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李隆基亲政后，常与姚崇议论天下大事，侃侃畅谈，唐玄宗准备任用姚崇为宰相。

姚崇遂向唐玄宗提出十条政治主张，即《十事要说》，力主实行新政，推行社会改革。唐玄宗欣然接受，姚崇随即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迁中书令，封梁国公。"姚崇除蝗"就是此间的业绩典范之一。

由于君臣同心协力，励精图治，几年之间，大唐帝国百废俱兴、吏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国力强盛，“开元盛世”的辉煌就此开始。

司马光曾经这般评价姚崇:“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结果姚崇为何只干了三年就罢相？

第一个原因，宰相如果专任的话就不能久任，这是玄宗的一个任相原则。

姚崇大权独揽，因为唐玄宗任用宰相和此前的皇帝不一样，他同一个时期一般只有两个宰相，一个是中书令，一个是门下侍中，相对而言虽然中书令和门下侍中是平级的，可是中书令的权力更大一些。那姚崇就是中书令，所以门下侍中所谓的制衡作用基本上就不能发挥，同僚，官员不能制衡姚崇。那么官员不会制衡姚崇，皇帝唐玄宗本人也丝毫没有制约姚崇的意思。

曾有一次姚崇就拿着一批郎官就是五品中级官员的名单来请示皇帝来了。君臣二人在殿堂之上，姚崇拿着名单就开念，念完了看皇帝等着皇帝表态，结果唐玄宗长时间地沉默，一句话不说眼睛看着房梁，那姚崇很郁闷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又念了一遍再看皇帝，皇帝眼睛还看着房梁，还不说话。姚崇就觉得心里很担忧，就赶紧退出去了。退出去之后玄宗派大宦官高力士给他传话来了，说皇帝他不对你的名单做出任何评价，不说话不是轻慢你，而是皇帝想向你表明一个态度一般的官员任免，一般的事情宰相做主就可以了，没必要事事请示皇帝。

皇帝放权，姚崇就放手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其实这也是唐玄宗的一个用人方略，他非常信任自己挑选的宰相，非常信任姚崇的才干，那他就要给姚崇足够大的空间让他施展才能，就让他大权独揽，让他放开手脚去工作。这个原则是挺好的，你要用人就得信任人，这是一个好原则，可是这个好原则它也有一个问题，存在着一个隐患。就是你给宰相这么大的权力万一他的权威越来越高，一个人又有权力如果时间再长的话必然会形成权威，必然会威胁皇权。给宰相权力是好事，可是宰相权力大了又怕控制不住怎么解决？解决的方案就是唐玄宗摸索出来的这个任相的原则，专任但是不能久任。

如果专任就是给他足够的空间，让他足可以施展才华，这样自己可以垂拱而至，但是绝不能久任，久任就会形成过分的权威，就会危及皇权。那只有专任而不久任，才能既发挥才干又没有隐患。那现在姚崇当宰相当了多久了，当了三年多了，三年多说长是不长，说短可也不短了，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小集团了，已经羽翼丰满了，所以该让他下台了，这是姚崇下台的第一个重要原因，专任就不久任。

第二个原因是姚崇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姚崇的历史使命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拨乱反正。因为唐玄宗是在一连串的政治变故之后上台的，所以他刚一上台面临的是一种百废待兴的局面，各种问题都没有理顺。面对这样的一个烂摊子，姚崇一方面是提出十事要说，另外一方面是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一件事一件事地办。那按照《新唐书》的说法这叫做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

当时变化就是他的策略，那么善变这个特点在历史变革时期确实可以迅速打开局面，姚崇做到了。可是一旦政治稳定下来，一旦国家需要建立稳定的制度，这个善变可就不再是优点了。相反，它可能成为依法行政的障碍。因为所谓依法行政就是要有一个固定的对策了，不能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那个对策，那就不行了。

那这样一来面对新形势，善于变化的姚崇也就完成历史使命了，一个人都完成历史使命。

第三个原因是唐玄宗想要树立新的道德形象。

如果抛开姚崇高屋建瓴[líng]的十事要说，抛开他做了那么多的实际工作，单考虑道德的话我们绝对不敢说好，他做了好多小人才会做的事情。比方说打击政敌，党同伐异，招权纳贿，搞小集团，搞个人崇拜，这样的一些所作所为，怎么看都像个小人。放在任何时代他都不符合一个真正的道德标准。正因为姚崇在道德上没那么高明，所以唐玄宗才让卢怀慎去给他做搭档。卢怀慎那是道德君子，在那儿坐镇雅俗弥补姚崇的不足。

但在开元四年之初卢怀慎却死了，卢怀慎一死唐朝高层领导班子的道德问题就突出起来了，可是一个国家要真想兴旺发达不仅仅要有灵活的而且是完备的制度，还要有健康向上的道德风范。这就要求在上面当官的不仅仅要是行政领导，同时还希望他成为道德楷模。

可是姚崇这个人无论是性格还是为人恐怕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无法成为这样的表率。那这样一来玄宗也觉得得换人了。

唐玄宗准备换马决不是心血来潮，姚崇罢相就成为势所必然，换句话说姚崇罢相是唐玄宗深思熟虑的结果，所谓中书小吏的案子仅仅是一个导火索而已。因为当政府运转走入正轨的时候，姚崇的历史使命也就已经完成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姚崇罢相正应那句古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