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土楼最终形成的过程，可分成两部分：起源来在闽南，传承来在闽西。

前者是创意灵感，后者是群众基础。

云水谣土楼

从闽中土堡、客家围屋再到福建土楼，三者在传承方面具有延续性，有点水到渠成的感觉，故而，更多的人愿意相信福建土楼就是客家土楼。

但从客家民系的分布看，福建土楼仅限于其东界的博平岭之上，而真实的福建土楼分布中心却在漳州境内，显然，将福建土楼归入客家名下是不客观的，因为这涉及到福建土楼的起源问题。

福建土楼，起源于闽南，随着漳州人向西拓展而辐射至闽西的前哨永定，并以其优秀的防御功能而在客家民居的基础上反客为主成为博平岭的民居担当，这过程之离奇和周折，才使得笔者不得不用大量的篇幅描述福建土楼形成前整个福建的地理和人文状况。

严格上说，福建土楼不算是闽南民系有代表性的民居，闽南民居形式有二，其一为闽南沿海的红砖古厝，其二为山区的夯土小楼，即前章所述福建山区防御型民居的第二步产物。

福建土楼的前身，实为闽南地区在明代为抵御频繁且集中发生的各类山贼、海盗、倭寇侵扰的产物。

为了便于描述，本文将福建土楼的前身暂且定名为“龙溪土楼”，以便读者识别它在闽南抵御寇乱过程的产生地和传播轨迹。

和贵楼

闽南因从五代开始，大规模参与海洋活动而变得富有和冒进，这也使得当明代不再开放海洋时，闽南人便开始偷偷摸摸下海走私，从而造就和引来了一大群盗贼。

从元末开始，倭寇由北及南不断骚扰沿海地方，接着，在明洪武年间，战败而遁入海洋的张士诚、方国珍也屡次犯边，这使得朱元璋对海洋产生抗拒和厌恶，一者禁民下海，二者沿海设防。

从此，闽南沿海便多了无数道防守城寨，“德兴至闽，按籍佥练，得民兵十万余人。相视要害，筑城一十六，置巡司四十有五，防海之策始备”，其中漳州在洪武二十年，依次建立浯屿水寨一处，镇海卫一处，千户所三处，巡检司十五处。

漳州卫所分布图

《八闽通志》记载了明成化年间漳州八个巡检司的状况：

濠门巡检司城在府城东一二三都(海澄，今海沧)，周围一百五十丈六尺，城北辟一门，建楼其上。

青山巡检司城在漳浦县东十五都浦头社，周围一百一十五丈，阔九尺，高一丈五尺，东西南辟三门。

洪淡巡检司城在百社(东山)，周围一百一十丈，阔八尺，高一丈五尺，东西辟二门。

金石巡检司城在山东社(东山)，周围一百一十五丈，阔九尺，高一丈五尺，东西南辟三门。

东沉赤山巡检司城在上西社(东山)，周围一百一十五丈，阔九尺，高一丈五尺，东西南辟三门。

后葛巡检司城在漳浦县东南九都大洋社，周围一百一十五丈，阔九尺，高一丈五尺，东西南辟三门。

井尾巡检司城在井尾社，周围一百一十五丈，阔九尺，高一丈五尺，东西南辟三门。

岛尾巡检司城在岛尾社(海澄)，周围一百一十五丈，阔九尺，高一丈五尺，东西辟二门。

从分布上看，漳州的巡检司主要防守两处，其一为漳南的漳江口，布防力量多设在东山岛，其二为漳北的九龙江口，集中于海澄县，更多的点则设在此处未标注的厦门岛。

云水谣土楼

从巡检司城的形式看，其周长大都为一百多丈，开辟城门2-3个，此即传统的城墙，唯有位于海沧的濠门巡检司城最为特殊，只设一门，且城墙之上建有楼房，这种特殊的结构与今日的土楼颇为相似。

我们称之为“土楼一号”或“海沧土楼”，姑且将之算是福建土楼的起源原点。

洪武年间建置的诸多沿海卫所，到底有没有产生效果，我们很难评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有部分官员认为他们毫无作用，接下来的一个关键举动便是将“孤悬海外”的浯屿水寨内迁至厦门岛。

这一动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于是，几乎所有的卫所开始放松警惕，守军无非浑噩度日子而已。

沿海的防御也因此暴露出大量漏洞，闽南人开始疯狂的出海，或经商、或为盗，总之，在明正德以后，整个闽南海氛彻底沸腾了。

漳州走向海洋除了延续闽南海洋文化的基因外，也在于其人口的飞快增长，在元朝末期漳州的口数为10.13万人，到了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则增长至26.66万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更多达32.43万人，一举成为福建省人口最多的府。

土楼夯土

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当沿海出现海盗时，数量不多的巡检司便显得有的力不从心了，漳浦人林偕春在《兵防总论》说，“县、卫之城，崇在数十里之内，而乡鄙之民散在数十里之外，仓卒闻城(贼)，扶携莫及，人畜幅辏，乌能尽容”，康熙《漳浦县志》对这种现象的处理对策做了补充，“是时，民罹海寇之祸，已而山寇踵至…村无完舍，民无定居，往往逃匿山中…于是有力者倡里人依险为堡，不能建堡者则携老穉入县城”。

也就是说，既然县城和巡检司城不敷使用，那么便由“有力者”自己建造与之相同效果的堡垒便能达到自保的目的。

起初，百姓基本按卫所的模式建造城墙，只是因财力限制，无法使用规整的石头，而只能用土、石混合或者完全用土夯实而成。

如明万历《漳州府志》关于诏安县土城的记载共计五处：岑头土城(在三都周围八百四十丈，高一丈四尺)、梅州土城(在四都，正德三年筑)、土桥土城(正德十年筑，今圯)、上湖土城(嘉靖二十四年筑)、甲洲土城(嘉靖二十五年筑)。其中岑头土城周长远超巡检司城，基本上把整个聚落都包围了起来，形成一个不小的“城池”。

云水谣土楼

漳浦县的部分也记载了六都巨姓吴氏乡民于正德元年向漳州府申请得筑城自保，后遭兵火毁坏，后世乡民于嘉靖五年花了四千六百两白银、费时三年重新建得周围八百二十五丈、高一丈六尺的云霄城；其他如十七都鲁泽远等重建赤湖城，正德三年四都筑梅州土城，正德十年筑土桥土城等。

如此规模宏大，数量众多的土城多出现在正德至嘉靖初年，他们的出现使得百姓对抗贼寇的能力大大提升。

但自从嘉靖二十三闽南人在日本意外获利后，闽南沿海的寇乱更是一下子达到了巅峰，之后二十年，其抢掠、烧杀之严重令人叹为观止。

为了加强抵御，单单靠耗费大量资金筑造土城，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人口较少的聚落根本起不到防御的效果，于是一种更加紧凑的土围、土堡出现了。如嘉靖二十八年所建的诏安县白叶堡，周围仅六十二丈，面积相较土城来讲，大大缩小了。

赵家堡全图

但，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个封建王朝最关心的“制”的问题，如果平民百姓可以随意建造城墙，那么不就是默认大家可以据险各立山头、自立为王么？

土城、土堡之建自然没这么简单，正德至嘉靖初年的筑城，一概都是要向政府申请的。谢彬在《新筑长屿堡碑记》中称，当贼乱四起时，“不良者乐祸亦厚，自为计不用官府之命，辄坏人之室屋、夷人之丘垅，营以为巢垒，率不戒而就，且益坚以浚，而不良者有所凭依以益肆其恶矣；间有良者无力以徙，又不敢自为营寨，相率叩首于官府之庭，愿殚力以为土堡，则官为任人以董其成，立长以联其治，而良者亦庶有所赖以完殳母妻子”。

因此，土城、土堡之设，大多是在官府的默许下进行的，他们算是官府运用民间的力量共同完成防御寇乱的结果。

到了嘉靖三十五年，局势越发严峻，单纯靠民间主动申请、官府审批的方式，完全满足不了广大群众自主抵抗外敌的热情，于是官方正式发出号召，允许百姓主动防御，“都御使阮鹗诫谕居民筑土堡为防御计”，良者与不良者纷纷筑堡，“由是漳境内城堡营寨恭置星列，盖良者半，不良者半”。

万历《漳州府志》的兵防志对漳州土城、土堡的建构历史做了总结，“漳州土堡，旧时尚少，惟巡检司城及人烟辏集去处设有土城，嘉靖四十等年以来，各处盗贼生发，民间团筑土围、土楼日众，沿海地方尤多”。

那么，按土城、土堡、土楼出现的先后顺序看，他们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和今日的土楼有什么关系，“海沧土楼”应作何解释？

云水谣土楼

《新筑长屿堡碑记》中关于长屿土堡的格局有详细的描述，“其堡为垣，长若干丈，高二丈有奇，厚半之，厥垛四百，厥门四辟”。

显然土堡还是保留土城的样式，只是规模更小一些。

与之同时代的黄文豪，最早通过诗词《咏土楼》留下了当时土楼的样式，“倚山兮为城，斩木兮为兵，接空楼阁兮跨层层”。

土楼的楼阁从高到低层层分布，其构造已然同今日的福建土楼相同，显然它不是单纯的城墙，而是将墙升级为承重墙，既可防御，又可居住，合二为一。

同样在漳州，为何在土堡扩大筑造范围后，会出现土堡和土楼这两种不同规格的堡垒？问题就在于不同地区选择的参考模板不同。

前已说明，土城、土堡的构建，皆是仿沿海卫所城的型式，其中数量最多的巡检司城大多分布在漳江和九龙江出海口，漳浦、诏安等漳南地区自然会选择当地的巡检司城作为参照物，而龙溪和海澄等漳北地区亦然。

此时，构造截然不同的“海沧土楼”濠门巡检司城便成了龙溪、海澄县人的目标。

我们再回顾成化年间漳州地区的八座巡检司城，海澄境内仅两座，岛尾巡检司城远在镇海角一侧，距离漳州府城所在九龙江中下游颇远，故而位于九龙江出口核心航道北侧的濠门巡检司自然成了府城一带不可替代的唯一标本。

于是，漳州地区，以九龙江为界，其北及西以土楼为主，其南远至漳南则以土堡为多。

漳州万历初年土楼分布图

以县为单位计，龙溪县共有土城二，土楼十八，土围六，土寨一；漳浦县土城五，土堡十五；诏安县土城三，土堡二；海澄县土城三，土堡九，土楼三。龙溪县位于九龙江之北和西，漳浦县和诏安县位于南，清一色的土堡、土楼之别，仅海澄县兼有南北两岸而二者皆有。

再细分至九龙江西溪和北溪的土楼分布，龙溪县的土楼以北溪二十五都为最多，华封土楼、埔尾土楼、上坪土楼等八座，其位置即对应今华安土楼分布区。

因此，我们可以称此时期九龙江流域的土楼为“龙溪土楼”。

随着倭寇的平定，闽南地区的大环境又趋于安定，以海为生的闽南沿海人重新回归传统的海洋活动中，土楼的建筑形式已经满足不了闽南人对传统伦理和品质生活的要求。至万历元年，“各堡近多废坠”，至迟到明崇祯年间，大部分以防御为目的的土楼便废弃不用了。

以海澄县土楼为例，原建于嘉靖年间的三座土楼，到崇祯年间增加至四座，其中钟林尾土楼、青礁土楼和登瀛土楼已标记为“今颓”，而与之同载的土堡，也出现“稍颓”的现象。

虽然它们未在万历大地震中倾塌，但几乎都毁于清康熙年间的迁界中，清末《三都联络局原序》则写道，“自戚继光、郑成功后，沿涯石砦、土坍，累累入望，诸父老犹能指数道之”，可见海沧曾经遍布各社的土堡、土楼更像是历史的痕迹，只存在于当地百姓的念想中，而不是实实在在用来居住的。

与沿海土楼、土堡纷纷废弃不同，漳州西部山区，却迎来土堡和土楼的新生。这应该归结于闽客两个民系在该时期同时向博平岭一带迁徙的共同作用。

闽南土楼基础

漳州属县的建置，历史上共有两个爆发期，第一次是唐代平定蛮獠，势力仅限沿海及九龙江流域，值得一提的是龙岩县与九龙江上游的交通优势已经深入到博平岭西北侧；第二次是明代中期平畲，闽南的管辖区域终于覆盖到博平岭东侧，这一成果来之不易，从元代一直到王阳明彻底平乱，经历了近两百年的时间。

但从整体趋势看，漳州的人口流向，扣除平海的因素，主要的方向有二，一为从沿海不断向博平岭东侧进发，二为沿着九龙江向博平岭北侧拓展。

因博平岭西北和东北侧均为闽南民系分布区，因此博平岭北侧的漳平县并未出现土楼的迹象，仅有零星的大田土堡分布，而在稍南的东北侧最高峰附近，则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华安圆形土楼，他们便是“龙溪土楼”在明清之后抵御“泉郡畲家”的自然延续。

一直到博平岭中南部的东西两侧，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土楼，按《平和县志》的记载，“和邑环山而处，伏莽多虞，居民非土堡无以防卫，故土堡之多不可胜记”，因平和乃割漳浦西北和南京西南地建置，因此不管是漳浦土堡还是龙溪土楼，平和县一概混称之为土堡。

至康熙年间平和志书中所载的土堡，数量已高达一百五十八座，基本为同姓或同社诸姓合筑，体现了集体御敌的作用。

而同期，原本是土堡密集分布区的漳浦县，至康熙年间，其载有土堡数量则仅三十五座，这也印证了平和地区“山寇不时窃发”的事实。

土楼基础

土楼在博平岭中南部的大量分布，与当地畲家的汉化历程有关。

从唐代陈元光父子平蛮开始，原本拥有广阔生存空间的“蛮獠”被迫缩紧至闽粤赣山区之中，随着闽西南、粤东北和闽南建置的拓展，“蛮獠”及其他称谓的“畲客”生存空间再度被压缩。未能深入大山的畲瑶人，有的开始与汉人接触，并由免赋向输半赋再到与汉人转变。

从宋代开始，这些汉化的畲客不再只是“自结婚不与外人通”的“稚髻洗足，以盘、蓝、雷为姓”之群，他们甚至也发起了宋末陈吊眼起义，元代李胜之乱，给予当时的统治者以强大的震撼，遑论小规模的寇乱，使得其所在区域不得不“筑堡防卫”。

到了明代，“明初，设抚猺土官，使绥靖之，略赋山税，羁縻而已。其赋籍则论刀若干，出赋若干，或官府有所征剿悉听调用。若索取山兽皮张，使流离不安，其生遂为患矣。”

正是明代土官索取无度，才使得畲瑶在明代早中期发生大规模的叛乱，从而促使官府不得不调兵遣将加设永定县、平和县予以镇压，也因此，至少在明成化以后，福建南部畲客最后的领地博平岭开始了对抗式融合，这便是土楼大量存在的沃壤。

万历初年九龙江流域土楼分布

至康熙年间，平和县域内“今则太平既久，声教日讫，和邑诸山，木拔道通，猺獞安在哉？盖传流渐远，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人同，猺獞而化为齐民，亦相忘其所自来矣。”

综上所述，福建土楼的起源，从历史延续的脉络看，主要为福建西部南渡汉人与当地“蛮獠”、“畲客”对抗性融合过程中因防御需要而不断改造中原四合院的结果；随着客家人和闽南人向博平岭建置扩展和人口输入，彼此之间在摩擦和融合过程中，各自引入了闽西府第式堡垒和闽南抵御倭寇的土堡、土楼，从而创造出适合当地地情的福建土楼并广泛传播和延续。因此，福建土楼的产生和传播是闽南和客家民系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他们面对寇乱的应激反应，也是不同民族、不同民系对抗式融合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