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公元579年—648年)，字乔，齐州临淄(今属山东淄博市)人，自幼聪敏，博览群书，有惊人的洞察力。在隋初，一般人根据当时的太平景象，认为隋朝政权将会长期稳定；而他从隋帝“无功德”、诳骗百姓且皇族内部互相倾轧等情况得出结论：隋朝灭亡“可翘足而待”。他十八岁时被推举为进士，授羽骑尉；后任隰城尉。唐兵进关中，他归顺李世民，任秦王府记室参军，协助李世民统一中国，取得帝位。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任中书令，后任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并受诏重撰《晋书》，受封梁国公。他是唐初着名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与杜如晦、魏征等同是李世民的重要助手。

隋炀帝继位后滥用民力，挥霍无度，驱使千百万农民建东都，修西苑，开运河，掘长堑，筑长城，通驰道。又数游江都和巡边，沿途各地常有几十万人迎送，极其奢华。还多次进攻高丽，人力物力耗损巨大，使“耕稼失时，田畴多荒”，水旱灾害不断。短短几年，隋朝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各种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一些隋朝官吏也拥兵自重，伺机取隋而代之。义宁元年(公元617年)五月，太原留守李渊在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等辅佐下起兵反隋，挥师南下，沿汾水进军关中。

在李世民所部进抵渭水以北时，房玄龄从隰城(今山西汾阳西)赶来投靠李世民，当上了记室参军。随后，在唐军入据关中、建立唐朝及李世民挥军取河陇、北救晋阳、东定中原、攻取河北等统一战争中，房玄龄均“罄竭心力，知无不为”，给秦王李世民出谋划策。作战中，唐军每歼灭一部敌军，别人争着寻求珍宝之物，房玄龄则总是先收揽各种人才，安置在幕府之中。发现有谋臣猛将，他便想方设法与之结交。因此，那些谋臣猛将均愿为李世民“尽其死力”。在用人问题上，他还常给李世民出主意。例如，杜如晦原是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迁陕州长史。房玄龄说：“杜如晦，王佐人才。大王欲经营四方，非如晦不可。”李世民接受了这一建议，将杜如晦又调回秦王府。后来，杜如晦与房玄龄一起，跟从李世民东征西讨，参谋帷幄。“玄龄善谋，如晦能断”，二人配合默契，同心辅佐李世民，为唐朝统一中国立下巨大功勋。

李渊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称帝后，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李建成忌妒李世民的才华和功绩，在李元吉的怂恿策动下，欲谋害李世民。李世民早已看出了他们的阴谋，因此派他的亲信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和车骑将军张亮出镇东部洛阳，以备一旦有变即东出洛阳。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中一天，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饮酒，将其灌醉。李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李渊得知后敕李建成说：“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并对李世民说：“道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迁汝还行台，居阳，自陕以东皆主之。”李建成得知此消息后与李元吉合谋认为，让李世民去洛阳等于放虎归山，“不可复制”，不如将其留在长安，“取之易矣”。因此，他们说服李渊放弃了原来的意见，仍留李世民在长安。后来，李建成、李元吉在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李渊竟然相信了，想给李世民治罪，但由于大臣反对而未得逞。李元吉密请杀李世民，李渊没有同意。

对李世民兄弟之间的尖锐矛盾情况，秦王府上下都知晓，但一时无计可施。秦王府考功郎中房玄龄对比部郎中长孙无忌私下说：“现在太子、齐王与秦王之间的嫌隙已很深，一旦发生祸机，不仅是秦王肝脑涂地，实际上也是社稷之忧。不如劝秦王像周公诛管叔、蔡叔那样杀掉太子和齐王，以安定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赞同此议，因而进言李世民。李世民还有些疑惑，即召房玄龄谋划。房玄龄说：“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现在你们兄弟之间的忧危关系，正是你除掉太子和齐王的天赐良机，愿大王勿疑。”此后，房玄龄又与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一起多次劝李世民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又征询了其他僚属的意见，才下定决心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长安皇宫北门)之变”，射杀李建成、李元吉。当年八月九日，李世民接替李渊当上了皇帝，论功行赏，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封房玄龄为梁国公。

房玄龄于贞观三年(公元628年)当上了左仆射(宰相)。他处理政事尽心尽力，“惟恐一物失所”。他“用法宽平”，深受李世民信任。因此，李世民诏令他主持制订唐朝律令。他研究前朝的律令后认为：“旧法规定：兄弟分家各居时，有人受封，另外的兄弟不相及；而有人谋反，则另外的兄弟皆连坐死。孙子可以因袭祖父的官爵；而祖父犯罪，孙子则被流放。这些都不符合情理”。他主持制定的唐律共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其中笞刑五等，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等，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等，自一年至三年；流(放)刑三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等，绞刑和斩首。这部唐律比隋律减死刑九十二条，减流刑七十一条，那些削烦去害、变重为轻的条目，多不胜记。他还主持制定唐令一千五百九十条；又统一规定了枷(械颈刑具)、瘿(械手刑具)、钳(金属夹具)、瘾(锁具)、杖、笞等刑具的长短宽窄；还删节唐朝建立以来的皇帝诏令，定留七百条，颁布执行。房玄龄的法制思想与李世民是相同的，所以他主持制定的律令，得到李世民的首肯。

房玄龄崇尚儒学，所以极力推崇孔子。李渊当皇帝时，国学之中的庙堂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飨。房玄龄等建议停祭周公，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飨。李世民诏令执行。

在房玄龄等倡导下，唐朝大收天下儒士，根据他们的学识，分别予以录用；还扩大各类学校招生。李世民多次亲自到国学听祭酒、博士讲授儒学。四方儒士纷纷负书而至长安。

吐蕃、高昌、高丽、新罗等少数民族酋长也派子弟进长安入学。国学之内学生“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唐初形成这种教育兴旺的局面，是与房玄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

唐太宗李世民晚年好大喜功，滥用民力。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和百济联兵进攻亲唐朝的新罗。贞观十年(公元645年)，李世民不听劝谏，下诏进攻高丽，分水陆两军进兵，水军由张亮率领，共四万千人、战舰五百余艘，陆路由李癪率领，近十万人。唐军进攻高丽受到顽强抵抗，损兵折将，不得不于当年十月撤兵。后来，李世民又改用轮番攻扰的办法，试图先疲惫高丽后大举进攻，结果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反而激起邻国的不满，国内人民怨声载道。

房玄龄对李世民不恤民力征讨高丽早就有不同意见，但由于李世民独断专行丢掉了善于纳谏的好作风，且猜忌大臣，动辄杀人，所以他也不敢进谏。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龄病情已十分严重，对他的儿子他们说：“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于是，他抱病上表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次一重犯，必令三复五奏，进素膳，止音乐，(那是因为)重人命也。令驱无罪之士卒(东征高丽)，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悯乎！向使(如果)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李世民东征高丽时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利，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予弟之仇。’)。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李世民见此表奏很受感动，说：“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因此，他亲往房玄龄府上，“握手与决，悲不自胜”。房玄龄去世后，李世民赐他为太尉、并州都督，谥名文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