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青年的婚育意愿和行为会发生哪些变化？

近日，发表在《女性研究》2022年第三期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根据2021年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9775份)，虽然大学生的观点在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温和的、渐进的，婚育观的制度基础短时间内无法动摇。下一阶段，婚育结果的变化趋势将取决于公共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个体在婚育成本和个体发展上的压力。

文章进一步解释说，一方面，要塑造良好的婚育文化，从政策和制度上保障年轻人的个体和职业发展。在婚育逐渐从个人发展的“基石”向“顶石”转变的过程中，帮助年轻人更好地实现自我，不仅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也有助于他们实现理想的家庭模式，间接促进他们的结婚意愿和生育率。

另一方面，鉴于两性在结婚和生育方面的观念和需求日益分化，公共政策需要整合两性的需求。尤其是增加婚育对女性吸引力的途径，不是让女性回归家庭，而是尊重和保障她们的发展权，打破公私领域的性别歧视和固化的性别角色。

与此同时，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庭事务不仅是为了分担女性的责任，也是为了将男性从陈规定型的性别文化中解放出来。和谐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提供的精神和情感价值，以及家庭成员相互帮助的能力，是现代社会结婚和生育对个人的最大吸引力。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教授李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20级博士生郑，2021级博士生严玉腾。

男大学生倾向的前五项生育促进政策女大学生倾向的前五项生育促进政策

他们总结道，

一、大学生仍然对婚育抱有期待，但婚育的价值基础已经发生变化。

仍有超过60%的大学生将婚姻视为人生中的既定选项。虽然大学生对婚前同居的接受度很高，但只有3%的人将同居视为婚姻的替代品，与明确表示不结婚的人相比，占比不到10%。其次，生育仍然是大多数大学生理想生活的一部分。80%以上的大学生期望生育两个孩子，只有4.06%的大学生理想子女数为零。最后，大学生仍然把结婚作为生育孩子的必要条件，只有6%的年轻人接受非婚生育，这远远低于他们对非婚生育、丁克等其他非传统婚育行为的接受程度，说明在大学生的认知中，婚育的捆绑关系仍然是紧密的。这些发现意味着中国大学生的婚育观念并没有发生转型性的变化。

二、大学生低婚育意愿的主要原因是婚育阻力而非观念转变。

由于结婚和生育仍然是大学生最重要的生活选择，所以结婚和生育意愿的低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对结婚和生育的抗拒引起的。例如，在抑制结婚的因素排名中，低欲望选项排在最后，而婚育成本和工作竞争压力成为大学生提及最多的障碍。高竞争、高压力也是抑制婚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三、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婚育意愿负相关。

无论是以家庭的户籍、教育和经济支持水平来衡量，还是以主要生长地区和学校的水平来衡量，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都与他们的结婚生子意愿呈负相关，即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结婚意愿越低，理想和愿意生育的子女越少。这种负相关符合经典人口转变框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关系，但并没有在中国大学生中表现出西方社会近年来社会经济地位与婚育行为的U型反转。另一方面，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相比，地位较高的大学生更能感受到婚育成本的压力，更关心婚育与个人发展机会的潜在冲突。换句话说，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大学生，对个体社会风险的意识越强，对婚育的抵触心理也相应越强。

四、大学生的婚育意愿和观念显现出显著的性别分化。

女大学生的结婚意愿明显低于男大学生，希望生育的子女数量也少于男大学生。此外，他们对结婚和生育的抗拒感更大，生育效果更低。同时，男女大学生对婚育的担忧和对政策的期望存在明显差异。男大学生更关心降低婚育成本，女大学生更关心个人发展的机会。男大学生不仅观念更保守，也更受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对婚育成本的感知也变得更加敏锐。近年来，网络上关于性别问题的争论看似是两性的对立，但实际上，制度和文化的双重枷锁不仅阻碍了女性的发展需求，也让男性处于成本承担者的地位，成为其经济负担，进一步导致结婚生育意愿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