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召开的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指出，当前经济正在恢复，非常不易。但恢复的基础不稳固，稳经济还要付出艰苦努力。

这些提法让我想到，我们每个市场主体都要做好更长期、更有韧性地过苦日子的准备。

没有谁能在这个越来越卷的世界置身事外。

“2022年将是艰难的，但2023年可能会更艰难”

先说国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今年4月就指出，过去两年，世界艰难地从疫情中逐步恢复，但其中取得的大部分成果恐因俄乌战争付之一炬。发达经济体的通胀已达40年来的最高水平，预计还会持续更长时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则面临发达经济体收紧银根、借贷成本上升、资本可能外流的风险。

这位总裁说：“我们的状况是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繁荣与和平一样，是不可分割的。”这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时任美国财长亨利·摩根索的观点，被认为是“基本经济公理”。要做到这一点，国际合作必不可少。但在今天，“全球分裂为若干地缘政治和经济集团的威胁在日益增加”。

7月6日，格奥尔基耶娃表示，“2022年将是艰难的，但2023年可能会更艰难”。

再说国内。

原本就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今年又有奥密克戎冲击和国际能源价格高企等影响，压力进一步叠加。政府竭力纾困，出台的政策力度已超过2008年的“四万亿”，但刺激效果却无法同日而语。

在一家证券公司做地方债业务的人员告诉我：“2008年‘水’一放就出去了，立竿见影。现在则是合意资产少，'水'放不出去。”

今年以来货币市场很宽松，利率下行，资金多，主要问题是“资产荒”。一是股市楼市表现不佳，非标资产的供应少；二是2018年民企违约潮和2020年评级为AAA的“永煤”债券违约，导致投资者对一些省区的国企、城投和房地产债券的偏好明显下降，实际可投资的板块范围越来越小。2021年下半年对城投债的监管趋严，也导致供给偏少。归结起来，就是贷款需求弱于M2增速。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少地方债务很重，制约了再融资。有的地级市的干部分工，三四个常委、副市长的任务中都有‘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这一条。地方债是长期积累的，比如当初搞开发区建设，资本金很少，只能靠发债滚动发展，杠杆很高。现在基建项目干得差不多了，出让土地越来越难，能质押的国企股权也质押得差不多了，而企业纳税情况未必像当初预想的那么理想。有些引进项目烂了尾，政府也被套了进去。不少地方干部的辛苦超过996，他们千方百计融资周转，防暴雷，还要招商引资抢项目，压力山大。”

受经济增速下行、就业压力增大、收入预期不稳定等影响，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在提高，消费和投资意愿不足，对内需也构成了压力。

从基本要素看，浙江一家做实体经济的上市公司董事长给我发来一张图，是2010年到2040年适龄农民工（20-50岁）人口发展趋势，从2010年6.1亿人减少到2020年5.1亿人，到2030年预计3.4亿人，到2040年预计2.2亿人。具体数字或可商榷，但我相信是趋势。我问了中国建筑一个工程局的项目管理者，他们建筑工地上的工人基本都50多岁了，早几年就有了招工难。

传统红利不断消散，新红利（如科创）的释放还抵消不了这种影响；

传统增长方式要转型升级，例如开发区的同质化带来产能的同质化和内卷的加剧，借新还旧难以为继，但转型升级又不可能一蹴而就。

所以阵痛与煎熬在所难免。

做不一样的事，用不一样的方式做事

诉苦无法化解难题。关键是为中国经济找元气，找出路。

上周我请熟悉中小企业的朋友安排了一次座谈会，地点是普陀区的一家茶馆。近20位企业主来自餐饮、工程、装修、销售代理、旅游、有机农业、家居建材商场、会展、策划等行业，也有少数科创类的。

过去和业态比较传统的中小企业交流不够，调研较多的一是行业龙头、知名品牌、隐形冠军，其特征可用“王者荣耀”形容，他们正享受着行业集中度提高带来的红利。二是专精特新的高新企业，可用“新新向荣”形容。在风险资本支持下，有较高知识水平、技术、能力、视野、资源的新一代创业者，在新能源、新材料、新消费、新医疗、新基建、新制造、新服务、新文娱等方面，创出了很多新品类。

而比较困难的企业，要么是行业受政策影响较大，要么是长期内卷过度竞争。中小微企业最为不易。很希望了解他们的情况。

座谈会开了4个多小时。所说困难，基本都想得到，如行业之卷，疫情之困，收款之难，成本之升，等等。但企业主谈到这些问题时，普遍视为常态，更多谈的是如何走出来，走上去。

一位三年前才开始做餐饮的年轻女企业主说：“我们这三年刚好是疫情的三年，亲眼看到有的装修花了几百万元的店说关就关，很惨。但我们从一开始做加盟的一家店，发展到今天有四家店，都是直营。最近很多餐饮商家做不下去，考虑店铺转让，以前都要转让费，现在也可以免掉。我们在考虑逢低吸纳，开新店。”

她以前没开过餐馆，开第一家店时还让厨师先到品牌店去学习。后来她发现“把握顾客口味的变化比找一个大厨更重要”。大厨思维是传统思维，现在的年轻人餐饮是“快餐化，多变化，网红化，社交化”。所以她的策略就是“什么餐受欢迎，就做什么”。

今年疫情期间，为了自救，她迅速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

首先是强化内功，做好产品，“越是艰难情况，越要加强餐饮品质和质量，在强化传统菜系的情况下，提高花样，同时还要方便打包和快递”；

二是亲自当小区志愿者，从小区门口接送菜和快餐中了解居民需求。虽然不能堂食，但有需求就有市场，可以通过外卖小哥把店里做的快餐送到小区里；

三是做好宣传，扩大影响。再好的产品，别人不知道等于没需求。通过抖音可以把菜系源头和制作流程传播出去，让居民感到安全且美味。同时还要和团长联系，在提供优惠的前提下采取“拼多多”模式，只要满足一定数量即可派送，做大市场需求。

我问：“谁来做抖音？”她答：“从自己做起。”

一位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的企业主，以前做旅游相关业务，“当年只要努力就能事业有成”。但2015年前后他意识到，光靠努力已无法在竞争中胜出，因为政策导向、技术进步和资源条件都在变化。2020年疫情后，旅游业基本停摆，他开始认真思索转型。因为学的是电力专业，也有一定人脉，开始涉足充电桩行业。

“虽然是外行，但从客户和运营商角度出发，反而发现了这个行业的痛点：用户充电难，运营商盈利难。根本原因是一二线城市的电容量资源和停车位资源的缺乏。因此萌生了一个创意，就是用移动储能充电机器人的技术来解决痛点。在国家电网和清华大学相关院系支持下，我们利用储能电池、自动驾驶、机器人等技术研发出了移动充电机器人。从‘车找桩’转变为‘桩找车’，任意车位都能自动充电，可以大大提高充电设备利用率、车主体验和运营商的盈利能力。这一创业方向也获得了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李克强院士和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成波院长的认可和支持，并顺利获得苏州汽研院的天使轮投资。”

在工业控制领域有15年经验、几年前创业的上海成直电子科技公司创始人杜正说，在各行业严重内卷的当下，“有价值的差异化定位，加上有壁垒的服务，才能让自己在众多友商中脱颖而出，始终站在行业‘上层’的20%、10%之中”。

“友商提供标准化产品，如标准工业电脑、标准相机，我们还能提供非标准化定制能力，如定制不同要求的工业电脑，像高温防水电脑，集成运动/视觉/采集等功能的电脑；友商提供单一产品，如只做工业电脑，或只做运动控制中伺服电机，或视觉中的相机，我们提供从工业计算机、运动控制到运动执行、机器视觉的全类别产品，且拥有应用能力；友商以纯硬件为主，我们还可提供硬件应用的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友商的方案是授人以鱼，而我们能提供全面的自动化智能化开发教学，授人以渔。”

杜正举例：“如果你是一家大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你是会找A买工业电脑、找B买运动控制、找C买机器视觉、找D买数据采集，然后全靠自己的能力整合在一起，还是会找拥有更全知识链的E合作？我们就是E，不仅帮你解决问题，还可以给你指导，教你技术和经验。去年7月K12教培遭到巨大打击，但政策鼓励发展职业教育，我们就立即密集拜访上海交大、复旦、上大、华理工、中华职校等高校，将原来只是服务于我们客户的‘成直工学院’，改成公益性的服务全社会的培训平台。我们发现，在技术支持工作中，80%左右的工作量都是在解答不同客户所问的相同、简单、重复的问题，解决了这部分问题，可以大幅提升效率。所以我们写教程，系统地给客户培训，搭建应用场景实验室。这些教程现在全部对社会免费开放，既提升了我们的品牌价值，也让我们的获客更精准，且不受熟人圈、地域所限。”

座谈会上很多企业主都有类似的分享，即要做和过去不一样的事，或者用和过去不一样的方式做事。

一位做暖通工程、消杀服务的，曾是格力的上海代理商，现在是多家知名中央空调的经销商，从传统的空调产品代理销售、安装转变为对中央空调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如24小时无人值守，故障预警，节能降耗。但他不满足，说正在考虑如何嫁接一些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为客户提供节能减排方案，“在客户省下来的钱里分一杯羹”。

这天来到座谈会时，我脑子里还是“活下去”“复原力”“现金流”一类关注点，以及走出“颓丧”（languishing）走向“绽放”（flourishing）等精神层面的话题。他们开始发言不久，我就感到他们不需要多少精神按摩。美剧《我们这一天》里说，“如果生活给了你一颗酸涩的柠檬，试着把它榨成甜美的柠檬汁”。他们已经这么做了。

过去很长时间，靠胆子大，靠吃苦耐劳，企业是能够大起来、苦出来的。但今天的环境和条件都变了，光是吃苦，可能苦不出来。关键在价值创新。

中小企业自救靠创新，大企业长青也靠创新。

前不久“领教商学堂”组织在线活动，我和波司登创始人高德康有些交流。他1976年24岁时带着11个农民，用8台缝纫机在家乡常熟开了一个服装作坊，给别人做“来料加工”。1980年前后他拿到上海一家服装厂的业务，常熟到上海差不多200公里，他骑一辆28式自行车天不亮就往上海赶，送货、取布料，再骑回村，来回十几个小时，一天又一天。

那时是“谁吃苦在前，谁收获在前”。而现在，高德康认为，最重要的是“走进时代主流消费人群的心智”，做“时代的品牌”。

从2018年起，波司登从多元化扩张中收缩，聚焦羽绒服主赛道。他们连续在纽约时装周、米兰时装周、伦敦时装周亮相，和多位全球设计大师、时尚IP、明星大咖、时尚博主等合作，广泛使用社会化媒体进行传播，不断增强品牌的时尚潮品属性。在原创设计、品质工艺、功能科技、产品结构等方面也不断优化升级。其中“登峰2.0”新品运用了“北斗定位搜救系统”，用户在户外遇险时可以发出求救信号；使用了航空智能调温面料，高温时可以吸热储能，低温时可以释热供暖，在极端环境中也可维持31℃-33℃的体感温度。他们还全面推进了数字化。

2021年波司登年报显示，单价超过1800元的波司登品牌羽绒服销量占比达到46.9%，较上年同期增长15个百分点。高端时尚品牌的价值正在彰显。

一个卷世界，苦与韧只是成功的前提条件，价值创新才是成功的真正砝码。

崛起中的知识型企业家

在以价值创新驱动的时代，知识密集型的企业特征越来越明显。

2020年药明康德年报指出，“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26411名员工，其中9128名获得硕士或以上学位，1141名获得博士或同等学位。”

2021年华为年报指出，现有约15000人从事基础研究，其中包括700多位数学博士、200多位物理和化学博士、5000多位工学博士。

一些更年轻的研发型企业中，硕博占比可能更高。

杰夫·伊梅尔特在其《如坐针毡：我与通用电气的风雨16年》一书提出，中国已经从单纯的制造业大国转变为重要的知识枢纽。在一个又一个行业中，中国决定采取某种立场，世界很可能会跟随。“例如，太阳能产业之所以存在，就是中国决定这么做，并着手制造太阳能电池板。我怀疑，他们在电动车方面的部署，也将快过美国。在下一代电池、核电站和电动汽车领域，中国将与美国并驾齐驱。”

要成就“知识枢纽”，人才是关键，领军人才更关键。

华平投资中国联席总裁魏臻说，投资回报包含两部分：能力（α）+运气（β）。过去20年很幸运亲历了一个充满β的时代，未来10年我们会看到更多凭借α获得成功的企业家，这将是一群非常善于创新、自我突破、学习、资源整合和拥有国际视野的新生代企业家。

新生代普遍年轻，但也不一定就是80后、90后，也可能是60后、70后，甚至更年长，例如一些在国外顶尖学府、著名企业实验室工作的研究人员、科学家，有长期积累，站在科技前沿，在非常成熟时回到中国创业。

上周在腾讯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协助下，我在线采访了一家科创企业——深度智控（DeepCtrls）的创始人李辉，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在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工作。

深度智控的远景是“做世界深度能效智控领域的核‘芯’产品，为工业与建筑节能行业赋能，降低中国碳排放2%”。公司成立短短3年，已服务了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宁德时代、京东方、腾讯、长城汽车等100多个项目，也是腾讯云启的生态伙伴之一。国家超算中心应用了深度智控的产品后，系统年节电24%，年节电量超过410万度电，年PUE（数据中心总耗电量与信息设备耗电量的比值）从1.28降到1.21。

大型机电能源系统特别是空调与空压系统的运行能耗，常常占到工业与建筑能耗的30%到50%。李辉说，之前的系统运行优化，主要靠专家的经验规则，通过定制化编程实现，但这种做法很难实现从数十万个控制参数组合中实时寻找到最优解。

深度智控的做法是，按照“机理框架+数据驱动”的思路，先对系统设备进行高精度仿真建模与预测，基于实时的空调负荷，在仿真环境中计算出此刻数十万种运行组合各自对应的系统能耗，找到能耗最低的控制参数，并将它下发到设备控制器中，实现系统实时最优运行。

简单说，深度智控的产品，好像是给机电能源系统安装了一个实时优化计算的智能大脑，用AI做节能。产品非常轻量化，即插即用，与原有自控系统一键无缝切换，几分钟内用户就能直观看到切换前后系统能耗能效的对比变化。

目前，腾讯正与深度智控紧密合作，在智慧工业、智慧交通、智慧地产等方面推出新的数字化节能解决方案。

李辉团队为什么能在深度节能、物联智控领域走在世界的技术前沿？

李辉回答：“其实有很多年的积累。2008年我就开始做这方面研究，光是通过机理建一个机场能源站模型，就要4个博士做大半年，很难推广。也尝试用过纯AI，纯AI黑箱模型很容易发散。后来才结合‘机理+AI’的优缺点不断进行研究、实践与完善。也一直期待行业里能有这样的产品。等不及了就自己下海，选择在中国这个应用场景最丰富的市场上创业。”

李辉说，“我们没有一个销售员，也不跟别人竞争。我们只做产品，跟系统节能的极限竞争，为行业赋能，包括把算法产品提供给品牌公司，成为他们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产品技术的高门槛，带来了高客单价与高毛利。深度智控成立一年后就已盈利。

李辉现在一天的工作强度相当于在美国时的四五天。“在美国的国家实验室主要干自己愿意干的事，也不一定要带学生。安逸到有时会失眠，觉得自己七八十岁的样子都能看得见。而现在，有时一天要见6-8批客户甚至更多。在美国是别人仰视的科学家，现在是底层创业者，不管客户职位高低、合同金额大小，都要服务好。在美国的工作是朝九晚四，早上9点到下午4点，现在是朝七晚二，早上7点到晚上2点。”

这么忙，为什么要回来创业？“因为人生只有一次，创业可以创造与经历各种可能性，不希望老了因为人生平淡而遗憾。”

结语：千万不要骄傲自满

以上是我本周所做的一部分工作的记录。

那种轻而易举的好日子，我不期望能够再来。但这不意味着就不能把日子过好。

有人说，世界处于一个新的达尔文时刻，适者生存。而我看到的是，专注者生，创新者赢。

中国式创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融合与叠加。比如这几年，以中国供应链为基础的“科技+消费”产品畅销世界。基础是消费电子的完整生产链，无人机是在上面加飞行控制、云台控制、图像传输技术，运动相机是在上面加图像拼接、图像稳定、图像锐化等技术，扫地机器人是在上面加激光雷达、视觉识别、无人驾驶技术，智能按摩椅是在上面加人脸识别、智能语音、传感追踪技术。

这就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中国创造的逻辑，是制造红利和工程师红利的叠加。创新是融合出来、“+”出来的。这一逻辑也可应用到更广领域。

最后想说的，也是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千万不要骄傲自满。

李辉说：“在应用场景方面，中国是世界最丰富的。在原生、原创领域，美国则有相当大的自由，天马行空，不像国内很多做研究、发表论文，比较急功近利。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有3000多研究人员，出过14个诺奖。整个加州伯克利分校出过112个诺奖，美国的研究底蕴还是很深的。”

美国1/4专利产品的拥有者是移民，美国创新的一个源泉是对全世界有创造力的人才的吸引力。文化多样性是产生创新的重要土壤。

创新的中国，需要更好的人才包容和文化包容，唯此才能催化出创造力红利，实现经济升级，助己达人，贡献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