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过去一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值。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任教授向八大健康点解释:“2020年出生人口1202万，死亡人口998万，净增204万。然而，在14亿的人口基数面前，204万是一个微小的数字，几乎等于零。”

“从这样一个数字来看，相对来说，基本可以认为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零增长阶段，出生和死亡几乎是相互抵消的。”

“根据国际组织和中国科研机构的几个人口预测方案，预测2027-2032年人口将进入负增长，但现在看来，随着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死亡率将逐渐上升。基本上可以判断，中国人口绝对零增长，也就是最近一两年，然后就会转为负增长。”

有趣的是，这个结果早在今年5月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时就已经公布了。然而，当时的出生率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反而更加关注生育率。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低至1.3，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出生率是新生儿在平均人口中的比例，而生育率是育龄妇女的出生率。如果生育率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生育意愿和状态，那么生育率就能反映人口增长。

2020年，这两个新低指标表明，中国的人口问题越来越不乐观。

自201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政策有所改善。第二个孩子，只有第二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和第三个孩子已经完全放开了...然而，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女性对生育的渴望一去不复返，期待中的生育潮一次次落空。

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8.52‰，总生育率为1.3。

一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总生育率保持在2.1，这样才能保证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即下一代总人口不会增加或减少。

1963年，在新中国第二次生育高峰期间，中国的生育率达到了7.5。20世纪50-6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困难的三年除外)，中国的生育率保持在6以上，出生率保持在30‰以上。

在新中国72年的历史中，曾出现过三次这样的生育高峰。

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1958年，10年间累计出生人口2.06亿。根据《统计年鉴》，1952年的出生率达到30‰，几乎是2020年的4倍。

第二次生育高峰始于1962年，出生率再次跃升至37%以上，年出生率超过2000万。直到1975年，14年间中国出生了3.64亿人。

这两次生育潮，使中国总人口从建国时的5.5亿直接跃升至9.3亿，创造了1964年至1974年平均每5年净增1亿人的人口快速增长奇迹。要知道，当时只有中国、印度、美国和前苏联的总人口超过1亿，中国十年净增2亿。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强劲增长和韧性，得益于这两次人口高峰带来的人口红利。

然而，在当时，生育潮并不是一种流行趋势。全社会的舆论和政策都一致认为，生育高峰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是一个需要抹平的“考验”。

于是在第二次人口高峰结束时，中国开始了影响深远的计划生育政策。

1973年，中国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

整个70年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晚、稀、少”为主——“晚”是指男性25岁结婚，女性23岁结婚；“稀疏”是指生育间隔延长，双胞胎间隔3-4年左右；“少”是指三个以上，两个刚刚好。

严格的生育政策，开始遏制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

中国人口的第三次高峰，其实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人口已进入增长阶段，育龄人口增长较快。虽然出生率赶不上前两次生育高峰，但未来17年出生人口将超过2000万。1981年至1997年，累计出生人口达3.75亿。

但是这个生育高峰并不是因为女性的高生育率造成的，而是因为当时的育龄妇女数量巨大。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生育高峰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已经大大降低。1991年，中国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从1992年开始，一直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上，进入低生育率时代，维持了30年。

与生育率和生育意愿的快速下降相比，中国的生育政策越来越严格。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有一个以上孩子的夫妇被定义为有一个以上的孩子，并受到经济和行政处罚。

这项政策持续了30多年，直到2016年被废除。

2007年，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预测，中国将迎来五年内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我们必须尽力降低出生率。

然而，中国第四个出生人口高峰尚未到来。

事实上，从1991年第三次生育高峰结束到现在已经30年了，中国还从未出现过另一次生育高峰。

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生孩子？

高房价，高育儿成本，工作负担，严重的加班...在社交媒体上，这些被认为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

早在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田峰在一篇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论文中就指出，衡量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生育成本。这些成本中，有直接成本，“抚养孩子的成本和将来结婚生子的成本”；还有间接成本，“即生育和照顾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

生育带来的机会成本降低在女性中尤为明显。

来自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机构的多位学者采访了多位育龄妇女及相关工作人员。2021年4月，他们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市生育决策决定因素的定性研究》的论文，其中提到了住房和育儿的经济成本高、教育竞争激烈、工作时间长、父亲因工作和思想原因缺勤以及对女性职业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很多女性不愿意生孩子或者少生孩子的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金永爱说:“现代社会，女性与男性在外界(职场)的差距越来越小，地位越来越高。然而，在家庭中，妇女仍然是家务和照顾的主要承担者，她们面临着工作和家庭平衡的巨大挑战。多生孩子意味着在孩子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极大地抑制了女性生育的欲望。而且，在现代社会，女性的自主决策权仍然很高，低生育率不可避免。

除了间接成本，生育的直接成本同样惊人。

除了住房和教育，影响生育意愿最重要的两个经济因素是“双减”，一度被认为是减轻育儿负担、提升生育意愿的杀手。

生育需要婚姻，婚姻往往需要房子。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住房支出占居民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最高。从2012年末金融机构消费信贷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消费信贷总余额的76.3%，信用卡贷款占11.1%，汽车贷款占1.5%，其他类型消费信贷占10%。

在生育友好型社会，鼓励生育的政策框架已经比较完善，包括:经济支持政策(津贴或减税)、时间政策(产假或育儿假、弹性工作时间等)。).)))、提供托儿服务和保护工作场所权利(保住工作、提供培训等。)..此外，“生育友好型”应该对男女双方都友好，不应将生育责任单独转嫁给一方。

目前，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产假仍然只有3-4个月。休完产假，年轻妈妈面临着谁来照顾孩子的问题。

中国的学前教育资源仍然短缺。0-3岁的孩子主要由妈妈或爷爷奶奶照顾。2019年，我国0-3岁儿童入托率仅为4.3%，现有资源远远不能完全满足家庭需求。

此外，很多女性之所以“不生育、不生育”，是因为担心影响职业发展，被母性惩罚。女性晋升的机会很少，女性产后被边缘化的情况也不少见。其他研究人员计算过，中国女性每生一个孩子，工资收入就会减少7%。

同时，男性法定陪产假只有15天，育儿的责任还是更多地在女性身上。

创造一个有利于职业发展的环境对于提高生育率非常重要。金永爱提到，“从实际出发，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很多北欧国家的生育率就越高。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是正相关的，而不是负相关的。”

要充分释放生育政策的政策效力，全社会必须转变生育价值观，明确生育不仅是女性自身的事，更是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事。

为什么中国在变富之前变得“少”了？

与上一代人不同，现在社会的年轻人都想生孩子，但他们从心底里不想生孩子。人口学是指由生育观念导致的生育行为向内生因素导致的低生育转变，反之亦然，向生育政策约束导致的“外生低生育”转变。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内生的低出生率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的发展，收入、教育和就业的提高，社会竞争的加剧，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都会使人们倾向于为了维持更高的生活水平而积极限制出生率，这是人们自发低出生率和内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发达国家刚刚来到这里。”袁昕教授认为，中国唯一的特点是生育率变化太快。“留给我们理解和处理人口问题的时间非常紧迫。

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奇迹，也是中国的社会奇迹。袁昕向八大健康新闻解释说，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中国社会的加速演变。“社会发展太快了。在这样的开放政策下，我们迅速而彻底地接受了许多新思想。”其中，中国传统的家庭生育观念被彻底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比如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才竞争激烈，教育周期越来越长，不仅缩小了个体生命周期中的生育空间，也使得人们逐渐形成少生孩子的价值观，从而降低了生活成本。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物联网、虚拟生活、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大部分取代了生孩子的需求和乐趣。

而且，高昂的养育成本也是发展的意义所在。为下一代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也是发展的结果，是文明的象征。

原本由传统家庭提供的功能，如赡养、生育、亲情等，有了更多的替代选择。比如福利政策的建立，逐渐瓦解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

当家庭和生育不再必要时，未婚不育和低出生率成为社会问题。

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外生力量，无疑与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生育率下降、“加速我国生育率下降或稳定我国低生育率”的事实背道而驰。

在中国，外生政策和内生因素是同向的，都指向“少生孩子”。它们还会加速，政策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使中国迅速进入人口零增长阶段。

发达国家生六个孩子用了80多年，中国只用了20年。

这种在多重因素影响下的激进变革，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惯性。外生政策容易改变，但生育意愿下降难以控制。

2013年，中国推出了“独生子女”政策。

2016年，中国开始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在政策放开的第一年，出生率急剧上升，达到过去十年的最高点，但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出生率继续下降。

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出生率下降带来的劳动力流失和老龄化，短时间内可能并不可怕。前者和后者反对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的过度捆绑。“现在会有更多的生育，十几二十年后会有劳动力，但60年后会再次老龄化。衰老是另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它更多地与寿命越来越长的人将如何死亡有关”。

任何社会公共政策和社会现象都必须坚持利弊分析。其实客观来说，他们各有利弊。

然而，“维持低生育率太久关系到人口安全”，袁昕8时对文健表示，“如果一直维持1.8的适度生育率，300年后中国只有5亿人口，维持超低生育率太久是人类的慢性自杀，是人类的社会问题”。

“低生育率不是问题。关键是不要让他在低位或者超低位待太久。千万不要陷入低生育率的泥潭，尤其是超低生育率。扭转这一趋势是问题的关键。”

错过了20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人口问题一旦出现，就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

“很难转身！”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8时告诉文健，最早要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提高警惕，最晚要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全面公布。

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这一阶段，总生育率已从出生高峰期(1970年代)的5.79降至不到2。

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的出生率从14.03‰下降到11.90‰，而在1990年，这个数字是21‰。

从2000年到2010年，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十年间，这两个重要的人口指标亮起了“红灯”，给出了预警。

遗憾的是，相关政策没有及时调整。“计划生育在中国有很大的惯性。”穆光宗的八点健康新闻分析指出，“弥补已经来不及了”，只是因为错过了机会期，“机会之羊”已经基本消耗殆尽。

“原来，60-70后是想生两个孩子的主力军。2016年初，全面二胎政策脱颖而出，生育年龄已经过了，只能在心里想想。”

穆光宗认为，2000-2010年是中国最好的机会期。这一时期，我国“婴儿潮”人口在六七十年代后相对较多，仍处于生育阶段，没有婚姻挤压，结婚率较高。一旦政策放开，他们的生育能力就可以完全释放。

一旦错过，就更难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