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养老保险转移手续。转移手续如下：（1）携带包括参保人员居民身份证、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居民户口簿等相关证明材料，到目前所在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打印《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2）带齐这些手续，填写《转移接续申请表》，向转移地的社保机构提出转入申请。此后，就不需要再操心其他事宜，新旧参保地两地社会部门将处理转移事项。只要审核通过，参保者将在45个工作日后接收到社保部门完成转移的通知。

2、医保账户可随人划转。流动人员跨省就业时可以转移自己的医保关系，个人账户可以跟随转移划转。

3、办理失业保险转移手续。《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成建制跨统筹地区转移，失业人员跨统筹地区流动的，失业保险关系随之转迁。如需办理手续，在职职工在本省内或向外省迁移，应到受理其原单位失业保险业务的经办机构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由经办机构出具职工参保及缴费情况证明，职工凭此证明到迁入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接续失业保险关系，不需转移资金。工伤及生育保险这两种保险属于“当期交纳当期享受”的险种，并不存在转移的问题。

拓展阅读：

舊上海有名的紅燈區──會樂里

福州路会乐里，是旧上海有名的红灯区，它前临福州路，北靠汉口路，东邻云南路，西到西藏路。这个由上述四条马路包围的地区，除西北角的皇后大戏院、一品香大旅社和沿路店铺以外，都属于会乐里的范围。

会乐里分新老会乐里。紧靠汉口路的是后弄，称老会乐里，即现在的云南中路253弄和265弄(两弄相通)。解放前那里有不少妓院，大都是向导社、野鸡堂子之类的低级妓院，如二号的“天鹅”、四号的“美星”、八号的“黄猫”等。在抗战胜利以前大都是响导社，1946年以后改为妓院。前弄即现在的福州路726弄会乐里，是上等妓院长三堂子的集中地。

会乐里内景

会乐里原名会金里，西靠泥城浜，是由两排简屋组成，住着一些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如人力车夫、摊贩等。1904年前后，南浔人刘景德买下了会乐里及其周围的地皮和房产，进行翻建，并将翻建后的里弄取名会乐里，后来上海人称这里为老会乐里。当时住在会乐里的，主要是小商小贩、唱戏的、打杂的，也有一些妓女。

1912年泥城浜被填没筑路(今西藏中路)，租界势力西移，市面逐渐繁荣，会乐里一带开始热闹起来。这一时期，因嫖客调戏慕尔堂(今沐恩堂)教会学校的女学生，被公共租界宣布三马路(汉口路)慕尔堂附近一带为禁止娼妓活动区，会乐里的娼妓活动暂时受到限制。

但当时正值四马路(福州路)两侧娼妓业兴起之时，三、四马路(汉口路、福州路)已是娼妓出没的场所。迎春坊、清河坊等处的娼妓也跟着租界的扩展伸延到小花园、跑马厅一带，社会上狎妓嫖娼之风也阻挡不了；加上公共租界工部局需要为数可观的“花捐”，于是后来“禁令”被无形取消，一度门庭冷落车马稀的会乐里又热闹起来了。

1924年，资本家刘景德看准这块地方可赚大钱，投资将沿四马路一边的老会乐里房子拆除一部分，翻造成新的里弄(即现在福州路726弄)，弄内的房屋造型改为新式石库门式样。总弄面向四马路(现福州路)，弄口宽4.6米。进弄后左右对称各有4条横弄，每条横弄左三右四共建7幢清水砖墙的石库门住房，共计28幢。每幢均是一堂两厢(一间客堂两间厢房)，有宽敞的天井，靠近总弄通道的房屋均建有阳台。为了便于办酒宴请客，又特地在每幢房子内砌了大灶。这些房子造好后，上海人称这里为新会乐里。

这种非一般里弄布局和结构的房屋，很适合开妓院的需要，房租也由翻造前每月6.7两银子提高，而且还要顶费750两。由于房租昂贵，一般住户承担不起，即使妓院主也感到棘手。而且那时租界当局尚未对妓院活动解禁，因此空关了一年。到1925年，资本家被迫把顶费降低到410两银子，并且设法使租界当局开禁，这样在会乐里带头的两家妓院“秦云”和“妙凤楼”才开始挂牌营业，从此分布在各处的长三堂子，也来到这里公开营业了。

1924年翻建的会乐里，在90年代后期拆除。图为拆除前弄堂一景。

上海市福州路、西藏路拐角口，是旧社会妓院集中地“会乐里”，1996年起，拆除了“会乐里”，开始筹建“莱福士”广场。2003年底，一幢高100多米的商务楼“莱福士”广场全面建成(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在上海投资的一个房地产项目).

会乐里畸形繁荣

1. 会乐里全盛时期

在前弄新会乐里开设着100多家上等妓院，在28幢房屋中，除乾元药房一家外，其余全是妓院。每幢房子少则二三家，多至六七家，可以说幢幢房子是妓院，家家户户有妓女。在1925-1948年二十多年时间里，会乐里整个弄堂几乎看不到一个小孩，即使有也是妓院主从外面买来的小女孩。每幢房子的门口都挂上一盏盏的门灯，后来也有改为霓虹灯的，其形状有圆的、方的、八角棱形的，上面都写着妓女的名字，入夜灯光齐明，藉以招徕嫖客。

汪伪统治时期，这里的嫖客几乎都是日伪军大小头目。抗战胜利后，会乐里妓院发展到全盛时期，这里又成了国民党接收大员寻欢作乐的场所。据《时事新报》1946年1月17日一篇报道记载：“那时节，会乐里大弄口耸立着巨型彩牌，蒋主席大幅画像的四周，装着无数电灯，光耀夺目，与弄内‘红、玉、香、琴’之类的艳名广告灯互相争辉。吉普车与流线型汽车代替了过去弄堂里的三轮车与自备包车。”

据1948年登记的户口簿记载，这里有妓院151家，妓院主200人，妓女587人，依靠妓院为生的佣工374人，总人数1161人，据1949年1月统计，这里妓院总数为171家，约占当时上海800多家妓院的五分之一。

2. 会乐里的长三堂子

“长三书寓”俗称“长三”。因为这类妓院中，喝茶三元(银洋)，侑酒三元，留宿也是三元，故有“长三”之称。“长三”是头等妓院。为了标榜这里的妓女身价高，他们自称“书寓”，妓女称“先生”，似乎是卖艺不卖身的。

“长三”堂子最早出现在上海城内小东门一带。1853年小刀会起义，清政府为断绝城乡居民对小刀会的接济，强令这一带居民“迁移暂避”，并焚烧小东门、十六铺一带民房二千余间，因此娼妓也跟着迁到福州路东西公和里、东西荟芳里、东西尚仁里及山东路久安里、汉口路美仁里。后来租界向西扩展，妓院也跟着西移到清和坊(现浙江南路118号)、迎春坊(现湖北路203号)等处，后又延伸到小花园。“长三”妓院主要集中在福州路新会乐里，其次是汕头路群玉坊、云南路福祥里等处。

“长三”的活动方式，要经过“打茶围”、“叫局”和“吃花酒”三个阶段。

“打茶围”是第一步。“长三”打茶围时，外场一见有生客到来，便高声叫喊“客到”，并用堂中茶碗泡一碗茶，表示接待。打茶围不需要马上付钱，但一定要有熟客伴同才行，打茶围以后，嫖客便成为妓女的相好，既可随便上门玩，又可随时“叫局”应召。

“叫局”是第二步。局有酒局、牌局、戏局，以酒局为主。嫖客叫局即是差仆人或酒馆的跑堂把局票送到妓院。局票即是在相好的妓女名片上写上嫖客名字，妓女接到局票，立即应召“出局”。妓女出局风雨无阻，不能随便推却。

“吃花酒”或叫“做花头”，是第三步。嫖客和妓女往来一段时间以后，便在妓院摆酒设宴，邀请朋友捧场。经过摆酒以后，嫖客便算和这个妓女定了情。这些名目繁多的一整套规矩，都是妓院主、老鸨的敛财勾当。长三堂子历来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流氓大亨的淫乐场所。据《旧上海的帮会》记载：“杜月笙在长三堂子请一次‘花酒’，以抗战前的银元计算，要花五百至一千元。”

3. 会乐里的周围环境

随着会乐里的兴盛，周围形成了适应这种高消费的吃、喝、玩、乐服务网。供吃喝的有大西洋菜社、中西菜社、万寿山酒楼、印度饭店、皇后咖啡馆等；供住宿玩乐的有扬子饭店(内设舞厅，现改名申江饭店)、一品香大旅社、爵禄饭店(内设舞厅、弹子房、咖啡厅等，现改名为岷山饭店)、大中华饭店天蟾舞台、皇后大戏院等。此外还有药房三家，花柳医生诊所两家，专供妓院租用的木器店两家，当铺一家，汽车行一家，洗衣作坊、照相馆、理发店、水果店数家，还有贩卖毒品的十余家，按摩院两家。

这些地方是花天酒地场所，也成为藏垢纳污的渊薮，又是巡捕地痞流氓等恶势力在租界的财源。如皇后大戏院和皇后咖啡馆是扬子饭店经理张柏涛和棉纱商吴志伦等于1924年集资建造的。爵禄饭店是当时的“大亨”杜月笙、黄金荣、徐定生等于1927年开设的。日伪统治时期伪警局的特高科在里面住着通讯员，从事搜集情报活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接收大员、贪官污吏、投机商人纷纷来到会乐里，他们将搜刮得来的民脂民膏大量倾注到这个“销金窟”里来，使会乐里营业空前兴盛，热闹非凡。使会乐里成为繁华区里的繁华园，不夜城中的不夜店。

畸形的繁荣掩盖不了妓女的悲惨命运，名妓也不例外。抗站前后，会乐里最红的名妓为十五号的惠然老九，她室内布置得十分豪华，家具全部饰有龙头龙尾，披着金灿灿的龙鳞。其他是十二号的小玲珑、二十二号的梁红玉、十号的筱双珠、十三号的蝶情、十七号的楚英、二十号的克雷斯阿六等，都是走红的妓女。尽管她们都是长三堂子时的名妓，但是几年以后却很少有好的下场。如克雷斯阿六会讲几国外语，还替自己起了一个洋名，曾经门庭若市，红极一时，后来人老珠黄，又染一身重病，结果惨死街头。

会乐里的娼妓改造

上海解放后，市人民政府在下令禁娼以前，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首先是命令妓院正式停业，妓女自行跳出火炕。其次是宣布管理妓院的暂行规定。会乐里的妓院中不少妓院主有复杂的政治背景，解放前夕许多人听到风声跑到香港、台湾等地去了。解放后有些老鸨和院主听到北京禁娼的消息以后都悄悄地收下了牌子。到1950年春节，会乐里已没有一家公开挂牌的妓院，而是把公开的活动隐藏起来，改头换面地转入地下。会乐里的房子也公开出顶出租，一部分妓女回乡或嫁人，如二十号“春燕楼”的妓女纷纷回乡；也有的妓院主带着妓女去了香港。会乐里和周围的妓女曾集中在国恩寺短期学习，帮助她们提高思想，并学习一些简单的劳动技能。对那些就地改造的老鸨，悔改态度较好的，也与妓女一起学习劳动；悔改态度不好的，定为坏分子，管制改造。

1951年11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封闭妓院，取缔娼妓。这时新老会乐里尚剩十几家妓院，50多名无家可归的妓女走出妓院，她们跨上了大汽车，在附近公安局一一登记后，开往通州路418号上海妇女教养所。到26日清晨，所有上海残存的妓院全部封闭。上海市各界人民热情赞扬，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封闭妓院。老会乐里的居民很是兴奋，26日天还没亮，里弄里就挤满了人，当执行任务的人员把封条贴在老会乐里四号门牌的“美星”和八号“天鹅”两家妓院大门时，周围群众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一位姓李的大姐说：“过去半夜三更，喝酒打架，吵得我们不能安眠，这下里弄可安静了。”

教养所收容了会乐里妓院50多名无依无靠的妓女，帮助她们提高思想，学习简单的劳动技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逐步介绍就业。在收容期间，工作人员帮助妓女改造思想，医生为妓女医治性病。觉悟提高了，脏病治好了，有家可归的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的助其成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的组织学艺，从事生产。据1958年会乐里居委会的统计，曾在教养所收容的53名妓女中，24名已参加里弄生产工作，22名在工厂、商店、学校、医院工作(其中16人还是单位的生产骨干和生产能手)，6名在家做家务，7名重操旧业，屡教不改，送去劳动改造。53人中已有46人组织了家庭。

自从1951年封闭妓院，取缔娼妓以来，大批劳动人民搬进了会乐里，户口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1958年底统计，新老会乐里731户住民中，职工人数已达543户，占74% ，会乐里在改造娼妓的历史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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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福士广场：

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1781-1826)是英国殖民时期重要的政治家。他的主要贡献包括把新加坡建立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国际港口。

莱佛士14岁时进入伦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该公司是一家半官方性质的企业，负责英国在远东的殖民活动。1805年他被公司派往今天的马来西亚槟城，从此开始了他与东南亚的一段情谊。

1811年莱佛士被任命为爪哇总督，在英国占领了原本属于荷兰的苏门答腊岛后，他很快被提升为苏门答腊总督。统治期间，莱佛士尝试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废除奴隶贸易，恢复了一些当地古迹，并以新的土地租赁系统，取代过去荷兰人统治时期的强制农业计划。他还撰写了一部《爪哇史》，回顾该岛的历史。

1815年英国将爪哇归还荷兰，作为交换苏门答腊岛，莱佛士返回英国；1818年他又再度来到苏门答腊，并于1819年2月29日在马来亚半岛南端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港，即今日的新加坡。

他在当日宣布东印度公司已经从苏丹手中获得了新加坡的治理权，而事实上这个治理权来得并不完全合法：当时合法的苏丹并未同意莱佛士的要求，莱佛士是在推翻了这个苏丹，并另立苏丹之弟为名义上的统治者后，才取得了新加坡。

莱佛士成为新加坡总督，直到1823年离职，返回伦敦。他是伦敦动物学会的首任主席，于1817年获册封为爵士。

在新加坡，他的名字流传下来，今天新加坡的顶尖学府莱佛士书院、莱佛士女中和莱佛士初级学院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外莱佛士酒店则是新加坡最好的五星级饭店之一。其他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场所还包括了莱佛士坊地铁站、斯坦福路、莱佛士城等。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在上海投资的一个房地产项目，也被命名为“来福士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