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韭菜不配生孩子

今年人口普查数据吸引了广泛的关注，因为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适龄生育人口生育意愿低，是近年来持续的一个热点话题。其实这个数据就算没有出来，大家对结果也没有什么太意外的地方，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新增人口持续递减。分析人口普查数据的事我就不做了，网络上已经有了很多文章，因为分析来分析去，无非都是那个结论。我更想分析一下背后的问题——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

类似的话题也是老生常谈，过年期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年轻人不是不愿生孩子，只是他们单单养活自己，就要用尽全身的力气了》，再之前还有更详细更全面的一篇付费文章《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年轻人身上》，这两篇文章总共一万五千多字，千言万语其实也就一句话：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是被剥削的太惨了。

本文继续前两篇文章的论点阐述，当年轻人普遍发现：养活自己就要竭尽全力了，很难再承担哺育下一代的责任，那么他们就会选择推迟生育时间——直到自己有能力为止；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会带来一个新生命来这个世界上经受挫折。无论是不生还是晚生，在数据上都会显示为新生人口的断崖式下跌。我把这种现象类比为当代年轻人挣扎下反抗资本的“卢德运动”。

（二）新时代的“卢德运动”

在工业革命早期，无产阶级虽然遭受严重剥削，但并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于是英国工人就以破坏机器的方式来反对工厂主压迫和剥削，相传莱斯特郡一个名叫卢德的工人，为抗议工厂主的压迫第一个捣毁织袜机，他也被称为“卢德王”。这种自发的、暴力的、破坏生产力式的运动被称作“卢德运动”，这是最早期工人运动的形式。

马克思也是用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评价卢德运动，一方面认可其进步性：工人有了反抗意识；另一方面也批判其落后性：把机器看做自己受压迫的根源，并没有指向背后的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只是通过破坏生产力表达诉求，非但不能实现自身目的，还会产生倒退的负面影响。

在这个996被鼓吹为“福报”，鼓吹者被捧为“人民富豪”的时代，个体年轻人面对资本过于渺小，又在原子化时代、宏观叙事消解的时代难以团结起来，于是只能通过“破坏生产力”的方式来与资本对抗。而与曾经破坏机器不同，新时代的的“卢德运动”更有几分非暴力不合作的色彩在其中，最典型的就表现为：不给资本“生产”下一代劳动力了。

毫无疑问，年轻人的“不婚不育”选择是被动的：讲道理，没有其他条件限制，谁不想儿女绕膝、子孙满堂，享受亲情和家庭的天伦之乐？这是人的本性啊，富豪们想我们也想啊，还不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吗？但是客观现实就是如此，我现在被剥削就算了，将来我的孩子还得受二茬罪、吃二茬苦，长大了走向社会再被资本家的儿子们剥削，闻者伤心，见者落泪。搁谁谁愿生？

社交网络上一些女权先锋人士探讨总结出了一个“6b4t”号召，简而言之这“6b”是“不结婚，不生育，不谈恋爱，不啪啪，不购买歧视女性的产品，女性互助”；“4t”是“脱束身衣，脱离宗教，脱御宅文化，不追星”。无论这一号召引发了多少争议，无论每个人对此所持不同看法，但我认为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针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卢德运动”。

我在《资本主义是怎样激化男女对立、挑拨两性矛盾的？》这篇文章中分析得很详细，女性在婚姻内承担了生育成本，但是其生育价值和家务劳动难以得到承认，女性因为生育往往还在职场上遭遇歧视——这一切都是资本转嫁的矛盾。于是女性就开始掀桌子了，“6b4t”这几条许多都踩在了破坏生产力上：就比如说“不追星”，制造出的流水线明星没人看了，这就要了资本的老命。

无独有偶，与“6b4t”类似的，不少无产阶级男性也在实践中无意识地践行了针对资本的“卢德运动”，其表现与日本流行的概念“低欲望社会”有几分类似。宅文化固然有许多落后与腐朽的地方，但也看跟谁比，如果不说“文化”，“宅”这个行为对资本主义也有很强的解构作用。

（三）“宅”有革命性吗？

伪小布尔乔亚或者说精神上的小资产阶级生活艰难，但也精神空虚。平时被工作、公司、老板、甲方折磨的生活不能自理，又不认同自己属于无产阶级，拒绝接受真正改造社会的方法论，所以只能沉迷于灵修、禅修、仁波切等宗教鸦片；或者追星这种宗教鸦片的变种，不但被老板剥削剩余价值，还要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挤出钱来买牛奶，给割割打投（这里就能看出6b4t理念的进步性来）。

相比而言肥宅甚至都要“进步”一些：我不去工作，不被剥削；我服用信息时代的精神鸦片，我沉迷纸片人、电子游戏，也不会被那些恶心的宗教鸦片利用。讲道理，小姐姐怎么也比大和尚可爱得多吧，“奶头乐”确实是“奶头乐”，但跟封建宗教一比，领先了一个时代呐，至少人家骗钱不骗色不是。

认真讲的话肥宅就是在消极抵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某种意义上的“非暴力不合作”。虽然是逃避，但他们也在解构资本主义。按照西马的理论来说，解构主义也有革命性的成分——所有人都不去工作，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宅”这个概念在日本就是完全不工作的，一旦工作了就叫“社畜”，因为一来国家福利好，二来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年，中老年财富都是有相当积攒的，啃老也啃得起——因此日本年轻人能真正地“宅”起来。而我们毕竟是发展中国家，还没能支撑起完全脱离于经济和社会之外的“宅”，例如三和大神都还是要工作的。日语中的“宅”是指NEET（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宅”特指某些亚文化的爱好者（也就是日本人所说的OTAKU），也形容一个工作之余的生活态度，其实是一种引申义的诠释，后者多为消费主义所侵蚀，本文主要探讨NEET的现象。

日本肥宅们不去打工，靠父母遗产和低保过活，不给资本主义提供劳动力——相当于变相砸掉了机器；而且又“低欲望社会”，不出门就不买名牌衣服名牌鞋，更不会消费奢侈品，这又要了资本主义的老命了。如果这个社会全都是肥宅，那就是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同归于尽的一天。

当然，我们要牢记马克思对于卢德运动的评价：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我既然本文把青年男女的选择成为当代的“卢德运动”，评价也是一致的。我做了这个并不严谨的类比，只是想延续“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这个话题继续分析。

（四）群体性孤独

主要还是生活不容易，而且当代年轻人都接受了基本的教育，也不会像传统的穷人那样——靠生孩子来延续希望，于是他们选择伤害自己。

当然，为了使本文的分析更加完整，我也不能把什么原因都怪在资本家头上，当然资本家太坏了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但是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也必须考虑其中。就现在年轻人不生孩子的问题，资本家的责任大概是三七开吧，七成怪他们剥削太狠了，三成有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在其中。

就比如说，当代文化产品、精神生活无比繁荣，大家都能从各种地方找到寄托，不需要家庭的互相慰藉了。女孩子可能觉得：这届男人真不行，不如嗑一嗑CP，我家太太随便发糖；男孩子可能觉得：这届女人太烦了，不如舔一舔我纸片人老婆，电子后宫不香嘛？所以大家就互相单着呗。

这一种替代性寄托，被美国社会学者雪莉·特克尔称为“群体性孤独”。特克尔指出：“我们时常感到孤独，却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束缚，数字化的社交关系和无孔不入的互联网恰恰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需付出友谊。”

网络分享增加了交流的数量，却削弱的交流的效用。用技术来处理亲密关系，人际关系会被弱化成仅仅是“联系”而已，而在此之后，简单的“联系”会被重新定义为亲密。换句话说，网络亲密（cyberintimacies）滑向了网络疏离（cybersolitudes）。请尝试把上句中“联系”用“点赞”、“评论”、“群发”等词语来替换，是不是就容易理解了？

虚拟世界并不能替代现实世界对于情感的反馈作用，特克尔认为：我们因网络连接而同在，但是我们对彼此的期待却削弱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感到孤独——我们开始把其他人视为实用性的客体去接近，并且只愿意接近对方那些实用、舒适、有趣的部分。更加悲哀的是，这些舒适有趣的部分是从全面的现实中剥离出来，让我们从复杂的、凌乱的生活浪涛中转移出来，沉迷于虚拟世界而放弃了现实中的冒险。

互联网的先驱者凯文凯利认为，网络连接性可以平复我们心灵最深处对孤独、失去和死亡的恐惧，但连接也破坏了原本维系我们的东西之间的联系，比如面对面的人际交流的价值。1854年出版的《瓦尔登湖》中，作者梭罗提到我们彼此以随机的方式联系太多，梭罗写道：“社交往往廉价”——要知道，这可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事情啊，要是梭罗老师知道现在的社交模式，那可就不是“廉价”的问题了，那可是妥妥的“倒贴钱”了。廉价，便丧失了意义，同样的交流，孤独感却油然而生。因为廉价，所以孤独。

换句话说，电子通信、社交网络削弱了人们的感情表达：一方面，我们用拟人的方式对待无生命的事物（如siri、二次元纸片人、影视作品中的CP、智能机器人等），另一方面，我们也越来越以物化的方式对待人。或许有一天，我们不再用声音而用信号传递信息，用数据而非用抚摸来传递感情，我们将依赖技术，超过依赖彼此。这是否是我们期待的科技发展走向？我们是否需要更理性的评判科技对我们带来的种种影响？

上述理论也是一家之言，还值得更深入更全面的探讨，不过也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多的角度来分析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