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严剑漪 图 | 王晓波

3月，上海，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来袭。马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地铁里也空空荡荡，黄浦江畔的生活仿佛按下了慢进键。

肇嘉浜路308号，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办公楼里，一个在幕后默默付出的团队却加快了运转。它无所不往、无所不在，犹如人体内的神经系统，一边努力调节器官和系统的活动，一边尽快通过分析对环境变化的刺激作出反应。它不能停，因为大家需要它，无数需求正等着它去实现。它就是上海高院信息管理处团队。

一切都不能出错

吴越，上海高院信息管理处基础管理科四级主任科员。

“赶紧来高院，两小时后有个视频会议要在A3会议室召开！”3月20日上午8时，尽管是周日，吴越的手机还是急促地响起。他被通知立即前去调试视频会议设备。

8时30分，一部分技术人员因无法提供48小时以内核酸检测报告而进不了高院。

9时，吴越赶到会议现场，通过手机与无法进场的技术人员联系，并与现场工作人员一起调试所有设备，包括扩音设备、屏幕、摄像头等。

10时，会议准时开始，吴越坐在会议室的最后一排，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盯着会议中的一切。

“疫情一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视频会议将是一种常态！”吴越大学里读的是计算机科学技术，毕业后做过程序员、系统架构师，进入法院工作后，他始终保持着对数据的高度敏感性。

吴越作过一个统计，疫情前，上海高院每年召开的视频会议量在70场左右，2021年增加到250余场，而今年仅1月至4月，该院会议室里举行的视频会议就已有141场。其中，3月1日至4月26日是105场。

疫情前，上海高院只有一套政务外网会议系统，现已增加手机“上海法院App会议系统”、政法委会议系统、市委会议系统，共计四套。会议模式从最初的各类内部条线会议，升级到全国四级法院系统会议、新闻发布会、学术研讨会及其他法院重要活动。根据会议组织方的要求，吴越所在的技术团队还时常从不同角度、不同景别架设机位，越来越像“电视台导播”了。

然而，无论视频会议如何发展，吴越心里十分清楚，对技术保障而言，最怕出现三类状况——没声音、画面卡、黑屏。

为防止出现“没声音”，吴越每次会前都给话筒换上新电池，同时再备一个无线话筒，换下来的旧电池也不丢弃，用于平时测试。

为防止“画面卡”，吴越和技术团队会提前准备两套主机，一套作为主播，另一套当备份。如果会场不在高院，他有时还会从高院专门带一套主机设备到会场保驾护航。

“黑屏”是最棘手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生过此类事故，但安全起见，吴越和运维人员一直小心翼翼地做着日常巡检维护。

比如，高院A3会议室的大屏，它的使用率高，养护起来也复杂。首先，这块面积为35平方米的大屏幕由21块小屏幕组成，由于小屏幕静电容易吸尘，每隔一季度，运维人员就得戴着干净的手套把屏幕上的灰尘轻轻抹去。其次，屏幕背后的激光灯泡也需要调试。灯泡长期使用后会有所损耗，导致光线投射到每块小屏幕上产生不同的色效偏差，运维人员必须对着光源仔细调整每块小屏幕的亮度和色彩。

一切都不能出错，吴越不断提醒自己。

刚来法院时，吴越对视频会议系统一窍不通，甚至听不懂一些术语，比如MCU是什么。而现在他知道了，一套设备齐全的视频会议系统需要由多点控制单元（MCU）、视频会议终端、摄像头、麦克风、触摸屏、显示大屏等构成。

自2015年接手视频会议工作后，每次会前，吴越都会和团队争分夺秒地调试设备，调试时间从一天压缩到半天、再到两小时。每次会中，吴越要么在现场，要么在机房。碰到不同审判业务条线同步多地开会，他便坐在机房里，两眼盯着所有会议室的画面，耳朵里同步听着各个会场的声音。

不能出错，吴越一直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差错，而他的工作只是团队里的一环。

安全是隐性的

吴海崟，上海高院信息管理处副处长，在技术条线上摸爬滚打了27年，是位名副其实的“元老”。

3月20日起，吴海崟和处长曹红星、副处长陆诚一起24小时在单位值守。吴海崟手机里有一个“高院系统每日运维汇报群”，每天早上7时30分至8时30分，群里的成员会连续不断地向他汇报法院各个角落的巡检情况报告：

“法院各出入闸道、地下车库车辆闸机正常通行，无故障；食堂刷卡测试正常……”

“政务外网云上服务器资源可用性正常，数据库运行正常，备份正常，外网核心应用可用性正常……”

“数据中心节点关键串联设备系统运行情况正常，隔离交换系统联通性正常，程控交换机运行正常，安防监控系统正常，无图像失真丢失，电子围栏防区通信正常……”

一旦出现“故障”，吴海崟就要迅速反应，在群里“呼叫”相关人员：“@郭凯文，高院网站数据库连接异常，会影响全市法院网和12368办理平台，速查一下网络有没有问题……@郭斌，这台空调故障率近期有点高，查找原因，争取根治……今天开始，金融法院进行新系统切换，请跟踪网络、云资源、CA登录等系统运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在群里报告，及时处理……”

24小时，只是一天；N个24小时，则意味着没有喘息的时间，始终处于高速运转的状态。

吴海崟分管两个科——基础管理科和信息安全管理科，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安全”，而且这种安全是隐性的，只有让别人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才是最成功的。

“这次疫情，法官在家出不来，当事人也不能跑动。从发展趋势看，未来会面临‘三个多’——视频会议多、在线庭审多、‘解忧’咨询多。”吴海崟预测。

连日“作战”让吴海崟有点疲惫，但并不影响他冲锋陷阵。针对“视频会议多”，3月21日起，他安排吴越和技术团队“入住”法院，随时随地“调兵遣将”应对突发情况。果然，当晚8时，上海市委打来电话，通知高院第二天要召开视频会议，并把相关会议系统设备运抵高院，吴海崟等人一路调试到晚上11时。

“22日要开三个视频会议，一个市委疫情防控工作会，一个全市法院疫情防控工作会，还有一个基层法院连线会。有的会议规模比较大，线上有几十个人，而且需要同时使用不同的网络、不同的终端。”吴海崟不停地考虑着各种细节。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3月22日中午，会议方临时通知会议延后一天召开。

与此同时，全市法院通过手机“上海法院App会议系统”进行视频会议的数字在剧增。3月1日至4月21日，不到两个月，全市法院在线会议共计761场，参会人数8363人次。另外，直播会议数也在增加，“全流程网上办案专题培训”“法院干警疫情当下压力调试与情绪管理”等直播会议的观看人数达22555人次。

针对“在线庭审多”，吴海崟算了算，随着法官封控在家的人数增多，在线庭审量将迅猛增长，原先的互联网庭审服务器带宽流量不一定够用。于是，他和基础管理科科长沈杰提前在线上与大数据中心协调沟通，争取更多的带宽和计算资源。

短短一天，7台服务器带宽由原来的30兆升级至1000兆，并增加了8台服务器共计240核CPU和40TB的计算存储资源。吴海崟还利用双休日增加了3路高院本地互联网法庭通道，希望通过这些未雨绸缪的准备，让法官们无后顾之忧。

吴海崟喜欢做什么事情都提前调研和预判。他的书橱里有一本《政务机器人》，这本书他买了很久，只要有时间就会拿出来翻阅，里面有他很感兴趣的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介绍。

RPA，又称“数字化劳动力”，通俗地说，就是软件机器人通过控制计算机设备来模拟人为操作。比如，打开浏览器，登录网站，输入车次，购买车票，甚至帮助人们自动支付，然后再把订单截图保存。

吴海崟的办公桌旁放着一摞厚厚的2023年信息化项目建设调研材料。他一直在思考，是否可以引入RPA来优化法院工作。比如，每日是否可以让机器来巡检？是否可以在互联网、法院政务外网各部署一套自动化运维系统，模拟干警使用终端软件，检测关键功能是否正常可用？如果可以实现的话，法院的系统运作将更加精细化、智能化，并降低重复劳动，减少运维人员。

“要把技术做成艺术，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吴海崟对自己这样要求。

随需而变 随机应变

陆诚，上海高院信息管理处副处长，遇事迎难而上，是一名雷厉风行的“干将”。

吴海崟分管的是硬件的“隐性”安全，陆诚分管的则是软件的“显性”应用——应用管理科。两人分工合作，可谓“软硬兼施”、相辅相成。

疫情伊始，陆诚就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今年疫情和2020年那次完全不一样。2020年，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进不了法院，但法官基本上在法院上班，法院可以通过向当事人推广网上立案、网上递交材料等全流程诉讼服务平台，让当事人实现足不出户完成诉讼全流程。现在，因为封控，法官来不了法院，而且各区的封控通知不定期发出，无法提前安排。”

3月14日上午9时，根据开庭排期记录，有3个案件在高院的第8、9、10号法庭在线庭审。没想到，最后一个都没有开成。

原来，3个案件的合议庭都出现了部分成员被封控在家的情况，而法庭里的在线庭审系统从设计上把合议庭作为一个独立整体，所有成员只能通过一个会议号登录系统。那么，任何一位合议庭成员无法到达法庭现场，庭审就无法进行。

这可是个大问题！陆诚心里一惊：如果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一位合议庭成员不到法庭就不能开庭，全市每天有几百个庭要开，那将会有多少庭要取消！

陆诚立即召集团队开会讨论，作方案、作适配、分头开发，她的压力骤增。在外人眼里，这只是一个在线庭审系统的调整，但实际上，这个调整涉及音视频流的处理、语音转换的平台能力及在线庭审的应用层协调，陆诚必须在短时间内与不同开发方进行沟通，促成一个各方都能认可且能执行的方案。

上海高院信息管理处在紧急商量技术保障事宜

一天以后，信息管理处上线了一套新的在线庭审系统。

3月20日，疫情防控要求又有新变化。根据上海市委精神，上海高院迅速出台应急处置方案。其中，关于办公方式这样规定：“在确保机关正常运转的前提下，按照集中办公和居家办公相结合的要求，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以必要性为原则，以一周为周期，轮流安排人员集中办公、集中住宿……畅通线上诉讼渠道，加强与当事人和代理人沟通，最大程度减少线下庭审……”

规定一发出，全市法院的大部分法官开始居家办公。大部分法官进不了法院，这也意味着法官不可能在法庭里使用线上庭审平台开庭了。很多原本在法院能够轻松完成的线上动作，要统一“转场”到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家的电脑、手机终端上完成。

令人头疼的是，一部分法官对在线诉讼的软件和程序并不熟悉，需要技术人员一遍又一遍地远程培训指导，还有一部分程序亟待技术团队根据新需求去研发、调整、优化。

随需而变，随机应变。陆诚深吸一口气，应对着来自上海三级法院的突发情况。比如，有部分法官在家进行在线庭审，突然出现“音字转换不动”的异常情况。

究竟哪里出错了？技术团队一个一个环节地排查。法官在家开庭，没有书记员，庭审笔录全靠语音自动转换生成，一定要快点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应用系统不是一个简单系统，它是基于很多不同平台汇集而成的产品，涉及不同开发方……到底问题出在哪？

陆诚最大的挑战是必须把这些问题“迅速解决”。如果给团队足够的时间调研、反复测试，陆诚有把握彻底解决问题。但现在没有时间了，拖延半天就意味着有几百个庭开不了，陆诚逼着自己和团队快速诊断、快速解决。

然而，快速解决的结果会带来“副作用”——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测试，程序运行中容易出现漏洞，也就是一些未被发现的缺陷和问题。

信息管理处的同事正在商量如何解决在线庭审流程中出现的程序漏洞问题

于是，陆诚的团队又会“收获”一部分使用者的抱怨。当然，更多的还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技术咨询，有全市法院技术条线同仁的，也有各类微信群里熟悉的法官的，如何尽快给这些人解忧？

陆诚和团队日夜加班。她不怕抱怨，只希望能够迅速建立起一条畅通准确的信息反馈渠道，第一时间知晓使用者的问题所在，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去优化、去解决。

一辆庞大的“战车”

奚青，上海高院信息管理处应用管理科四级主任科员。

奚青已经在处里工作了8年。他把信息管理处比作一辆庞大的战车，自己是轮子，处领导是发动机，发动机驱动着轮子不断向前。

打开手机，奚青一共有261个微信群，其中约150个群与信息技术工作有关。以前，他每天回复的工作微信条数以百来计算，现在是以千来计算。微信要么不看，一看就是满屏的“小红点”。

今年3月以来，奚青的工作时间明显增加，没有“下班”一说，没有双休日，甚至没有晚上，从零点到零点，一周7天，成了标准的“007”。

高院原本设有三条技术支持咨询热线电话，但疫情一来，接电话的人被封控了。奚青和技术团队只得不厌其烦地通过电话、微信去教会法官们如何自力更生地在家里配置设备、下载程序。陆诚则在全市法院技术人员的微信群里，不断回答着各类疑问。

新问题总是一个又一个地冒出来。比如，法官在家审案需要网上阅卷，而网上阅卷的功能勾选项只能在法院内网完成。于是，技术人员根据法官需求在内网里替法官进行勾选，然后通过安全途径导入互联网，再指导法官通过手机端App或者电脑查看内容。这又是一个庞大而持续的工程！

3月18日上午10时，奚青接到上海高院民庭来电，反映互联网在线庭审不够用，法官们“抢不到”法庭来排期开庭。原来，按照系统设计，开庭的法庭必须是法院里真实存在的法庭，但这些法庭数量有限，一下子无法满足大量线上开庭的需求。

怎么来缓解这个问题？当晚10时22分，奚青给陆诚提了一个建议：“全市法院的法庭共计1019个，支持在线的只有466个，我想加一个‘虚拟法庭’功能，各院可以自由增加虚拟法庭。这些法庭不纳入法庭建设统计，只用于在线开庭，只提供给合议庭成员都居家的开庭使用。”

奚青的建议很快被采纳。3月21日，全市各级法院均开通了20个“虚拟法庭”，缓解了居家法官的燃眉之急。

3月22日，“上海法院技术支持”正式推出。这一公号由高院信息管理处的应用管理科和综合管理科共同负责运维，目的是帮助解决上海法院信息系统使用中遇到的各类技术问题。公号一经推出，当晚就有145人次发出622条消息到后台寻求帮助，短短三天内，粉丝数达1953人。

“我们用‘三件套’来应对‘三多’：不同的视频会议系统应对‘视频会议多’，在线‘虚拟法庭’应对‘在线庭审多’，应对‘解忧咨询多’。”曹红星这样总结。

曹红星在连夜加班核查各条线运维情况

在一连串的组合拳下，上海三级法院在线庭审数据发生了“裂变”：3月1日，全市23家法院当日在线庭审数仅为143件；3月23日，在线庭审数猛增至2850件，23天里连翻20倍；至4月25日，全市法院共完成在线庭审37028场，在线庭审率接近100%，异步审理（微法庭）11896场，共有5047名干警参与了在线庭审或异步审理。

“我们是一支‘部队’，要充分发挥整支队伍的实力，真正把技术系统做到‘好用、管用、用好’，这样才能服务好更多的法官，服务好更多的当事人！”曹红星说。

侧

记

“如影随形”的可贵

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值得尊敬，那就是——永远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甘心为你默默付出的人。

3月的一天，笔者走近脚步匆忙的上海高院信息管理处团队身边。他们，有的正忙于处理各类需求，微信、电话一个接一个；有的正守在会议中心，直到结束才抽空接受了采访。他们协助过法院里很多场新闻发布会的召开，但没有一场发布会的主角是他们；他们也曾为全流程网上办案体系开发费尽心血，但他们最开心的是看到法官们熟练运用系统淡定开庭，完全没有在意自己能否得到喝彩。

“现在是一个契机，正好可以推动全市法院干警更深入、更贴近信息化。”奚青毫不介意有人抱怨软件的漏洞。

“懒人改变世界，技术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我们要不断学习新技术，然后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吴越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初衷。

“把技术干成艺术要一起思考，群心协力，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吴海崟总是在思考。

“有问题可以，但不许发牢骚，必须自己解决，想到方案后再告诉我，不能只谈问题却没有解决方案。”陆诚一直在“逼”自己和团队。

“要感谢业务部门的理解和支持。”曹红星一边抬头指挥看路，一边埋头和团队一起为法院、法官拼命奋斗。

这就是法院的幕后英雄，冲锋陷阵，如影随形，心存感念，不问收获。

本期封面及目录

《中国审判》杂志2022年第09期

中国审判新闻半月刊·总第295期

编辑/孙敏 实习编辑/庄罗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