵义会议的三万余人，逃兵是大量减员的主因。“部队减员不是由于战斗，而首先是因为逃跑了近三万人，这些人是在长征前几个月中刚“扩红”入伍的。

1934年11月7日，红一方面军进入湘南丘陵，红一军团一师三团的彭营长不见了：

他是湘南宜章人，乡土观念重，据分析是回家了。他和我关系还好，昨晚把三千元苏区票给我，我还以为他是交党费的，没想到他要回家。

在贵州倒流水，红一军团教导营吕连长开了小差。一位团参谋长叛变，被警卫员发现，向政治保卫部门汇报，才避免更大损失。松潘附近的菠萝茨，一个班对前途失望，集体拖枪逃跑。

1935年11月26日，都到了陕北，形势好转，红一军团四师十二团团长仍跑了：

这些人不知怎么想的?雪山、草地都过来了，现在到了陕北抗日前线，形势在好转，反而逃跑，真怪!"

部队不断减员，中央纵队不断报告：人散了，机器丢了。

长征中部队减员是惊人的。十五、十三两团合编时1500余人的十五团只剩下三百人左右。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从兴国出发时2724人，1934年11月11~12日“扩红”三百余人(多为没吃没穿的苦孩子)，仍仅两千挂零，甚至一边扩一边减。11月16日该团机枪连扩红八名，“掉队”四名。12月7日红三团参加湘江战役，再次减员至八、九百人。

1935年6月23日，1400余人的红一军团直属队从懋功出发，7月10日到毛儿盖，一路行军，并无战斗，减员120人。

1934年11月27日~12月1日，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从广西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7万人马只剩下三万多。毛泽东因肺病也坐担架与王稼祥在担架上商定红军未来往哪里走？红军血染湘江，当地百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3、钱粮从哪里来？

红一方面军长征最初用的是苏联援助的100万元，此款原是苏联支持1933年11月25日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款到之时，福建人民政府已失败，这笔款便成为突围西征的军费。1934年10月15日，林彪红一军团红一师，补充几百名新兵、一批子弹、五百块大洋，作为长征开拔经费。

“苏维埃国家银行”组成的第十五大队，毛泽民任政委，一百多副担子(几十担银元、几十担票子、一批印钞器材)。过潇水时，扔了印钞器材；遵义会议后，大部分银元分散至供给部队携带。纸币烧了一些，挑担减了不少重量。另有资料，过湘江后挑担就减至60多担，到达贵州土城前再烧掉一批票子，减轻了体力消耗极大的运输员负重。

毛泽民的任务是沿途筹款、保障全军经费。为保持苏币威信，还得沿途换钞票，任务很繁重。行军中最辛苦的除了运输员，还有炊事员、饲养员除了“辎重”，宿营时人家休息他忙活，出发时炊事员得收拾厨具。行军不是背锅就是挑着炊事担子。

毛泽民规定十五大队炊事员，十天休息一天，干部轮流顶岗做饭。这一制度坚持到过草地，十五大队炊事员都到达延安。三万余红军乃是客军，进入西南滇黔川康地区，没有后勤保障，一切吃穿用度必须就地解决，走到哪儿吃用到哪儿，军需补给十分艰难。

1935年4月7日，红一方面军夜袭贵州毕节瓢儿井，没收富户盐庄，一小时内千余百姓争着分盐，“附近许多苗人也来要盐，往来背盐的人好像蚂蚁一样忙个不停。”

4月26日占领云南宣威，没收一家大土豪的栈房，著名的宣威火腿堆满几房子，宣威罐头也拿不完，许多贫民一人分得两三条火腿。

陆定一：

湘滇境内完全靠打土豪，物质比较丰富，不但能吃到醪糟煮蛋、腊肉，还可吃到鲜猪肉。先头部队一到宿营地就杀猪办伙食，后面的队伍一听前面有猪的嘶叫，就知道宿营地到了。那时的生活，比起被敌人重兵封锁、断绝了物质来源的苏区反而要好得多。进入人无三分银的黔境，真正穷地，伙食大不如前。

筹款、扩红仍是长征途中的头等大事。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党总支书肖锋(1916~1991)，所撰《长征日记》，凡筹款、扩红必录：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吴起镇说：红一方面军一路筹款数百万、扩红数千人(按：毛主席可能并不知道确数)，据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在《战士报》1936年元旦“新年献词”，红一军团扩红四千多名。”

这一数据应该是到达陕北后的“扩红”。途中，每到一地都搞扩红比赛，“地方工作组”总是走在最前面，遇到老乡便“扩红”。红一方面军陆续补入至少1.5万新兵，湘南境内补得较多，进入西南后，仅在遵义、会理两地就补入万余人。凉山扩入千名彝民，红二方面军在黔西亦扩红五千余人，红一方面军抵陕后还从东北军俘虏中得到补充。

但新扩的部队也不容易巩固，真正打起来，还是靠红军的老骨干。

周恩来对斯诺说：

长征中在川黔康损失较大，同国民党交战所造成的损失，比由于疲劳、疾病和饥饿以及同少数民族部落的摩擦所造成的损失要少。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川西甘孜，决定过草地北上。红四方面军骑兵师为全军先锋，沿途打了72仗，三千多骑兵打到南渭县，只剩下200多人。

武器弹药仍靠缴获，兵工厂、军械所只能简单维修。江西出发时百余名修械厂工人，抵达陕北时只剩下七名。乌江战役缴获侯之担两师大部分枪弹，娄山关缴获王家烈两师大部分枪支，遵义南面十里铺战缴获吴奇伟两师全部辎重，甘肃青石咀战役缴获东北军四五百匹军马与十多马车子弹、军衣。

长征出发时所携弹药较为充足，许多士兵牺牲时不肯丢弃武器。总之，长征中并不缺乏武器弹药，匮乏的还是粮食衣被，这一部分补给。筹集方式主要是没收、购买、借贷。

1935年6月17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懋功。红一方面军疲惫之极，军需乏竭，四方面军给了一方面军大量物资：一袋袋江油中坝大米、一包包川南白盐、一壶壶资阳、郫县的豆瓣，还有川北茶叶、川西海椒面、阿坝草原酥油糌粑等。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卓克基设立大粮站，向路过的一方面军提供小麦炒面、青稞、玉米粉，以及洋芋、南瓜、萝卜、白菜等。中央机关与总部经过时，按每人三十斤粮食给予重点补充。红四方面军一共搞了两百万斤粮食、两万斤盐巴，还有一些牛羊骡马及蔬菜。

4、在遵义的日子

周子昆率领的红三十四师多为新入伍的赤卫队和农民，未经训练与实战，连续行军苦战。全师几乎垮散，李德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他迁怒于人，抵达遵义前，训斥师长周子昆(1901~1941)：“部队带垮了老婆却带着。”

事实是周妻不愿留下，自己拼命跟上来，周子昆顾不上她，吃了许多苦。李德却为此大骂周子昆，令警卫班将周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审判。警卫不肯动手，李德更恼火，博古、毛泽东在场，博古不吱声，毛泽东说将周交给他处理。给了李德下台阶，翻译伍修权对中组部长李维汉抱怨：“李德简直是个帝国主义分子?我完全是凭着党性才给他做翻译工作的。”

不久，李德、博古在遵义会议交出指挥权。1935年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2月20日才传达到营一级。1935年初，进遵义前，张闻天要求红军必须穿上鞋，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在遵义十天，与男学生比赛篮球。

红军入遵义，驻扎十二天，全城三类铺店门庭若市，货物一扫而空：一为洋货铺(套鞋、面巾)，红军很需要这些生活用品；二为书店(共三家)，上海、南京的杂志书籍，包括铅笔簿子；三为酒肆饭铺，天天客满。遵义菜肴颇近川味，回锅肉、辣子鸡丁、各种泡菜，都是佳肴，而且价格便宜。

因为红军没收了王家烈家族经营的价值几十万的盐行，还有王家烈向上海定购的五万元“白金龙”牌香烟。这批王家烈原本准备春节犒劳薛岳纵队的“白金龙”却犒劳了红军。毛泽民还规定一元苏币可买盐七斤、“白金龙”四盒，价格远贱于前昔。这样，不仅使苏币有了“使用价值”，也可用盐烟两项进账分付苏币。

李德未能经得住考验，每到一地辄入民宅翻找东西，要鸡要肉，影响极坏。遵义会议后，常常酗酒、发脾气。1935年4月接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任务之一检查宿营纪律。

一天，刘英进了李德酒气冲天的屋子。墙角放着几坛酒，李德正自斟自饮，手里拿着鸡肉，已经半醉。地上一片狼藉，刘英忍住恶心：“李德同志，你不应该这样做，这是纪律所不容许的。”李德打着酒嗝道：“我偏要喝酒，你能怎么样?”刘英克制着：“你应该老实遵守红军纪律!”李德大发脾气，情绪失控地大骂起来。刘英毫不示弱与他理论，最后，李德竟掏出手枪朝天放了两枪，惊动了门外的警卫。

此后，李德有所收敛，不敢再骚扰百姓。

5、“巧渡金沙江”与“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25日，红一方面军到达大渡河，南岸原无船，仅安顺场团总自留一船，以为等红军来了再跑还来得及。不料红军神速，团总行动笨拙，渡船被红军所夺。可河水太大，无人敢划船，红军重金征船夫，每划至对岸一趟，赏大洋一百!于是有人应命。

风大水急，巨浪滔天，船几累覆，这样渡过十数人，出其不意袭攻杨森守兵。再顺势与南岸红军夹河奔袭上游川康孔道泸定大桥，为全军打开通道。

著名的飞夺泸定桥，事实是红三团从安顺场渡河后从东岸飞奔泸定，红四团从西岸夹河而上。一昼夜走了两百四十里。正当泸定守军手忙脚乱准备放火烧桥，西岸红四团侦察排已扑到，拿下了桥头。至于东岸，随红三团行动的团级干部肖锋记述：

“东岸铁索桥上已有几十米木板被烧坏，红四团二连几十名战士不怕身上火烧，冒火前进，将守敌击溃，在东桥头同红三团胜利会师。

另一亲历者，红三军团第13团特派员陈复生记述：

泸定桥上铁索只剩下两根，红军勇士用双手抓一根索、双脚再踩一根过去，全靠机关枪火力掩护才过去。“没有我们的火力的掩护，是根本过不去的。”

1935年5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甩开追兵，“巧渡金沙江”，依靠六艘船只昼夜渡江。大船每渡三十人，小船十一人。每小时三四渡，船夫从18人增至27人，每人每天工资现洋五元、进食六次。两万多人马于九昼夜抢渡完毕，烧毁船只。

再补助船夫每人现洋三十元，两天后，国军周浑元纵队才追至江边。红五军团排演话剧《一只破草鞋》，讲的就是白军匆匆赶到金沙江边，只捡到红军一只破草鞋。

1935年5月1日，红军干部团夜渡金沙江，摸黑缴获对岸厘金局五千白洋税款，获得一笔意外之财。红军入滇，云南某县长误为国军，大开城门迎纳红军进城后，问迎接官绅：“你们给本军办好了粮食没有？”回答办妥。红军要十个向也一一派定。

红军到达陕北后，毛主席建议为那些参加长征的同志，集体入党。而且后来，在我党任用干部，对于那些参加长征的“长征干部”，尤其推崇。长征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有那么一群人，为了一个全体劳苦大众的革命信念，甘于吃苦受累，完成了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壮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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