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初的一天，《收获》主编程永新在北京三里屯的酒吧里和出版人丁小禾一起坐着喝扎啤，丁小禾对他说，“文学最好的时代过去了。你在文坛厮混了几十年，应当将那么多具有现场感的东西整理出来。”

回到上海之后，程永新给余华打了电话，问他那儿是不是还保存着自己的信，结果被余华浇了一头冷水，“谁像你几十年都待在一个办公室里，我已经搬了三次家，很难保存信件的。”

《一个人的文学史》

作者：程永新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年7月

这是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的成书经历。2007年，这本书出了第一版，内容主要汇集了几十年间作家们的书信、程永新与作家们的访谈以及他的评论文字。2018年6月，重新修订后的版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换了三分之一的内容，增加了篇幅，上册主要是作家朋友们的书信，下册主要是他的评论文字，为增强现场感和生动性，他还把网络上与作家的交流内容收了进来，例如微博微信。《收获》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作用无可估量，作为重要编辑，程永新这本书就是30多年来中国文学现场的真实记录。

1月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个人的文学史》研讨会上，程永新谈到当时他把锁在箱子里的那些信件找出来读的过程中，看到当年那些年轻作家的音容笑貌，他一边看一边笑，笑着笑着就笑出了眼泪。从1983年进《收获》当编辑到今天，一晃30多年过去了。

为什么大部分教科书式的文学史是不成功的

“《一个人的文学史》给我们学院文学史写作的叙事提供了一个挑战”，这是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的观点。程永新这本书给像他这样写文学史和教文学史的人带来震动，文学史的书写一直强调更新已有文学史的观念，但往往忘记了那些活生生的历史。陈晓明感慨道：我们从来没有在活生生的历史现场中，去感受文学史，重写文学史。

同时，“一个人的文学史”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史的立场和态度。“我们过去的文学史分成两种，一种要么是观念的文学史，要么是集体的文学史，我们都不敢说一个人的文学史。比如说当代文学史有上百部，可能有90多部是集体的，就几部是个人，是很少的。”陈晓明说。

程永新在发言中谈到，他读到翻箱倒柜找出来的那些与作家的通信时，又笑又流泪。在陈晓明看来，“含泪的笑”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学史书写，也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态度。

程永新的书中收录了非常多和作家间的通信，这些通信让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更近距离地看到作家。陈晓明开玩笑说，那个时候的嘴脸和今天的“道貌岸然”有一些出入，但是非常可爱，谁没有穷迫的时候？“我们今天就穿着汗衫，穿着三角裤亮亮相，秀秀肌肉，可以说是给文学史秀肌肉的一次写作，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王朔的来信

而在作家阎连科看来，所有的文学史归根结底都是个人的文学史，不存在公共的文学史，即便是官方书写的文学史，也是代表某一个人的意志的。

阎连科认为，文学史的失败都在于文学史一定要公众化，如果文学史彻底放下公众化，文学会非常发达，而今天的文学史恰恰特别统一化。“文学史就应该是个人的文学史，不应该是某个文件政策的文学史。”

苏州大学教授王尧则顺着上述思路，提到“文学史的民主化”这一问题。多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教科书式的文学史，这种教科书式的文学史成为最主要的知识生产方式，但王尧坦言，大部分教科书文学史都是不成功的，而且贻害无穷，他认为看教科书的文学史是不能成为学者的。

教科书式的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王尧看来，它只是以文学史家、批评家、教授的身份，非常专断地取舍、发言，在这个过程中把编辑家、文学活动家、组织者和批评家在整个文学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疏忽了。一部好的文学史，应该有很好的注释，能够看到文学批评的学术史隐秘，而不是简单地独断专行地下一个结论，而把许多其他方面全部省略。在这个意义上，程永新的《一个人的文学史》突出了文学史写作的民主化的问题，打破了过去那种特别体制化的教科书文学史的写作。

评论家李敬泽自己做过28年文学编辑，他说28年的编辑生涯中，他的一个重要坐标就是程永新。李敬泽也认为，一个人的文学史这个观念是特别值得探讨的，今天的文学史特别需要这样的逻辑。新时期文学虽然才40年，但已经形成了诸多根深蒂固的定见。李敬泽讲到他看到的一个新时期四十年文学史展览的解说词，直接抄了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等条条框框。

“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当代文学学了半天就是学了这么几大块，就是这么几个框，就开始往里面装。实际上很多的东西是装不进去的。如果仅仅这几个框也乏味，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李敬泽说，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文学史》应该成为当代文学史教学的必备参考书。

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生态：编辑掌握一个作家的命运

文学评论家白烨谈到，最近举办的那么多关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文学纪念活动里，文学编辑起到的作用是被忽略的。在《一个人的文学史》里，程永新写到许多名家名篇的修改过程。比如王朔的名篇《顽主》就有一段改名的故事。王朔曾在1987年9月的一封书信中回复程永新给小说《五花肉》更名的提议，“这篇小说我想会使正人君子有不好的感觉，所以名字尽可能鄙一些……”他还给出了几个书名选项：《毛毛虫》《顽主》《小人》《三“T”公司》。王朔更偏爱《五花肉》，“我当初取《五花肉》之名，借其既不全肥也不全瘦，红白全有，爆炒不行，小火炖烂了也挺香之意……”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文学史》讲了很多文学生产的内幕，是在别的书里看不到的。

九十年代格非与程永新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园

在场嘉宾中，作家苏童和程永新的交情很特别，他人生中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青石与河流》就是程永新发出来的。那是1986年，苏童才23岁，是一个狂热的文学青年，不知天高地厚的他给全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期刊《收获》投稿，结果被程永新看中了。小说发表后，苏童给程永新写了一封感谢信。“我又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我自我介绍，我是一个外表平和俊秀，但是内心非常古怪的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大概要强调我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我要引起他的注意。看这样的信真的是像闻自己的袜子。”

程永新也是作家李洱的伯乐。李洱记得，他第一次见到程永新是和格非一起。当时格非的稿子刚被《上海文学》退稿。那时的程永新也还不到30岁，简单聊了几句话放下稿子就走了，这让格非非常紧张，因为在那个年代，能在《收获》发小说意味着一举成名。忐忑不安的格非当时很愁，不知道要不要给程永新打电话，问关于稿子的问题。有一天终于打了电话，程永新告诉他稿子已经发了，就是让格非一夜成名的《迷舟》。

李洱还讲了一段轶事。当时张艺谋带着《红高粱》请上海专家看的时候，在北京火车站买了一本书，在火车上看完之后到上海就要找格非，拍《迷舟》，很快圈里面就传开了，随着《红高粱》的成名，格非也跟着成名了。

在李洱的印象中，当时的作家和编辑的交往跟现在不一样，因为当时的编辑确实掌握着作家的命运。李洱还记得，当年他在华东师大宿舍里改自己后来的成名作《导师死了》，程永新把稿子退给他的时候，给了很多修改意见，比如特别让他注意讲故事的节奏。在李洱记忆中，再牛的作家给《收获》投稿时都像是处女作，因为有严格的要求，会有程永新这样的编辑给你反复修改。

研讨会现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通过阅读《一个人的文学史》，通过程永新和作家间的通信，看到了作家成名、文学潮流成型前的史前史。比如书中有两封信，一封是洪峰写给程永新的，洪峰说每次给你写信我都很沮丧，你一直在给我泼冷水，这就是作家的史前史。还有一封是著名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给程永新的，写的是“我一篇稿子被上面退了，你方便的时候能不能帮我取回”，我们通常看到的都是成功的作家的信，没有看到作家成功之前的信，这就是史前史。程光炜谈到，今天做80年代先锋文学研究的时候，特别缺乏程永新手头那些第一手材料。

李敬泽也谈到，如果围绕程永新做博士论文，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题，像程永新这样的老编辑就是一个宝藏，现在仅仅拿出了几样东西，还没有真正打开。李敬泽鼓励当代文学研究界给程永新鼓劲，打开自己的宝藏。

作者：沈河西

编辑：董牧孜；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