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经济全球化进程遇“逆流”，中国为何坚持“更高水平开放”？

中新社上海7月11日电 (樊中华)波澜不断的新冠疫情叠加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变幻，使疫后世界经济稳定复苏阻碍重重。其中根源何在？又该如何与全球携手，于危中寻机、在合作中破解难题？

近日，在此间举行的一场主题为“新发展格局与高水平开放”的研讨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研究员表示，一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构成“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互联互通的必然规律，三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的全球问题，以及生态危机以和国际秩序重构这几大长期因素，构成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空前压力的背景。

而近年来战争与政治动荡，疫情反复，全球经济高通胀、高杠杆、高债务及其引发或加重的粮食、能源、难民、产业链危机等，对全世界不同经济体造成冲击，是促使逆全球化遭遇“逆流”的短期动因。

由此，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教授毛艳华指出，自2018年起，世界面临着全球化结构加速调整的新关口，进一步表现为多边体系进展缓慢、区域贸易合作碎片化、全球供应链调整、一些国家过分强调安全而转向内向化发展，以及发达国家蓝领阶层因在全球化中受益菲薄而持反对态度等几个特点。

这导致全球化进程发生了变道，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教授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合作已经由发展权导向转向价值观导向，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技术溢出转向技术保护。

“经济合作的圈层化现象割裂了全球化的纵向联系，使价值链走向了低效率时代”，黄建忠分析称，这使各国的要素禀赋不能在价值链的重组中得到有效维护，损害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基础，从而使世界经济周期性复苏受阻。全球化掺杂了过多政治因素，造成以往的全球化红利逐步损耗，新的红利无从产生。

此外，全球产业链的收缩阻塞了国际投资流动，降低了投资产出率；供应链的重置容易导致局部性的产能过剩和竞争加剧，引起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经济新的冲突；而科技脱钩所造成的数字鸿沟会产生新的贫困化，造成世界经济新的失衡加剧。

但与会专家认为，尽管经济全球化受阻，但开放与全球一体化仍是历史规律和必然趋势，而不断扩大和完善高水平开放、打造双循环新格局也是中国继续延长战略机遇期的新抓手。

首先，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中国要“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强化国际经济合作的新优势，”毛艳华指出，强化国内循环，可以减少暴露于国际循环的风险，超大规模国内市场能够发挥本地市场效益，强化高端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其次，与会专家表示，当前国际经济界普遍认为，美欧经济可能会陷入滞胀的泥潭，徘徊在低增长层面，其消费需求收缩将对中国出口带来不利影响；而国际上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正在超越经济利益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对中国外部需求侧冲击巨大。

第三，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徐明棋研究员指出，作为全球进出口大国，中国扩大开放不仅有利于保证自身的能源与粮食安全，同时以其带来的商机和现实利益，将可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欧美政治操控逆全球化产生的负面影响，避免意识形态对抗走向冲突，与更多国家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产生新的合作空间。

如何构建更高水平开放的新经济体系？毛艳华认为，中国应一方面持续推动以WTO为代表的多边框架改革，构建更为稳健的国际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从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制度型开放转变；另一方面要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

徐明棋则建议，应尽快落实已经规划的各种对外开放举措，增强政府规章制度的透明度，让中国贸易伙伴国家感受到与中国发展贸易投资关系的更多益处。此外，“继续打造上海对外开放高地，发挥上海对外开放前沿和窗口作用”也十分重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