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中国古代的一部文化经典，其价值首先是文学的却又远超出文学的范围，广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艺术、文化、学术诸多领域，显示着民族文化的广博、深厚，对于今人研究、认知、继承和建设中华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 止淫、警世、劝道的思想价值——“警世宝典”

《金瓶梅》开门见山提出他最担忧的人类四贪病：酒色财气。意在警诫世人“四贪”之大害，务必控戒。然四者中，酒可少喝，气可少生。财却不可少。钱多了，色也不可无。所以去贪财色之病又是难中难，而就对人生命的伤害而言，“色”又胜于“财”。

于是如何对待情色，无疑成为一部书思考的核心。而且这种思考较之前代有了新的变化和进步。其进步表现为不再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恪守一女不嫁二夫之类的禁欲主义，而是尊重和肯定人的自然需求，不仅女子可以改嫁，而且男女间相悦相爱，只要不伤害他人，也无可厚非。

单说这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故色眩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

晋人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如磁石吸铁，隔碍潜通。无情之物尚尔，何况为人？”[1]。

男女间“心目相视”“情色相生”本来像“磁石吸铁”一样，自然而然，所以不必谈爱色变。那么《金瓶梅》是否主张男女放情纵欲，整日沉溺于情色之中，如果那样，《金瓶梅》必将成为名符其实的淫书。

实则相反，这位作者否定禁欲主义，肯定情色的自然性，却反对另一极端——过度“纵欲”，将其视为产生“亡身”“败家”的大祸根。

他告诫世人三点，一是英雄难讲过“美人”关、“情色”关。“丈夫心肠如铁石，气慨贯虹晲，不免屈志于女人”。[2]

二是放纵情色是人生大忌，必然招致身亡家败。“请看项籍并刘季”“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3]

三是好色而不被色伤害有妙方：把握处理男女情色关系的一个“度”——“持盈慎满”。

“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则德薄，女衍色则情放。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今古皆然，贵贱一般。”[4]

而检验这个度的最有效的标准只有一条：不伤害生命的久长。“嗜欲深者，其天机浅”，[5]“莫恋此，养丹田，人能寡欲寿长年”。[6]

由此可知作者反对禁欲和纵欲两个极端，主张控欲、“止淫”，以求达到“寿长年”的目的。

作者“控欲”、“警世”的这一创作意图在全书的入话、故事主体和结尾三部分的叙述中加以贯彻并反复强调。在“入话”部分，明确表示这本书不过是写一个好色的妇人因与一个破落户私通，朝欢暮乐，最终身亡家败。

《新刻金瓶梅词话》书影

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付纷……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閧产业。“止淫”警世的意图讲得十分明白。

而接下来的一百回故事，讲主要人物因不能处理好情色关系，一个个皆死于纵欲过度。潘金莲因纵欲而造孽，因造孽而死于武松刀下，西门庆死于“遗精溺血”[7]李瓶儿死于“精冲血管”而造成的“血崩”[8]，庞春梅生出“骨蒸劳病症”，“死于周义身上”[9]，且死时都正当青春壮年[10]。

西门府的大厦也因顶梁柱西门庆的死亡而哗啦啦倾塌。百回故事恰是对入话“戒情色”观的铺陈和印证。

而书的结尾，又进一步与入话的“戒情色”观相回应，特别指出：“瓶梅淫逸早归泉，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金瓶梅》控欲、警世、止淫的创作本意，在小说问世之初就得到了当世名士们的共鸣，袁宏道将其比作讲节欲、养生的名篇——枚乘《七发》，且以为“胜于枚生《七发》多矣！”[11]

为《金瓶梅传》作序的欣欣子认为“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着斯传，凡一百回……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尧舜。”

为该书作跋的廿公讲得更情切：“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12]

然而有人说《金瓶梅》是一部渲淫导欲的“淫书”、“秽书”、“诲淫”之书，而且至今大多数人还被这“淫书”之名所蒙蔽。这与作者的创作本旨和这本小说所叙述的故事有较大的距离。

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作者详细叙述了主人公西门庆贪婪女色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人们对这一过程描写的动机不了解而产生的一种错觉。

与《金瓶梅》作者同时代人薛冈谈到他由初读《金瓶梅》的错觉到豁然明白的过程：“余略揽数回，谓吉士曰：‘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以月娘为善终，颇得劝惩之法。”

所谓颇得劝惩之法，清人刘廷几一语道破：“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而此法读者初读难以见得到，遂产生“淫书”的误读。

二是与读者的趣好相关。读者因“淫书”之名而引起好奇而读，而好奇而特别关注书中的“秽笔”，而读者专注其“秽笔”的结果又扩大了“淫书”的声誉，不免于以误导误，以讹传讹。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即持此观点的人站在另一极端，坚守反人性的“禁欲主义”立场。

按照“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思想和与之相应的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如“一女不嫁二夫”，既不能改嫁，更不允许有什么婚外恋。

依照封建礼仪与婚制，《金瓶梅》中所描写的自由的男欢女爱皆应归之于“淫乱”。

不要说潘金莲、李瓶儿、宋蕙莲、王六儿皆为不耻的淫妇，就连被作者称之为善良的孟玉楼也在“淫妇”之例（因她多次改嫁，且都是自己作主）。

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鲁迅所怒斥的“杀人”“吃人”的礼教立场）评价《金瓶梅》，其结论必然是“淫书”、“秽书”。

但这样的一种腐朽观念与今天倡导以满足人的需求为本的“以人为本”思想已格格不入了。“淫书”之说理应退出今天的生活舞台。

《袁中郎全集》

《金瓶梅》不只是警世、止淫之书，还是一部“劝道”之书。张竹坡说：“一篇淫欲之书，不知却句句是性理之谈，真正道书也。”[13]

首先，小说开始有八篇词，前四首：“良苑瀛洲”、“短短横墙”、“水竹之居”、“凈扫尘埃”。后四首为“酒、色、财、气”《四贪词》。

《四贪词》以戒为主，戒中有劝；前四首意在倡导一种人生态度，以劝为主，劝中有戒。

而体现其劝世思想的书中主要人物有吴月娘、孟玉楼；改邪归正而得善报的王六儿、韩爱姐母女；有些正气的如不收钱财的陈文昭、恪进职守的工部主事安枕、守备周秀，清廉刚正的山东巡抚曾孝序；超越于名利之外以劝世为已任的吴神仙等道士和能荐拔群冤的高僧普凈法师。他们以不同身份在“劝道”中发挥着各自的功能。

《金瓶梅》劝“道”之“道”为何“道”？总起来看较丰富，并非单一的某家之道。有儒家之善道。

由于西门庆贪恋妇人，“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从不停歇，而这种对妇人的贪恋、抢掠总来自于对原夫的侵害，故而纵欲与积恶总是连在一起的一体两面。

控欲、止淫就是刺恶、惩恶，惩恶必劝善。批书人张竹坡有深切感受：“此书一部奸淫情事，俱是孝子悌弟……知作者为孝悌说法于浊世也。”[14]

孝悌乃仁义之先，劝人行仁义之善自然为儒家仁爱之道。儒家之仁爱所体现的乃是天地之德——地载万物、天育万物的大爱，并最终归于阴阳和合与变易的天道。

所谓“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然以“天道”劝世并非此一部书所独有，《金瓶梅》劝道的核心乃是道家与世无争、清凈无为、修身养生的自然之道、生命之道。

此种自然之道主要表现于小说开首的前四首词中以及书结尾处孟玉楼、吴月娘和王六儿的善终的故事中。先看表现理想人生的四首词中的一首：

阆苑瀛洲，金谷陵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莫也风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 酒熟堪酌，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闲一步，着甚来由，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

词中所描绘的正是作者所梦寐以求的生活：身居清幽茅舍，与野花、梅竹、明月、清风、水色山光相伴，以自然为趣的无荣无辱无忧的生活。

这种外与天地自然为一，内以超越名利的恬然心性为乐的人生，正是庄子“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15]的道法自然的生活。

这是从繁华富贵生活中省悟过来的人的向往，是摒弃了酒色财气追求后的更高生命境界、人生境界、精神境界，也是作者劝世人所崇尚的人生之道。如张竹坡所言“虽然又云《金瓶梅》是部入世的书，然谓之出世的书亦无不可。”[16]

作者正是站在如此的人生境界，写沉溺于官场、商场、情场利益者的人生悲剧。

作者是栽过大跟头的醒世人，然而他笔下死去的主要人物未有一个醒世者，且至死不悟。最为清醒的要算孟玉楼，她改嫁西门庆的一席话，可见一斑。

她最终随李衙内回到老家河北枣强县过安生的日子，与作者志趣相同。吴月娘是被普静法师制作的恶梦惊醒的，不再去找云离守为儿成婚，不再依恋西门庆转世的儿子孝哥，遣散众人，只与玳安相守度日，属于外力刺激而清醒者。

王六儿是在流离失所的苦难中，经过一次次波折而放弃“以色谋财”之道，最终与情人韩二在农村一家一计过着清静安宜的日子。

吴月娘孤守，王六儿母女由闹而静，无不体现作者的劝道思想——不论此前做了多么纵欲贪色的事，只要醒悟过来，过清静无为的日子，皆可转危为安，转夭为寿。

其劝人归于自然之道、生命之道的意图十分明了。

“《金瓶梅》究竟是大彻大悟的人做的”，[17]字字都是血，“谁解其中味？”[18]“必须置香茗于案，以奠作者苦心”。[19]

读前半部见其“热”，误以为“淫书”，读后半部渐觉“冷”，方悟作者“颇得劝惩之法”，深感其“一副菩萨心肠”。《金瓶梅》是一部悟书、劝道之书，一部警世宝典。

皋鹤堂本 · 竹坡闲话

二、揭露官场腐败发生病源的政治价值——反腐良医

造成官场腐败、执法不公，循私枉法的病根是什么？

以往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认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消除政治病的根本途径，这无疑是一个好方法。

然而是否有比体制本身更重要的东西？《金瓶梅》对此问题有其独特且更深透的思考，作者将其思考的问题作为叙事的焦点和生发故事的母体，连续而生动地揭示出中国政治腐败和执法不公现象及其生成的病根，对于当下乃至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法制国家建设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金瓶梅》作者对于造成官场腐败、法律不公原因的揭露是通过一系列公案故事的叙述自然而然展现的。

书中主要的案件有武松案、来旺案、王六儿案、苗青案、杨戬抄家案、蒋竹山案、花子虚家产案、李桂姐案、盐商王四峰案、孙清人命案等。

而其中有三件案子（武松案、苗青案、杨戬案）直接关系西门庆的生死和家庭存亡，在诸案中最为要紧。

我们仅以武松案为分析个案，便可从中发现作者睿智、独到的眼光和犀利的穿透力，发现他所揭示问题的深度。西门庆、潘金莲偷奸，并与王婆共谋一起毒死了潘金莲的丈夫武大郎（皆绞刑）。

武大郎哥哥武松为兄长报仇，却误杀了和西门庆一起喝酒的李外传（非死罪）。清河县知县李达天判武松死刑——“律绞”，将其押送东平府再审。

东平府府尹陈文昭是个清官，见主犯西门庆、潘金莲未押送归案，便大怒，痛责清河县司吏钱劳二十大板。行文书“着落清河县添提豪恶西门庆并嫂潘氏”！

西门庆知道了，慌了手脚。陈文昭是个清廉官，不敢来打点他。只得走去央浼亲家陈宅心腹，并使家人来保星夜来往东京，下书与杨提督。

提督转央内阁蔡太师，太师又怕伤了李知县名节，连忙赍了一封紧要密书帖儿，特来东平府下书与陈文昭，免提西门庆、潘氏。这陈文昭原系大理寺寺正，升东平府府尹，又系蔡太师的门生，又见杨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说得话的官，以此人情两尽了。[20]

这段文字《水浒传》中没有，全出于《金瓶梅》作者之手。按明律偷奸害命都是绞罪，何况案子到了清官手里，必依法办案，执行死刑。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黑白颠倒，杀人犯无罪免提；被杀者“勿论”，“况武大已死，尸伤无存，事涉疑似，勿论！”。

武松反被“脊杖四十，刺配两千里充军”。[21]法律何在？天理何在！造成此冤案的直接原因除了监管体制不健全外，更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办案人的灵魂，进而操纵着对案件的量刑。

《金瓶梅》连环画

这只无形的手是什么？有人说是道理。道理对执法者的量刑有一定的影响，然而这种道理只是一种心理的感觉。觉得某人有理，于是在情感上便偏向感觉有理的一方。

陈文昭询问武松打死李外传经过后，便觉得武松为兄报仇“也是个有义的烈汉”，于是便“用笔将武松供招都改了。”看来感觉武松是个“有义的烈汉”在量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种心理感觉来自于案情中，也有来自于案情之外，即案情之外的因素对于心理感觉——情感倾向起了重要作用，直接影响其量刑。

而将西门庆、潘金莲定为无罪的决定恰是来自于案情之外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什么？有人说是关系。

西门庆找亲家陈洪（“陈宅”）。陈洪再托亲家杨提督（杨戬）。杨提督找到同僚当朝宰相蔡京。蔡京为门生陈文昭写书帖儿。

陈文昭碍于蔡京、杨戬的面子，想法免提西门庆、潘金莲。这不就是亲戚关系加师生关系吗？事实上还并非完全如此。

关系只是一种载体，在关系载体中还有更深的灵魂——内在的人情。蔡京是陈文昭的恩师，陈文昭中进士赖主考蔡京恩点，陈文昭由大理寺寺正升为东平府府尹，又是蔡京的提拔，没有蔡京就没有他今天的地位。

如果陈文昭不给恩师面子，那便味了良心、忘恩负义。所以陈文昭见了蔡京的“密帖儿”岂有不照办的？蔡京在陈文昭心中的地位自然在死条文——法律——之上，也自然超于案子中死去的武大、未死的武松。于是，法律、道理都服从于人情了。

看来影响断案者对案件嫌疑犯量刑的因素一是法律，二是道理，三是关系，四是人情。

按道理西门庆、潘金莲害死了武大郎，既使不判绞刑，也应像武松一样，打上四十大板，换副轻枷，发配充军吧。但陈文昭原本认为他们是主犯有死罪，后因蔡京的密帖，便认定他们无罪，于是先改变事实：武大郎的死，“尸伤无存”，“勿论”，免提。

这是人情改变道理，改变事实，改变法律量刑。足见人情远大于法律、大于道理、大于事实，决定量刑。所以决定执法者量刑的无形的手正是人情。一部《金瓶梅》所写不过“人情”二字。“其书凡有描写，莫不各尽人情”。[22]

何谓人情？人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人是感情的动物，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情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具有无人不有、无事不在的普遍性。而中华民族的人情又具有三种独特性。

一是家族血缘性。家族血缘本是自原始社会家族婚发展而来的，在其后的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得以延续，在世界多数民族进入奴隶制社会后便逐渐弱化，而在中国这个农耕经济最长的社会国度里，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庭族群逐渐演变成农业耕作的基本单位，自夏朝就产生的井田制，便是以家庭为耕作单位，

《孟子·滕文公（上）》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家庭不仅是基本的生产组织，也是依赖性十分紧密的生活组织，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同时也是中国农耕文化滋生的土壤。

其时间之漫长且几乎连续不断，成为中国生产、生活方式的最大特征。在人的关系上也形成了以家庭血缘（父子母子与兄妹）亲情为核心的情感关系，其扩而大之则是由血缘关系所联结的家族亲情，再扩而大之是由若干家族关系联结而成的亲戚关系，亲戚关系的联结组成了乡邦关系，中国人的情感关注度由强到弱由近至远呈现出六层由小到大的时空圆，个人-家庭-家族-亲戚-乡邦-国家。

所以中国的文化的命脉不是西方的社会文化、国家文化，而是生长于家庭的亲情文化、家族集体文化。

《孟子》书影

以往，我们的研究将道德看得重于一切，而忽略了道德是建立于亲情之上的道德。亲情是第一位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23]道德是第二位的。

世界各国的文化都有伦理道德的内涵，但中国人的道德所以不同于西方人，就在于浓厚的家族亲情。

故而所谓的人情，其核心是血缘亲情，其次是地缘之情，再其次为事缘之情（师徒同窗之情、战友之情、异姓兄弟之情、君臣之情、同僚之情、利益之情等）。由此而构成的人情文化正是中国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的一大特征。

二是工具性，即中国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个人勤奋努力、自强不息，但同时离不开家人、族人、亲戚、乡邦的帮衬提携，耕种收获如此，读书科举如此，服劳役兵役如此，做官如此，经商如此，无不如此。

故而人情成为人生存发展的不能离异的工具，每个人对其具有天然的依赖性。

其三，目的性。古代中国人的人生奋斗目标不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所谓的治国平天下，不过是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一个人在外奋斗一生，到头来还要荣归故里，其最终价值还在于光耀门楣，泽被亲人，德被乡里，受到族人的尊崇和一方百姓的爱戴。

所以获得亲人族人的爱戴（真情）成为了中国人的人生价值和目的。这也正是人情重于工作，重于利益的根本原因。

人情对于社会的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成为人际关系的一种纽带，促进社会的团结和谐与稳定。

另一方面，其普遍性、工具性与目的性使得它无处不在，也使得它在人心中的地位重于道德、世理、制度、法律，特别是人情一旦与钱财利益合二为一，对于一切现存制度具有更大的冲击性和破坏力。

《金瓶梅》的作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叙述了人情（特别是与利益粘在一起的人情）可以改变案情事实、事理，可以操作法律。西门庆私放杀人犯苗青，山东御史不能奈他何。

杨戬犯法，朝廷要抄家，西门庆在被抄的亲族范围，他只花了六百两银子（六百石白米）将西门庆改为贾庆，便逍遥法外。王六儿与小叔子偷奸本是死罪，只因讨了应伯爵的人情，落得自在逍遥，抓奸者反被收了监；朝中权贵六黄太尉派人来清河县抓娼妓李桂姐，李桂姐求情于西门庆，西门庆请蔡京出面，李桂姐竟转危为安，破涕为笑……。

人情可以操纵法律、制度，进而可以超越法律、制度！

《金瓶梅》将叙述的焦点放在人情故事上，揭示了官场腐败、法律庇强凌弱、天下无道的根源，在于人情成为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官吏和官场的事理、法律。

从而找到了治愈中国腐败病的病根，尽管作者尚未开出根治此病根的药方，然仍不失为一位发现病源的良医，为一下步的药到病除提供了可能。

《礼记》

三、记载早期商业经营思想、模式和智慧的经济学价值——

“中国商经”

由于《金瓶梅》一书的核心人物西门庆是位由白衣到官商的具有代表性的商人，且是一位由固定资产一千两银子发展为十万两银子的成功商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是一部商人小说、商业小说，也是一部写经济生活的小说。

它不仅提供了明代社会经济丰富、细致、鲜活的资料，成为明代经济生活的百科全书，同时也具有经济学的价值。那么，《金瓶梅》在经济学上有哪些价值呢？

首先是商机化、专精化与第一主义的经营思想。

《金瓶梅》描写了多位商人，如经营绒线的西门达、何官人、韩道国，经营布匹的陈商人等，他们眼界窄，仅限于所经营的范围内。西门庆则不然，在他眼里，处处是商机，事事皆经营。

娶妻子吴月娘、嫁女儿西门大姐，是借联姻而寻找政治靠山，以求做更大买卖；而媒娶清河名妓李娇儿、商妇孟玉楼和太监妓媳李瓶儿，竟成为其财产兼并的大手笔；官场的人情投资，无不为他带来巨大人经济利益。

其次，西门庆的经营以专业化见长，在专业化中走向优势化和垄断化。

他所开设的商铺没有一个杂货铺、百货铺，都是一色的专卖店：药铺、当铺、线铺、绸铺、缎铺，无不以“专”取胜，以“专”创牌子和信誉，使消费者买某商品首先想到他的专卖店，从而占据消费者的心理。不仅商铺是专卖店，职员分工专一而精细。

有专管一地“蹲桩”进货的（如来保、来旺、韩道国），有专管柜台卖货的。柜台卖货也有专一而细致分工，生药铺与典当铺合在一起经营，“女婿陈经济只要掌钥匙，出入寻讨，不拘药材当物；贲地传只是写账目，秤发货物；傅伙计便督理生药、解当两个铺子。看银色做买卖。”[24]

这种经营的好处有四个，一是分工精细、责任明确，有利于提高效率。

二是既分工又合做，整个经营环节谁也离不开谁，从而实现分工基础上的协作配合。

三是，可以互相牵制、监督，防止偷赖和徇私舞弊。

四是可以节药一半的人员开支。专卖店和精细的职责分工是营销思想成熟和商业发达的标志。比此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西门庆在经营中所表现出来的事事超过他人的第一主义的经营思想。

他说自己经营的药铺的是清河县最大的。何官人要急着处理一批绒线，西门庆对李瓶儿说，满城数我家铺子大，不怕他不来寻我。而他的绸铺、缎铺第一次进货的规模就达三万两银子，也自然是清河县最大的。

不仅铺子是规模最大的专卖店，而且货物的价钱也很可能为全城最低，因为西门的进货采用专人专地“蹲桩”，所进货物必是当地物美价廉的，再加上进货多，运输费用低，钞关所交税最少，故而其成本也当最低，这便使得清河城内同一货物的价格最低。

经营最专、规模最大、质量最好、价格最低（这些都是走向垄断的条件），一切都要做清河第一，今天世界五百强经宫思想中的第一主义并不稀奇，他们的祖宗当是明代的《金瓶梅》。

《许建平解说<金瓶梅>》

其次，和风细雨的联姻兼并式的资本积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家的资本积累一般都是您死我活腥风血雨式的侵夺。而在《金瓶梅》中，主人公西门庆的资本积累则是和风细雨脉脉温情地完成的，虽然西门庆采取的方式也是兼并式，却不是生硬的血淋淋地吞噬，而是在两情相棁的喜庆的婚宴和洞房里完成的。

起初，西门庆家的财产只是药铺里的一千两银子的货物。真正的资本积累是娶孟玉楼与李瓶儿之后，即通过娶妾兼并了孟玉楼的丈夫杨布商公司和李瓶儿丈夫花子虚（事实上为花太监）家族的财产，此后还兼并亲家陈洪家的主要财产和亲家乔大户家的一半土地房产。

杨布商的公司的规模远在西门庆药铺之上，“一日不算银子，搭钱也买两大簸箩。……现一日常有二三十染吃饭”，[25]即每天雇用的伙计有二三十人。而西门庆的药铺加当铺所用的伙计也只有三个人。

杨布商家中财产单现金一项就有一千多两银子和价值当远在现金之上的大量布匹，以及不低于一千两银子的孟玉楼的私房钱（金银手饰和细软）。

“手里有一份好钱，南京拨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妆花袍儿，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支箱子。珠花箍儿、胡子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他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26]

其财产的数额当最低是西门庆原有财产的三倍以上。花家的族产有多少？富堪比国，人不可测。李瓶儿请西门庆为花子虚衙门里求情，一次便“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27]，还有“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幅顶条环、提系条脱，值钱珍宝好玩之物”。[28]

还有李瓶儿从梁中书家逃出时所带的“百稞西洋胡珠，二两一对鸦青宝石”。[29]这财产汇聚着大名府梁中书家珠宝的精华，御前班值、广南镇守花太监一生全部积蓄的宫中珍宝。

其价值少说也在西门庆家产的六倍以上。即西门庆兼并了上述财产后，财富翻了十来倍。这种联姻兼并式的资本积累比起血腥的吞并来更多一种喜庆和温情。

其三，契约合同、股份责任制、共赢原则、直销模式等现代先进的经营模式的雏型。

西门庆雇用伙计总是与对方签定合同，他雇用的韩道国、崔本、贲四、甘润等都是签订合同依契约行事。

如韩道国，“西门庆即日与他写立合同，同来保领本钱，雇人染丝。”[30]缎铺开张那天与伙甘润也是先立下合同，“当下就和甘伙计批立了合同，就立伯爵做保。”[31]

李智、黄四借西门庆银子做买卖，西门庆与他们签定合同，说明借款的数额、归还时间，应还的利息等。

西门庆很可能是中国最早使用雇用合同的人。不仅是雇用合同可能最早，股份制经营模式的使用，西门庆也是中国最早的。他新开的绸缎铺，便是合股经营，利润按股份比例分成。

西门庆入钱股，乔大户入房地股，韩道国、崔本、甘润为人股。获得利润按股分成：“譬如得利十分为率，西门庆分五分，乔大户分三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三人均分”[32]。

这个经营管理模式第一次打破了雇主与雇员的雇用关系，施行根据入股份额多少而确定地位和利润分配的合作关系，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进步。

西门庆施用这一股份式合作模式的时间（如果书中所写的事是嘉靖二十七至四十五年——1548-1566年的事，应与西方最早的股份制（英国的“莫斯科公司”——1554年）相差不多。

在这种股份制合伙经营模式里，就分配原则而言，突出体现出西门庆经营的合作共赢思想。在西门庆的经营中，我们还发现了早期“直销模式”的影子。

所谓直销模式，就是通过简化销售的中间环节，甚至消灭中间商的途径，以达到降低产品的流通成本，满足顾客利益最大化需求的销售方式。

西门庆的经营方式就是最大化地简化中间环节。譬如他要为蔡京上寿制办蟒衣官服，派来保到杭州置办。来保不买衣服，而是只买衣料，再找服装加工厂加工，省去了中间诸多环节。

又如他开的绒线铺，只进白线，然后自己在铺子后架锅染色等，这虽然还算不上直销模式（尚未做到根据订单进贷，无仓库和库存），但已与传统的营销模式相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形式有别却本质相同。

西门庆绒线铺与绸缎铺的经营方式中还表现出特有的吸引顾客的营销策略。他铺子里的营销员全是“相貌堂堂”的帅哥，“百伶百俐”，经营活气，“满面春风”，“口若悬河”，使顾客乐意到这里来。

他们还有些独到的促销手段，缎铺开张那天，有一人专门负责招揽顾客。“崔本专管收生活，不拘经济买主进来，让进去，每人饮酒两杯”。[33]

古人所饮酒多是浆液浓稠的粮食酒，具有充饥解渴的双重功效，从而可成为促销的有效手段。就在铺子开张的一天内，缎铺就卖了500两银子，足见这种营销手段的效果。

西门庆的商业经营不仅有其先进的经济思想，而且构成了一个从资本积累到商业生产、经营、管理、销售的完整的体系，向我们展示了明代经济发展史中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和模式，这些方法模式不仅成为了中国近世经营管理的开创者、鼻祖，而且直到现在还不失为有效的商业经营模式。

《金瓶梅》是一部明代鲜活的经济史，就像《三国演义》为人们提供了军事的成功范例，成为一部鲜活的《兵经》一样，《金瓶梅》为商人提供了经商的成功方法、模式和范例，不失为中国古代的一部“商经。

《金瓶梅》插图

四、再现从“食货文化”向“货币文化”转型的文化价值——

划时代里程碑

如果文化的发展形态与经济的发展形态大体一致的话，那么，文化的历史便可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加以界定划分。

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而言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是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为主的附带式的商品交换阶段，即人们的生存主要依赖实物（粮食）和其他生活物——食货，货币只在部分非主体的领域进行的阶段，我们称这阶段为食货生存状态阶段，其文化可称之为农耕文化或食货文化。

这个时期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土地生产的特征，体现着土地和粮食生产的独持性：稳定性、依顺性、循环性、德礼性，其核心特征是稳定性。

这种稳定性的特征表现于贷币是死的花一个少一个的货币观念、节俭的消费观念、一女不嫁二夫的婚姻观念、重义忘利的交友观念以及守道重德、光宗耀祖的价值观念。

二是以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获取生活必须品的货币化生存状态阶段。其文化可称之为工商文化或货币文化。

该文化具有鲜明的贷币本质的特征，自我性、自由、平等、寻新求变等，其核心特征是寻新求变。

这种寻新求变的本质特征表现于货币是活的、在流动中增值的货币观念、超前消费、快乐消费的消费观念、婚爱自由的婚姻观念，互利共盈的交友观念以及追求自由平等和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念。

在中国，从农耕文化向工商文化的转型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过程，直到目前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之中。它始自于万历九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而开创的全国尽停铸钞、一切流通皆用白银的“白银时代”。

朝廷发俸禄和征税皆用白银，农民交纳田税需将粮食到市场换成白银，官吏要吃粮食到市场用白银购买，从而货币（白银）成了获取生存食贷的唯一手段，食贷生存状态开始转向货币化生存状态，从而也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

在明代商品经济发达的都市，开始形成货币文化。

然而随着天启年间白银时代的结束，这一刚刚在小部分城市兴起的货币文化又随着食贷经济的登台而消弱了下去，直到洋务运动、共和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西方工商文明的传入，工商文化才在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再次兴起，不久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决定了农耕文化的主导地位，直到改革开放施行市场经济特别是伴随全国的城市化的进程而引发新的土地变革，中国才真正进入全国规模的工商文化时代。

《中国货币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嘉靖末年为背景而产生于明代万历九年后的《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巨大篇幅全面反映中国历史这一伟大转型的长篇小说。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都没有全面真实地反映这一转型，他们的文化本质还是农耕文化的。金瓶梅》虽然有农耕文化的血缘，但它反映了由农耕文化向工商文化开始转变的过程状态。

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主张“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和肯定“好贷”“好色”是人的本性的思想；歌颂男女至情的《牡丹亭》；主张诗当写“真情”的前后“七子”和主张“独抒性灵”的公安派的进步文学主张；以唐寅为代表的吴中四杰的市井文化的歌吟；

“三言”、“二拍”所描写的新的男女情爱观、经商致富观；抒写男女自由情爱的散曲小调等，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转型过程的文化观念的变化，但是没有一部像《金瓶梅》这样对货币观念、消费观念、婚爱观念、人生价值观念做出全面而真实反映的文化作品。[34]

《金瓶梅》一书非但没写以积攒为命的悭吝鬼、看钱奴，相反却鲜活地描写出了能花能挣的商人形象，表现出钱是活的、在交换流通中增值的崭新货币观。完成了由农耕文化货币观向商业文化货币观的转变。

伴随这类货币观念的转变的是消费观念（奢侈、快乐消费的消费观）、婚爱观念（自由的婚爱观）、交友观（互利共赢的交友观）、价值观（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快乐为美的审美观）等一系列观念的变化，

从而体现出与“重义轻利”的稳定性的农耕文化根本不同的“重利轻义”的“寻新求变”的商业文化的精神面貌，完成了由“发乎情，至乎礼义”的农耕文学到发乎情，至乎利益，尾乎礼义的商业文学的历史转型。

郑振铎先生一读《新刻金瓶梅词话》便为其中的现代性、当下性而惊呼，人们都觉得《金瓶梅》中的人物就活在今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第一次描写了中国从食贷文化向贷币文化转变的真实而鲜活的且至今正在进行的过程。

文学研究者所发现的《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系列开启时代的地位价值，诸如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第一部家庭小说、第一部商人小说，第一部写市井平民的平民小说，第一部以财色为描写中心的财色小说，第一部打破了写人单一性脸谱化而走向立体化人性化的小说，第一部以女人群体为描写中心的女性小说，第一部用方言俗语写作的带有泥土气息的方言小说等等得天独厚的价值，都与它反映中国由食贷文化向货币文化转型这一特性相关，都是这一特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就这一点而言，《金瓶梅》的伟大在于它是中国历史转型的开启之作、启蒙之作，是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金瓶梅词话》

五、再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世俗社会生活的百科之学——

“近世显学”

《金瓶梅》是一部作者“按迹寻踪”的生活实录，诚如张竹坡所言：“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35]

正因其为明代生活“实录”，又因其为戏曲、小调、歌词、酒令、笑话皆可入体的万能体的小说，使得它比起史书来描写范围更广、视角更灵活，更具包容性。所以就对历史反映的广度、细腻度、逼真度而言，任何一种纪事的体裁都比不上“寄意于时俗”的小说《金瓶梅》。《金瓶梅》是再现明代社会生活历史的一面镜子。

吴晗先生曾说它是“一部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等的明末社会史”。事事上吴晗先生只是就大的方面而言的。

若论及世俗生活几无所不及，诸如房屋建筑、家庭园林、树林花卉、炕床纹帐、船舶航运、钞关税收、衣裳服饰，裹脚时尚与纳鞋底、茅厕马桶、下棋斗牌、饮食文化、节日生日、婚嫁习俗、妻妾文化、妓院、性文化、请客送礼、药理医术、算命术、方言俚语、帮闲篾片、媒婆、丫环小厮、亲随小唱、道士、僧尼、秀才举人、进士状元、武官商贾、商业经济、运输、歌词小调、笑话、酒令、地理等等几无所不有，要了解中国古代的建筑学、交通运输、园林艺术、民间风俗、方言俗语、商业经济、朝政体制、小说戏曲、性文化等等，皆可从《金瓶梅》中发掘宝贵数据，说其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可谓当之无愧。

较之《红楼梦》稍有不同处在于，《红楼梦》是中国皇亲贵戚们的贵族生活的百科全书，《金瓶梅》则为地方小吏市井细民世俗生活的百科全书。

然而，《金瓶梅》这部百科全书所提供的历史具有艺术的模糊性乃至审美的神秘性，从而成为一部颇具诱惑力的学术宝藏。需发掘考究的问题很多，譬如有关这部书的最基本问题：作者、成书时间、手抄本、刻本、本事、创作方式等等，都具有模糊性。

单是一个作者问题就是一门大学问，它涉及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诸多文人、名人，要读数以百计的文人的文集，需懂得明朝后期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诸多知识，以及读懂明代善本、具有辨识真假文物的知识眼光等等，总之须是明代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艺术学、宗教学、经济学、哲学的全才通才方有可能解决。

这一极高的才识要求及其史料因丢失而造成的不可替补性，使得作者研究很可能会成为《金瓶梅》研究突不破的“死结”。

与《金瓶梅》表现中国文化近世转型性使得它成为近世第一部文化启蒙著作一样，它的写实性也使其成为耸立于中国近世史上的一座学术宝藏、文化宝库。

《金瓶梅》要研究的学术问题实在太多，具有难穷尽性。就这一点而言，它与《红楼梦》皆为中国古代的显学——“红学”与“金学”，皆具有不可替代性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故而，对“金学”的研究来不得半点急躁、草率，来不得任何急功近利的浮躁，那样势必欲速则不达。

至于用简单方法抹杀它的价值或抹杀《金瓶梅》研究学术意义的行为都是浮浅的，保守的。

《金瓶梅》自身所具有的上述思想价值（警世宝典）、政治价值（反腐良医）、经济学价值（中国商经）、文化价值（划时代里程碑）和学术价值（近世显学）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新文化建设，将会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并逐渐被认知、接受，出于腐朽且肤浅认知的“淫书”之名，也将随之在人们心中淡去。

《意图叙事论》 许建平 著

注 释：

1、《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一，香港太平书局影印一九三三年“古佚小说刊行会”本，一九九二年版，第47页。

2、《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一，香港太平书局影印一九三三年“古佚小说刊行会”本，一九九二年版，第47-48页。

3、《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一回开首词：“丈夫只手肥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接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4、《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一，香港太平书局影印一九三三年“古佚小说刊行会”本，一九九二年版，第51页。

5、“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第79回，香港里仁书局，2012年修订版，第1378页。

6、《金瓶梅词话》“四贪词”， “梦梅馆校本”，香港里仁书局，2012年修订版，第2页。

7、《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贪欲得病”，吴神仙說与西门庆的八句诗之一“遗精溺血流白烛，灯尽油干肾水枯”。香港太平书局1992年版，古佚小说刊行会本之影印本，第2432页。

8、见《新刻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一回，何老医生谈瓶儿病因：“这位娘子乃是精沖了血管起，然后著了气恼，气与血相搏，则血如崩。”香港太平书局1992年版，古佚小说刊行会本之影印本，第1702页。

9、见《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一百回，香港太平书局1992年版，古佚小说刊行会本之影印本，第2952页。

10、最大的西门庆也仅三十三岁，最小的庞春梅只有二十七岁。

11、袁宏道《与董思白书》《袁中郎全集》卷一“尺牍”见朱一玄编《金瓶梅研究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

12、以上分别见《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廿公《跋》和冯犹龙《金瓶梅序》，香港太平书局1992年版，古佚小说刊行会本之影印本，第4-20页。

13、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069页。

14、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070页。

15、庄周《庄子•齐物论》，王先谦《庄子集释》卷一，见《诸子集成》第三冊，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13页。16、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张道深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49页。

17、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张道深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45页。

18、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石头记》的缘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页。

19、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张道深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49页。

20、《金瓶梅词话》第十回，梅节校订本，香港里仁书局，2012年修订版，第130-131页。

21、以上见《金瓶梅词话》第十回，梅节校订本，香港里仁书局，2012年修订版，第131页。

22、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张道深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43页。

23、《礼记》卷十六“中庸”，四部丛刊景宋本，第311页。

24《金瓶梅词话》第二十回，梅节校订本，香港里仁书局2012年修订版，第283页。

25、《金瓶梅词话》第七回，梅节校订本，香港里仁书局2012年修订版，第90页。

26、《金瓶梅词话》第七回，梅节校订本，香港里仁书局2012年修订版，第86页。

27、《金瓶梅词话》第七回，梅节校订本，香港里仁书局2012年修订版，第86页。

28、《金瓶梅词话》第十四回，梅节校訂本，香港里仁书局2012年修订版，第187页。

29、《金瓶梅词话》第十回，梅节校订本，香港里仁书局2012年修订版，第133页。

30、《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三回，香港太平书局1992年版，古佚小说刊行会本之影印本，第848页。

31、《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八回，香港太平书局1992年版，古佚小说刊行会本之影印本，第1578页。32、《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八回，香港太平书局1992年版，古佚小说刊行会本之影印本，第1578页。33、《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回，梅节校订本，香港里仁书局2012年修订版，第938页。

34、具体论述见两篇拙作：其一《贷币观念的变异与农耕文学的转型——以明代后期市井小说为论述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其二《金瓶梅价值的货币文化解读》《河北学刊》2006年第3期。

35、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张道深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43页。

文章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载于《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3期。后收入《许建平<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