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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根据中国历史大系年表,将没有文字的时代称为史前时期,大概可分为: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轩辕氏),以及尧、舜、禹等时代。
所以我们将自己称为“炎黄子孙”。
“三皇五帝”时期,由于民众思想处于启蒙阶段,所以文化的体现形式以神话传说为主,包括龙传说和图腾形象的建立。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五帝”中是没有大禹的,作为夏朝第一任君主,他是人间的“王”,从神话的角度来讲,禹已经不在“仙班”之列。
并且,禹也不是接帝舜的班,舜退位时是准备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商均的,只是大禹治水的功绩太过于突出,致使各方诸侯纷纷投奔了禹,于是便有了夏王朝的诞生。
所以可以认为,帝舜之后,中国的神话传说也随之结束了。
当然,神话本来就是虚拟传说,关于“三皇五帝”的说法也存在很多争议,我们只采用其中流传最广泛的说法。
屈原《九歌》中有关于湘君和湘夫人(娥皇、女英)的描写,有趣的是,1000多年以后,唐朝天宝年间有位叫钱起的诗人,在参加科举省试时,写了一篇《省试湘灵鼓瑟》: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这首诗讲得就是娥皇、女英和湘君帝舜的故事,于是钱起一时间名声大噪,后来秦观和滕子京还原封不动地引用过“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两句,包括大文豪苏东坡在《江城子·江景》也引用过,但他们似乎都忘记了“湘灵”的典故可查出处是源于屈原。
这真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再后来,元代诗人唐温如在《题龙阳县青草湖》中写:
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
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其中白发湘君的形象就是引自于神话传说:娥皇、女英闻帝舜死于苍梧之野,追随不及,啼竹成斑,望着一江萧瑟的秋景,竟然一夜白头,泪尽而亡。
所以青竹上的红斑亦称“潇湘竹”或“湘妃竹”。
随着夏商周王朝的建立,生产力得到提升,中华文化也逐渐有了雏形,并于先秦有了突破性进展。
比如《诗经》的诞生,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从内容上,可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创作手法上则分为《赋》、《比》、《兴》,所以我们常用“风雅”比喻诗文或诗文有关的事业。
《诗经》诞生以后,古典文化开始走向成熟,尤其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趋势,散文体开始萌芽,如《论语》、《孟子》、《庄子》,就古典文学而言,那是一个无比辉煌的时代,相应而生的学派有:
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等。
战国时期,屈子的楚辞横空出世,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因风格极具古典浪漫主义,故称为“骚体”。
所以后人常用“风骚”来喻指诗文,用“骚人”代指诗人。
由此可见,屈原对中华古典文化的贡献,后世子孙用“端午节”习俗纪念屈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时也是对屈子对历史文化推动的肯定。
屈原之后,辞赋开始流行,宋玉接过了屈子的衣钵,进一步将辞赋发扬光大,故后人形容一个人有才华,会说其有“屈宋之才”,比如苏东坡就曾这样夸奖过秦观。
到了汉代,涌现出了淮南小山、杨雄、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一批伟大的文学家,将“赋”体文学推向了高峰,这是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文体,创作相对自由。
同一时期,汉乐府诗开始发扬光大,这是一场很重要的文化革命,影响了后世2000多年。
顾名思义,“乐府”是有音乐特质的新体诗文,其代表作有焦仲卿的《孔雀东南飞》、《陌上桑》、《长歌行》、《上邪》、卓文君的《白头吟》、《木兰诗》等等。
两汉之后,三国时期连年征伐,但文学文化却没有没落,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反而为古诗词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进一步推动了繁荣。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三国演义》有失偏颇,80年代之前的民众,对曹操印象并不好,视为“奸人”,这真的是曹操和曹氏父子的屈辱。
曹操不但文韬武略,更具有胆识,还很惜才,这些都是刘备难以比拟的。在诗词上,曹操擅长四言诗,曹植专攻五言,最厉害的是曹丕,他的《燕歌行》是中国最早的七言诗,被誉为“七言鼻祖”,同时曹丕还精通五言和乐府。
如果他不是皇帝,那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大家。
总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局势是比较混乱的,幸运的是文学发展没有受到更多的影响,反而出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蔡文姬、王羲之、谢安、陶渊明、潘安、鲍照、谢灵运、谢眺、谢惠连等文学巨匠。
尤其是陶渊明和谢灵运,为唐代山水田园诗,开创了一个完美的先河。
尽管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总体的文学发展是缓慢的,因为文学越成熟,进步越小。
直到李唐王朝的诞生,这似乎是一个专门为诗歌而建立的朝代,无论是君主还是臣子,或者是普通百姓,都是那么热爱的诗歌。
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征伐不断,诗歌文学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但也有“初唐四杰”、“吴中四士”和“文章四友”,贺知章、杜审言都是诗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素有“孤篇盖全唐”之美誉,王勃的《滕王阁序》被称为“千古第一骈文”。
以及提倡对前朝诗风进行革新的陈子昂。
当然若提起唐诗的繁荣,应该感谢一个人,就是武则天,因为她很爱诗,所以对诗人推崇备至,并令上官婉儿主持风雅,对天下诗文进行点评,同时招贤纳士,接受了骆宾王的反对和陈子昂的指责,之后才有了大唐盛世和唐诗的鼎盛。
于是,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这批人应声而起,将古诗词文化推向了巅峰,甚至可以说,唐朝诗人把天下能写的诗文,全都写完了,这才逼着宋代人去写词。
唐诗从流派上,基本可以分为山水田园、边塞、浪漫和现实诗派,体裁是又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
古体诗延续了前朝的风格,创作比较自由,近体诗开始讲究平仄格律,创作难度更大。
并且,唐朝的骈文、散文也达到了一个高度。
然而真正再次对唐诗进行改革的,却是元稹和白居易,他们提倡并领导了新乐府运动,将诗词文化推向了另一个顶峰。
同时文学成就同样显著的就是韩愈和柳宗元,他们将古文运动带向了一个新纪元,所以“唐宋八大家”只有他们两个唐人。
到了唐朝后期,尤其是五代十国,诗风开始“崩坏”,有花街柳巷的浮靡之势,婉约派的词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萌芽的,并由南唐后主李煜推向新的高度。
同时,唐小说开始萌芽,为明清时期的小说体文学创作,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到了宋朝前期,文学处在一个混沌期,幸好有唐朝温庭筠、韦庄这样的文人,既写诗又写词,为宋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宋朝开国以后,词还是婉约风、花间词为主,比如晏殊、柳永、欧阳修等,直到苏东坡横空出世,大家才知道,原来词也可以这样写。
所以,苏东坡的伟大,以及他对宋词的贡献,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这甚至让人们忽略了苏东坡在诗上的成就。
而宋诗的改革,必须得提梅尧臣,他被誉为宋诗的“开山鼻祖”,和欧阳修一起推动了复古运动,而宋诗最有名的则是“江西诗派”,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等人为首,尊杜甫为祖,这其中王安石的贡献非常大。
北宋灭亡以后,南宋又涌现出了辛弃疾、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岳飞等伟大诗人,但不能不提的就是李清照,是她重新定义了宋词的阴柔之美。
到了金朝、元朝,戏曲开始盛行,俗文化涌现。元曲通常分为散曲和杂剧,代表人物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其作品《窦娥冤》、《山坡羊》、《红绣鞋》都是耳熟能详的。
在元代众多文学家中,对元曲的形成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则是元好问,他生于金元战乱之际,是名冠金元两代诗坛的巨星。
一晃,从先秦到明代,2000多年已经过去了,唐人把诗推向了巅峰,宋人把词带到了不可超越的高度,元朝的戏剧散曲不可复制,所以明朝人有了新的方向,他们开始创作小说。
《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等巨作陆续问世,并成为了永世的经典。
同时由冯梦龙加工编辑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也应声而起。
实际上,不是明朝人文学造诣不及前人,而是唐宋诗词几乎把能写的都写完了,尽管如此,明朝还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坛巨匠,比如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以及“三杨”和前后“七子”。
甚至还有汤显祖这样声名显赫的剧作家,以及祝允明、文征明与唐伯虎这样的书法家、画家。
可这样说来,清朝人岂不是很惨,他们已经没什么可写的了?
没关系,清朝人完全不计较这些,他们什么都写,可谓是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在诗词方面,清朝人有纳兰性德、仓央嘉措、纪晓岚、龚自珍、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贺双卿、张问陶、袁枚、赵翼、王士禛、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等等;
甚至还有乾隆——爱新觉罗·弘历。
在小说方面,清人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官场现形记》、《孽海花》等等;
戏剧有《桃花扇》、《长生殿》,书法绘画有“扬州八怪”。
甚至哲学方面他们还有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颜元、曾国藩。
如果把“戊戌六君子”也算在内,清朝还有谭嗣同、康有为这样具有先进思想的革命家。
而清朝灭亡以后,我们来到了现代,科技高速发展,有了“元宇宙”概念和可穿戴设备,甚至有了可以做饭、做家务的机器人。
遗憾的是,好像现代人的文化底蕴里,只剩下了每年一次的“高考”。
我们再也写不出秦汉的辞赋,更没有唐诗宋词、我们就连元曲也变成了“鸡你太美”这样的流行音乐。
不是唐诗宋词不适应新时代的文化,而是我们已经浮躁、功利到不分平仄,张口绝绝子、闭口无语子,不是躺平就是内卷,要么就是EMO、大型社死现场,或者YYDS。
我们把太多时间花在了,可能学了也没什么用的英语上。
诗人贾岛在他的诗中写: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这是古人对文学、文化孜孜不倦求索的精神,也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守护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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