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开始读书，却不会自己穿裤子；

中学毕业，却去了北大教书；

不喜欢哲学，结果却在北大教哲学；

本打算出家，却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家；

从小生活在城市，但一生都心系农村建设；

他，就是梁漱溟。

01 家庭教育

梁先生说他一生都在追求两个问题，一、人生问题，二，社会问题。这也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两件事情，我们一生相信什么，该怎么过；我们以什么样的角色生活在社会中。

下面就以梁先生一生追求的两个问题为线索，看看梁先生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其中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梁先生于1893年生在北京。这一年即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前一年。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举人或者进士出身，可谓书香世家。

梁先生的父亲秉性实在，天资不高，但遇事极为认真，自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超脱，不媚俗。对梁先生的教育完全是放养式的，从来没有打过，也很少骂过。在那个年代，打骂孩子是极为正常的，但梁父对梁先生的教育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的。

梁先生记得小时候把自己积蓄的一串钱丢了，吵闹不休。隔一天，他父亲在一棵树上看到了，知道是梁先生自己忘在了那里，但并没有斥责梁先生，而是写了一张纸条给梁先生看，也不做声。梁先生看了自然感觉羞愧难耐。

梁先生的父亲平时特别关心国家大局，在清政府不断丧权辱国情况下，梁先生的父亲倾向于维新变法，觉得清政府已经没有未来了，中国需要新的领导者。由此，梁先生的父亲没有让梁先生读四书五经，而是进入北京第一个“洋学堂”。

对梁先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另外一个长辈是父亲的兄弟，其人豪侠勇敢，也是一个爱国维新人士。为爱国启蒙，创办了北京第一份报纸，梁先生从小自学的很多知识都来自于这份报纸。但那个时候，办报纸花费巨大，其财产早已花光，还负了很多债。不但如此，还因为一期报纸被上奏清政府而被判监禁十年。

受两位父辈的人格感召，梁先生从小就萌芽出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世俗谋求锦衣玉食的生活。另一方面，受到维新变法的影响，觉得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要有一片向上之心。耳目心思应该时刻往正面去想，下流的毛病自然就少了。

小时候的梁先生身体不好，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呆笨，都六岁了还不会自己穿裤子，早晨起床需要妹妹给他穿裤子，学习成绩也不好，总之就是资质平平。在学校也没有特别勤奋过，出了学校也没有下过苦功夫，但平时在心理上，他总会对自己有一种要求，不让时间马马虎虎过去。不争在一时，而是持续的努力。

02 思考人生问题

——实用主义

在梁先生中学时期就开始思考人生问题了。梁先生早期的思想主要受他父亲影响，他父亲认为现在中国的积贫积弱主要是读书人务虚不务实，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心寻章摘句，离现实隔离的太远，他父亲一生最看不起做诗词学问的人。一贯主张是“实用”“实利”，这和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思想如出一辙。

梁先生当然受父亲影响很深，幼小时没有自己的思想，先入为主，他父亲的思想也就成为梁先生的思想了——实用主义。

因此，梁先生十四岁入中学，学校教的唐宋八大家的他不爱学，苏东坡的万言书也不喜欢，庄子的玄妙哲理更是让他头疼。后来被称为国学大师的梁先生，从小就没有好好学过国学。

但后来梁先生的思想稍微发生了转变，还是在中学的时候，遇到一个同学，年长梁先生两岁，这个人天资聪颖，不到十八九岁，就开始看佛经、《易经》、《老子》《庄子》了。梁先生和他慷慨陈词，说想要国家做一番大事业。那个同学说，要做一番事业，就得先自我修养，所谓，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要做一番大事业，还需要把成败利害置之度外，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否则，遇到一点点小挫折就灰心丧气，这样怎能成就一番事业呢，这一番道理讲得梁先生哑口无言。从此以后，梁先生狭隘的实用主义思想开始动摇。

02 思考人生问题

——学佛出家

一段时间，梁先生觉得人生皆苦的。一方面饮食男女，生老病死，各种欲望不断纠缠，令人身心不宁，另一方面，社会的狭隘、偏激、仇恨、名利等等，无不拉扯着每个人，让人喘不过气来。同时，梁先生本身感情真挚，心思细密，渐渐地，便否定人生，更不讲之前的实用主义了。

于是，梁先生开始看佛学书、吃素、准备出家做和尚去。梁先生是一个真正知行合一的人，相信什么就去做什么。此时，相信佛学，开始寻找佛典看，不管大乘还是小乘，也不管哪个宗派，遇到了就买回去研究。出家就得化缘“入城乞食”。梁先生觉得自己做不到，就想要以医术服务大众，换取衣食。于是，他一边学佛，一边学医。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写了本佛学的书《究元决疑论》。

其实，梁先生的父亲是不同意儿子学佛的，但他不禁止儿子看佛学的书籍，也不阻止他出家的念头。对儿子的教育是不强加干涉，也不勉强。他觉得儿子有一颗向上之心就够了，自己想明白了会回头的。

梁先生的父亲哀叹国家的衰败，对社会也心灰意冷，对国家出路也充满了迷茫。于1918年，自沉于北京积水潭。在自尽之前，梁先生的父亲问梁先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先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点了点头说：“能好就好啊”。然而，梁先生的父亲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的那天，也没有看到儿子从佛学回头的一天。

02 思考人生问题

——转入儒家

在梁先生的父亲去世后，梁先生编辑其父的遗书《桂林梁先生遗书》，其中，既有对父亲的沉痛的哀思，也有对自己过往思想的回顾。在这期间思想有了转变，于1920年冬，放弃出家的想法。

梁先生觉悟到：欲望之本，在此身，而心可以超越此身。人不一定非要陷入欲望的纠缠之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概莫能外。但人是高于其他物种的，人有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这种反思和批判能力就能超越自身，超越其他生物。

梁先生也意识到，人并非都在苦中，苦中还有乐。《论语》第一句话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见，说人生都是苦也是片面的。苦乐的区别在于，生命是否流畅，流畅既是乐，顿滞就是苦。而流畅与否不在于外在的条件，而是自己的内心。

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服从自己内心的声音，那就是天理。天理要远远高于人欲。

梁先生明白了儒家的道理大于佛理，同时，感到有愧于父亲的教导，父亲一生心系国家和民族，心系社会的发展。而自己悲观厌世，有悖于父亲之志。于是，也就放弃了佛家，放弃了出家的念头。

就在放弃出家后，在1917年年底，梁先生拿着自己学佛时候写的书，向蔡元培先生请教，当时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说我早就看过了，写的很好，我也是喜欢哲学的，要不你来北大讲印度哲学吧。

梁先生推托说自己不懂，只是遇到自己的人生问题，钻研了一些佛典而已。蔡元培说：“我看你也是喜欢哲学的，我们把喜欢哲学的朋友聚拢在一起，共同研究，相互切磋，你怎么能不来呢，来北大，你不要以为是来教别人的，你把到北大当作来共同学习就好了”。

梁先生终于被这几句话打动了，于是就以中学毕业的身份，来北大讲印度哲学，后来又讲儒家，在北大共呆了七年。

他的学生中后来出了很多文化名人，如大哲学家冯友兰、朱自清、历史学家顾颉刚等。当时北大很开放，有很多校外的人也来听课，有军界的、有革命领袖，还有年近五旬的。其中有很多有名的人物，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

在一次演讲中，本来是安排几个人演讲，但是梁先生从早上八点开始讲，讲了一上午，意犹未尽，下午又继续讲，到结束已经日落西山了。等待另一位演讲的人，就一直在台下等着，没有一点发言的机会。听者也是足够的耐心和好学，不但同意者耐心的听者，就是反对者也想听听梁先生到底讲了什么东西，想看看他讲的到底荒谬到什么程度。可见当时的学术氛围多浓厚。

其实，由佛家转儒家，更有名的人是王阳明。

王阳明苦读圣贤书，但对科举没有兴趣，学习骑射，操练兵法，又没有用武之地，舞文弄墨又倍感无聊，于是，产生了厌世情绪，要遁入空门。

但佛教修行却讲究出世，要求放弃一切情感羁绊，王阳明却始终放不下祖母岑氏和父亲的养育之恩。他曾按佛教要求努力放下这一切，但越是这样做，心中的牵挂越是强烈。31岁那年，他终于领悟到：子孙当尽孝养之道、赡养之责，此乃人之基本道义，“此念生于孩提。此念若可去，是断灭种性矣！”几经思想斗争，他最终放弃了彻底出家的念头，弃佛回儒，“归正圣贤之学”。

说王阳明在一个寺庙中遇到一个老和尚，老和尚三年不言不语，静坐如槁木死灰一般。王阳明问他：“家里还有何人”，老和尚说：“还有老母亲”。王阳明问他：“是否想念”老和尚说：“怎能不想”。

王阳明说：“孝敬父母是人的天性，岂能断灭？你不能忘记这个念想，就是人的真性发现。虽然你整日坐在这里，但内心却非常纠结。顺应自己的本性，顺从自己的良知，才是人，才合道。绝不是要别处再求一个凌驾于人心万物的道。

那个和尚非常感谢王阳明的开示，第二天就回家看望老母亲去了。

02 思考人生问题

——总结

梁先生总结对人生的思考，大概走了三个阶段：

第一是完全的实用主义，欲望就是一切，什么有用什么就是对的；

第二是否定欲望，否定人生，认为人生就是苦，转入佛家；

第三是肯定人生而排斥欲望，认为人可以不落入欲望之网中，可以超越欲望；

以三种人生态度作为立论根本，于1920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做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后，梁先生说中国文化即将在未来复兴，他愿意归宿于儒家思想，且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并且与现代社会运动融为一体，创造新的中国。

虽然梁先生出了几本著作，但他始终强调不是为了学问而学问，都是为了解决现实当中的问题和人生困惑。只有遇到问题，才有解决问题的意识。只有自己主动的去解决问题，那么答案才是自身生长出来的，才有切身的体会。任何外在的答案就像嫁接一样，不一定适合自身。梁先生说自己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一生都在为解决问题寻求答案。

03 社会问题

——立宪派

梁先生说自己是一个有志业没有职业的人。一生的志业就是改造社会，为中国找到新的出路，摆脱积贫积弱的现状。

梁先生中学毕业就没有再继续上学，很想做一个有用之人，为社会、国家做一番事业，于是就和同学一起在天津办报纸，宣传革命。梁先生作为其中一个编辑，也做过外勤记者。今天所用的“漱溟”二字就是当时用的一个笔名。

当时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是政治改革的主张。立宪派以梁启超先生为领导，革命派以孙中山先生为领导。

梁先生当时认为只要立宪，就能像欧美日一样，步入一个现代化国家，就能实现经济平等，社会大同。

但最后，发现清政府并没有实施君主立宪的诚意，很多人由立宪派转变为革命派，梁先生也随之转变，并参加了秘密工作。

03 社会问题

——乡村建设

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民国成立。梁先生当时认为政治改造已经完成，社会会一天好过一天。然而现实情况是一年不如一年，刚开始还有点希望，后来慢慢就变成了绝望。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弄得整个中国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梁先生认为，西方政治制度之所以在中国不适用，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很多习惯和外国不一样，而制度是依靠习惯的。缺乏此种习惯，制度便建立不起来。

同时，西方的政治制度只是社会的一个因子，而今日中国是由千百个因子组成的，只改变一个因子，不足以让社会改头换面。

此时的梁先生已经不再热心一种政治制度表面的建立，而是注重国民习惯的养成，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造这个社会。国民新政治习惯的培养，着手点在乡村。要培养乡村小范围地方团体的自治能力，为团体注入活力。换句话说就是现成的饭吃不得，必须要自己创造。

于是，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梁先生，开始着手进行乡村工作。民国十六年，在广东发起创办乡治讲习所。他要把明儒泰州学派那种讲学之风和近世的社会运动相结合，这也是他一生的志业所在。他说在北大教学只能算作职业，不算做他的志业。志业要一辈子去实践的。

梁先生说他做乡村建设就像和尚一样。真正的和尚出家，抛家舍业，不顾一切，救众生于苦难之中。现在他就像和尚一样，被乡村问题牵动，离开朋友、亲人，像和尚搬到庙一样搬到乡村，整个乡村占据了所有，除了这件事，其他都已无牵挂。

03 社会问题

——团结抗战

在“七七事变”之前，梁先生在乡村已经开始为抗战做准备了。曾经一个月做三十次以上的演讲，来发动群众为抗战做准备。

梁先生认为中国今日要抗敌必须依靠无限兵力，而兵力的来源就是乡村群众，同时要增加国民的抗敌情绪。更重要的是启发出百姓支持政府的情绪，这就有赖于基层的健全和训练。梁先生这个时候的工作就是切近农村日常生活，加强百姓的教育和组织，健全下层机构，解除农民痛苦，培养爱国情绪，增强抗敌能力。

1937年，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

梁先生作为无党派人士，心系的是国家和民族，而不是个别党派的利益。这个时候，他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抗战，团结军队，团结各党派。为抗战奔走，东西南北，没有休息。

1938年初，梁先生奉命访问延安，这次访问延安主要有两件事，一是考察中国共产党，二是和中国共产党负责人交换意见。

此时的梁先生钦佩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反对共产党拿外国的办法来改造中国。现在共产党放弃对内斗争，这个转变是否靠的住？同时怎么进一步增强统一抗战，想去看看共产党负责人的意见。

在延安，梁先生谈话最多的是和毛主席，梁先生说每次和毛主席谈话时间都很长，甚至通宵达旦。他回忆，毛主席夜里是不睡觉的，白天睡。夜里将作战计划制定好，次日大家出去作战，他再睡觉，傍晚起来听汇报，然后又开始做作战计划。所以，每次和毛主席谈话都是从晚饭后开始。

梁先生说每次和毛主席谈话，毛主席喜欢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写来如飞，写完然后一条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

梁先生还回忆毛主席嗜烟嗜酒，烟不离手。谈话时，他为别人斟茶，自己饮酒，也不用就着菜。

梁先生和毛主席充分交换了意见，共同认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团结统一。梁先生表示最好全国成为一个联合的大党，同时要考虑社会改造问题。毛主席的意见是两党单为抗日而团结，免不了是一时手段之嫌，但是涉及社会改造问题重大，如果国共两党意见不能统一，就会影响抗日，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03 社会问题

——到华北战地

梁先生在西南大后方的时候，觉得自己既不能改善兵力，也解决不了党派问题，于是决定去华北战地。

梁先生说去华北战地要看看敌后的真实情况，鼓舞士气，坚定人民意志，还能研究一下抗战后乡村的变化。

经过八个月的走访，梁先生感慨，一是，中国老百姓太好了，为抗战受苦受难，没有一句怨言，为游击队随地供给，甘心付出。二是，感慨偏僻乡村风俗简陋。有些妇女缠足几乎都看不到脚了，不能走路，只能爬行。有些妇女，束发青衣白裙，和京戏上的打扮差不多，大概仍然是明代的样子。同时普遍营养不良，到处处于饥饿状态，卫生状况也堪忧。这些状况更加坚定了梁先生反对内战，反对一切阻碍国家建设的事情。三是，不是日本的力量强，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了。山东全省只有两万日军，这些人就能控制整个山东省。

03 社会问题

——团结国共两党

为了解决党派问题，梁先生也是竭尽全力，他认为现在团结统一是当务之急，为解决统一问题，应该成立一个第三者联合组织，于是，经过商议，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

当时一些无党派人士，如梁先生等人，发表意见很不方便。批评政府被认为是站在共产党一边，说一句指摘共产党的话，又被认为是站在政府一边。为了大局，为了统一，此时需要形成第三者立场，通过第三者立场，可以说句公道话。由此形成了这个“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来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就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

1941年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共合作形势加剧恶化，梁先生此时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希望早日成立中国民主同盟，促进国内团结。

但是在蒋介石统治之下，这种第三方立场很难生存下去，于是，决定去海外建立自己的言论机关，于是，梁先生等人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

但即使在香港办报纸，国民党也不高兴，派人去阻挠，通过香港当局的新闻检查对《光明报》百般挑难。为了能把报纸办下去，梁先生十分不情愿的给香港当局送了礼，但仍然没有起啥作用，发表出来的文章还是被挖去很多字，很多段落都读不通顺了。

通过《光明报》，民盟发布了自己的政治纲领，这当然是蒋介石所不容的。于是，蒋介石以参加参政会的名义，邀请梁先生离开香港。但被梁先生拒绝了。

后来没有办法，国民党搬出了青帮头子杜月笙，让他出来和梁先生谈，有一天，由杜月笙出面，请梁先生一个人去“吃茶”，杜月笙一见面，首先讲了许多恭维的话，说什么梁先生在《光明报》上发表的文章如何好，大家如何注意，许多人都表示赞同等等。然后话题一转，说：“重庆方面很希望梁先生回去，有什么主张，尽可以与蒋先生面谈。当面交换意见不是更好吗？”他还说：“我们这些人素以信义著于天下，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梁先生回答说：“不必了，因为除了报上已发表的，我没有什么另外的主张。杜遭拒绝后不死心，后来又请我吃过一次茶，当然还是让他碰了钉子。

后来不幸香港沦陷，在香港的炮火中，朋友都感慨，梁先生为什么还能那么“若无其事”，气定神闲，难道就不顾个人安危吗？梁先生说：如果我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安危就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但是我现在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一辈子都在弘扬孔孟之道，都在致力于民族的复兴，现在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完成，我不会死的，我相信天命。如果我真的死了，那么说明民族复兴和文化的弘扬不需要我这么一个人，死了就死了吧。

03 社会问题

——国共和谈

1945年抗战胜利，梁先生认为建设新中国，不仅仅需要政治和经济，还需要文化建设，于是他从此想做文化研究工作，不再涉及政治活动。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日本投降，国共两党争着“受降”，国内很多地方由共产党解放的，受降由共产党接受，但是国民党却不承认，于是就打起来了。不得已，梁先生又开始奔走于国共和谈。

和谈取得了一定成果，国共双方取得了协议，马上要改组政府了。这个时候，梁先生又要决心退出政治舞台，不参加政府工作，给毛主席写信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告一个段落了，以后要致力于思想工作。

其实梁先生是不太赞成实行英美式的民主宪政，但是大家好不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国家将要完成了统一，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发表不同意见了。所以决心要离开政治，今后才好说话，尤其是不能参加政府，参加政府就更不好说话了。

后来大家知道，国共关系破裂，内战开始。梁先生此次出任民盟秘书长，又开始奔走于和谈了。

但国民党暗杀了民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和参加追悼会的闻一多，梁先生以民盟秘书长的名义发表讲话，对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行为表示愤恨，在记者到待会上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通过此次事件，梁先生也看清了国民党的嘴脸，于是，就有了以下的反省。

04 努力与反省

梁先生说我做的所有工作在思想上都是一贯的，那就是想结束三十年来军阀混战的局面，树立统一稳定的全国政权，建设新中国。

不论是前期的乡村建设，还是后来的团结抗日和国共和谈，梁先生的一贯的主张就是发动民众，以民众力量抗战，团结全国上下，力求国家统一。梁先生认为，只有把东西南北各式各样的朋友拉在一起，中国才有救。

但国共内战，统一无望，梁先生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于是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闭门著书去了。

但他后来反思说，我总要团结各方，全然敌我不分是错的，不该片面的强调联合，把“联合”和“斗争”对立起来。最后，联合没有成功，斗争也没有。只联合不斗争就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但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梁先生的前半生大部分时间国家都处于混乱、纷争、不统一的状态。梁先生深受其苦，所以总想方设法求统一。同时外来的侵略也掩盖了国内的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矛盾。这让梁先生忽略了无产阶级需要走革命斗争之路才能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我们回顾梁先生的一生，深深感受到大师的风骨。

虽然事后证明梁先生联合而不要斗争的想法是错误的，但梁先生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拳拳之心，让人钦佩。梁先生一生都奉行知行合一，相信什么就去做，不藏私，此心光明，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