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上但凡能称得上“帝国”的,都有着辉煌的过去。
但当年正值鼎盛的奥斯曼帝国,却因为自我作践闹出大笑话,名义上成了大明王朝的附庸,还向大明进贡了一次。
这是怎么回事呢?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早期奥斯曼帝国还没有成型时,体量比较小,仅是鲁姆苏丹国的一个诸侯。不论是地盘还是影响力,均不值一晒。
为何?
因为当时的鲁姆苏丹国也不大,仅是伊尔汗国的附属国。当时的元朝人,习惯将鲁姆苏丹国称作“鲁迷国”。非历史专业的朋友很少听过这个名词,足见奥斯曼帝国的前身有多渺小。
伊尔汗国对于鲁迷国的人民来说,无疑是庞然大物。但对于元朝来说,体量仍有些不足。从名义上来看,元朝是各草原汗国的共主,所以伊尔汗国亦是蒙元的附庸。所以说,奥斯曼帝国的前身,就是元朝附庸的附庸的诸侯。说起来比较搞笑,但这都是事实。
元朝的国际影响力比较夸张,没有任何民族的子民敢小觑“上帝之鞭”的后裔。鲁迷国效忠于伊尔汗国,伊尔汗国效忠于元朝,附庸关系泾渭分明,附属国按年进贡,从来没有出现疏漏。在古代,有附庸国进贡是一件相当体面的事,所以鲁迷国、伊尔汗国这些国家,都被记录在案,每年元朝还设专人接待。
所以明朝初期,中国的老百姓仍然知道地球上有鲁迷这么一个国家。
但是,由于距离遥远,消息传播的速度太过缓慢,所以明朝人并不知道发生在鲁姆苏丹国的事。中国面临改朝换代,鲁姆苏丹国同样如此。
此时奥斯曼的统治者已经取代了鲁姆苏丹王室,成为那片土地上的主人。在外交层面上,奥斯曼帝国仍以鲁迷国的身份与中国人及蒙古汗国打着交道。
苏莱曼一世上位后,奥斯曼帝国的国力已今非昔比。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幅员辽阔,东及巴格达,西抵阿尔及利亚,南及红海,北抵维也纳。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一度让诸欧洲国家以为“上帝之鞭”卷土重来,即便是强盛的波斯萨菲王朝,也对蓬勃发展的奥斯曼帝国心存忌惮。
当时的国际形势并不简单,能够匹敌奥斯曼帝国的庞然大物,唯有波斯萨菲王朝。为了遏制奥斯曼帝国的发展,波斯萨菲王朝不惜借助政治婚姻,与神罗哈布斯家族组建同盟。与此同时,波斯萨菲王朝还借巴布尔大量兵力,协助他掌控印度。
通过这种方式,波斯萨菲王朝构建了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包围网。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可谓步步为营,周围遍布敌人。“远交近攻”的战术体系,在当时的中国早已被统治者熟记于心。但对于苏莱曼一世来说,这还是个相对陌生的概念。
在心中萌生了远交近攻的念头之后,苏莱曼一世便开始致力于结交那些遥远的大国,希望这些远方的朋友能够制衡虎视眈眈的波斯萨菲王朝。苏莱曼一世最先笼络的,就是布哈拉、希瓦等汗国这些中亚国家。这些国家的体量都不及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抛出的橄榄枝让这些小国受宠若惊,于是,诸多中亚小国纷纷开始依附奥斯曼。
通过与这些小国的贸易活动,奥斯曼帝国的商人得以通过中亚来到遥远的东方古国——大明。这些商人来到中国赚钱的套路比较简单,就是用当地的野生动物,如:犀牛、狮子等,来讨好中国皇帝。当然,他们来到大明朝后便会以“帝国使者”的身份来伪装,通过这层身份来骗钱。这种情况对于封建中国来说,着实是没有办法的事。
明朝本身就不算开放,在郑和七下西洋见识到世界诸国的落后以后便开始闭关锁国。到了嘉靖时期,统治阶层仍抱着一副“天朝上国”的认知打量整个世界。来中国做生意的国际友人,明朝是一概不欢迎的,唯有那些来到中国朝贡的使者,才有进京面圣的机会。我们知道,朝贡这件事不是简简单单地送礼,而是带有政治意义的。
只有成为附庸的国家,才会向宗主国进行朝贡。嘉靖年间,因为自永乐朝开始的封锁政策,外国商人为了与中国进行通商贸易,只能通过伪造国书冒充使者的方式,争取以使团的方式进入中国。这些商人,只需要准备一些中国天子没有见识过的小玩意,将这些玩意送到京城送给皇帝,就能获得便宜行事的机会。
中国的皇帝都爱面子,往往不会让这些国际友人空着手回国,每次还会准备丰厚的赏赐以彰显大国气度。久而久之,这些冒充使团的商人连生意都不做了,单凭借中国皇帝的赏赐都能赚得盆满钵满。可怜大明的皇帝虽然有东西厂和锦衣卫这两套监控体系,但他们所能掌握的却只有国内的风吹草动。只要过了国境线,明朝皇帝便两眼一抹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明清两朝的皇帝,目光都比较狭隘,没有做到开眼看世界。他们既没有准备迎接世界的变革,也没兴趣看看别人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所以,商人只需伪造一份国书,贿赂一下明朝负责外交的官员,就能来到京城大骗特骗。
骗出了经验以后,有些骗子还将这种骗术发扬到新高度。一些阿拉伯商人找到中国人,让中国人冒充大明的使臣,以明朝天子的名义向奥斯曼帝国赠送礼物。当时,有中国人以皇帝的名义,向赛利姆一世赠送了一对青花瓷花瓶,花瓶上还印着阿拉伯文字。
可笑的是,近代还有外国学者进行考证,坚称这对花瓶是正德帝赠送的。熟悉古代君王作风的朋友都知道,倘若正德帝真的向外国皇帝赠送一对花瓶,这件事绝对会让他羞臊一整年——明朝皇帝又不是小气鬼,哪有仅赠送奥斯曼皇帝一对花瓶的道理?
收到一对花瓶的赛利姆一世是个聪明人,他虽然心知肚明,却并没有戳穿骗子的把戏。当然,他也不是傻子,所以与奥斯曼商人合伙行骗的中国人没拿到任何赏赐。
对于赛利姆一世的做法,其实也很好理解。
奥斯曼王朝不像大明,没有什么对外封锁的政策。国内的商人可以通过这种形式从外国牟利,何乐而不为呢?反正明朝没有对外开放政策,也不会在国际层面上谴责这些骗子,所以赛利姆一世便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让国内的商人渔翁得利了。
至于文章开头所说的,因朝贡闹出的大笑话,实属苏莱曼一世太过想当然,自我作践罢了。当时,有许多商人在中国赚到钱之后,回去向奥斯曼皇室打报告,说东方的“契丹国”既富有又慷慨,远比波斯王朝体面的多。
商人阿里阿克巴尔,在造访中国之后写下了《中国志》,在里面脑补了一些中国的制度,并颇具创意地称中国人都是“秘密穆斯林”。所以,苏莱曼一世受到这些家伙的蛊惑,认为中国是个比波斯幅员辽阔、国力强盛,且有伊斯兰信仰的人间乐土。
这一认知,让苏莱曼一世喜不自胜,立即派出了一队使团,尝试与中国建交。这支中国使团,通过中亚突厥国家的引荐,终于朝拜了一次大明天子。遗憾的是,明朝的皇帝对奥斯曼的进贡早已司空见惯:“前段时间不是刚来过吗?怎么又来了。”
具体的会见流程是怎样的,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奥斯曼的使者连中国皇帝的面都没见到,就被一点儿赏赐随意打发了。并且,使团在返回奥斯曼期间,在甘州遇到蒙古残元势力的劫掠,还帮大明官兵打了一仗,有九人在此战中牺牲。
奥斯曼帝国好不容易以低姿态联络到东方古国,然而却不受中国天子的待见。使团拿回了一笔可观的赏赐,但在外交方面却毫无建树,反倒有九人因为帮助大明打仗而死在了异国他乡。这样的结果,是苏莱曼一世无法接受的。
从这以后,奥斯曼官方便停止向中国进行朝贡了。
我国史料中记载的奥斯曼朝贡,除了这次是实打实的官方外交活动之外,其余的均是奥斯曼(或其他欧洲国家)商人打着朝贡的幌子来行骗。
所以说,在中国封建王朝狂妄自大这方面,实为明朝为后世开了先河。满清皇帝继承了大明应付外交使团的态度,将每个来自海外的使者都当成叫花子一样对待,连应付的方式都如出一辙——让大臣陪着吃吃饭旅旅游,拿一笔赏赐随意地打发了事。
要想大唐王朝,列国向大唐的朝贡活动何其频繁?每一次大唐天子都会慎重其事地对待,这也为大唐的经济繁荣、文化繁荣做出铺垫。
从外交的角度来看,明清的“应付式外交”着实是一种可耻的倒退。
参考资料:
【《明史》、《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