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市结帐，你拿出了100块钱的购物卡。当收银员说：“卡里余额还剩六十块钱”的时候你可能会更高兴一些，而如果她说的是：“已经用掉四十块钱了”就没那么高兴。但仔细一想，这两句话的意思不是一回事吗？

这种由于问题表述（决策研究者称为“框架”）的差异而引起的个人偏好或者选择的变化，被称为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Rabin, 1998)。

本课题组综合使用功能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和经颅直流电刺激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技术，对社会框架效应的神经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题为“The neural mechanism of the social framing effect: evidence from fMRI and tDCS studies”的论文于2020年3月19号被《Journal of Neuroscience》接收, 于4月1日上线。

图源：HubPages

框架效应的存在不符合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因为“理性经济人”的决策不应该受到框架的干扰。然而，迄今数以千计的实验数据都表明框架效应在人类生活中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Tversky & Kahneman, 1981)。

研究者们还进一步发现，我们可以细分出非社会(non-social framing effect)和社会框架效应(social framing effect)，两者在心理机制上可能是不一样的(Ellingsen et al., 2012)。

在非社会决策（也可以叫单人决策）中，人们只需要考虑怎么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此时框架调节的是他们对潜在收益和风险的判断（比如告诉决策者“你有45%的机会赢钱”或者“有55%的机会输钱”）。在社会决策中，人们还需要顾及自己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影响，此时框架调节的可能是对他人的关注，以及对社会规范（包括公平、利他和互惠）的遵从意愿；例如当我们告诉实验参加者，需要完成的任务叫“社区游戏”，他们就会比参加“华尔街游戏”时更趋向利他(Rege & Telle, 2004)。

前人研究表明，非社会框架效应在大脑内导致（与情绪加工有关的）杏仁核过度兴奋，以及（与分析性思维有关的）内侧前额叶激活减弱(De Martino et al., 2006)。那么，社会框架效应的大脑回路是否会与此不同呢？

本课题组综合使用功能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和经颅直流电刺激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技术，对社会框架效应的神经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

题为“The neural mechanism of the social framing effect: evidence from fMRI and tDCS studies”的论文于2020年3月19号被《Journal of Neuroscience》接收, 于4月1日上线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深圳大学心理学院、脑疾病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刘洁助理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古若雷副研究员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深圳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院崔芳副教授为论文的通讯作者。

本课题组设计了一种新颖的社会框架范式，要求参加者在自身经济利益和他人感受之间进行权衡。具体来说，参加者可以自愿选择放弃一部分奖金，从而为实验中的对家降低受到电击的概率。在“伤害框架”情境下，参加者要决定是否“伤害”他人；而在“帮助框架”情境下，要决定是否“不帮助”他人——两者的实际含义是一样的，只是表述方式不同。

实验流程图

首先进行了一项fMRI实验，发现与“帮助框架”相比，参加者在“伤害框架”下表现出更强的助人倾向（即社会框架效应），而且该效应的强度与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的激活水平相关，尤其是其右侧部分。

对大脑激活模式的机器学习分析也发现，右侧TPJ能有效地区分与框架效应一致和不一致的试次。此外，右侧TPJ与内侧前额叶的功能连接强度也可以预测社会框架效应在行为水平上的强度。

脑区激活图

为了检验右侧TPJ与社会框架效应是否确实有因果关系，我们进一步使用tDCS技术，调节这个脑区的皮层兴奋性。被试需要分组完成社会或者非社会框架效应任务。结果表明在tDCS阳性刺激（提高兴奋性）条件下，社会框架效应变得更加显著，而非社会框架效应则不受影响，从而证明TPJ在社会框架效应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根据前人文献，我们认为TPJ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这个脑区与观点采择（换位思考）和道德判断有关。这一系列实验结果可以促进理解人类社会决策的深层逻辑，也有助于我们考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提倡助人行为。

该研究工作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协会、深港脑科学研究所-深圳基础研究机构和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

参考文献：

1. Liu, J., Gu, R., Liao, C., Lu, J., Fang, Y., Xu, P., Luo, Y., Cui, F. (2020).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the social framing effect: evidence from fMRI and tDCS studie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in press（本文）.

2. De Martino, B., Kumaran, D., Seymour, B., Dolan, R. J. (2006). Frames, biases, and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in the human brain. Science, 313, 684-687.

3. Ellingsen, T., Johannesson, M., Mollerstrom, J., Munkhammar, S. (2012). Social framing effects: preferences or belief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76, 117–130.

4. Rabin, M. (1998),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 11-46.

5. Rege, M., & Telle, K. (2004). The impact of social approval and framing on cooperation in public good situa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7-8), 1625-1644.

6. Tversky, A., Kahneman, D.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 453-458.

7. Van Dijk, E., Wilke, H. (2000). Decision-induced focusing in social dilemmas: give-some, keep-some, take-some, and leave-some dilemma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92-104.

作者信息

文章：陆娟芝 廖冲

审稿：古若雷 崔芳

校审：Simon（brainnews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