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来只有“史书”，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文化研究体系发生变革，逐渐与世界接轨。与此同时，内忧外患的时代环境，也激起了一群有识之士文化救国的热血。于是，编纂一本记录文学、文化的史书，为五千年文明正名，为文化救国造势，就显得迫在眉睫。

一般认为，中国第一部文学史是京师大学堂（北大）教授林传甲所作，当下很多著名文学史都持此论调。然而，如果考究当时历史，还有一部“文学史”名声大噪，风头无两，那就是由东吴大学教习黄人编纂的《中国文学史》。但由于这部书长时间没有出版流行，导致知之者甚少。

两部文学史缘何而来？

文学史的修撰与中国近代以来大学教育的发展有关。

在北方，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文学教授林传甲，仿照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的体制，历时半年写成《中国文学史》。这部作品在时下还可以买到，被很多版本的文学史称为“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然而有意思的是，这部书在当时的评价里几乎都是负面的。

其中以1922年，郑振铎先生的评价最为尖锐：

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

其实也可以想见，中国有史记载的文明就超过三千年，短短半年时间又如何囊括整部中国文学史呢？所以学界很多人认为，林传甲的作品只是借了“中国文学史”这一题目而已，其实质是编纂“国文讲义”，即上课需要用到的课件。

巧合的是，一度统领南方学术的东吴大学在此时也编纂了一部“中国文学史”，但却是以“讲义”为名。东吴大学就是现在苏州大学的前身，其天赐庄校区就是曾经东吴大学的故址。

根据东吴大学汉文教习徐允修《东吴六志·志琐言》记载：

光绪三十年（1904），孙校长……急应厘订各科学课本；而西学课本尽可择优取用，唯国学方面，既一向未有学校之设立，何来合适课本，不得不自谋编著。因商之黄摩西先生，请其担任编辑主任，别延嵇绍周、吴瞿庵两先生分任其事。

可以看到，这部《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其实最初真的是上课用的教材，并且还是黄人等边教学边整理出来的。通过“随编随课”、“逐日写印”，历时三年，才刚刚写到明代。与林传甲仅半年就完成的作品来看，心血孰多孰少，一目了然。

这部文学史问世之后，与林作不同，被学界广泛称赞。

1932年，清华大学中国文学史课程教职浦江清曾言：

关于中国文学史之著作……最早当推已故之黄慕西氏在东吴大学所编讲义，始具文学史之规模。

这种说法是当时学者之间的共识。出自名家之手，又是耗费如此多心血之作，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

黄摩西何许人？其文学史著作为何能被人认同

说起近代这段历史，被人们熟知的文化名人大概就是鲁迅、胡适、陈独秀等等，至于黄人在后世的名气就要稍弱一点了。但是，这个人在当时可是声震文坛的。

黄人原名黄振元，中年之后才改名黄人，字摩西。曾经和一批文化名人在苏州组建了“三千剑气文社”，这个文学组织后来全员并入了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南社，并且创办了苏州最早的报纸《独立报》，作为针砭时弊的前沿阵地。

除此之外，中国大学教育里面最早的学报《学桴》也是有由黄人主笔，主要为了学术传播和交流，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还在使用。他还编纂了有“中国现代第一部百科全书”之称的《普通百科大辞典》，广受学界称赞。

名家吴梅曾经如此评价黄人：

识南北文人无虑数千，名教授籍甚声高，其才皆非摩西匹也。

无怪乎国学大师钱仲联将黄人与章太炎、吴梅、唐文治并称为“苏大四先生”，从与其并列之人来看，黄人也是属于近现代学术上顶尖人物之一，甚至吴梅都常常说其深受黄人启发。

这样一个大江南北知名学者，文坛泰斗级别的国学大师，其花费心血所著的《中国文学史》自然质量极高。其后不久出现的很多文学史里相关的观点多是来自于这部作品。虽然并没有明确注出来源，但考之当时学术习惯，直接引用而不声明正是对前贤的尊重和推崇。

关于这部《中国文学史》的创作过程，钱仲联在《梦苕庵诗话》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摩西性极懒，作字尤谲诡类虫书鸟篆，人不能识。《文学史》一书，当时逐日编纂，用为校中讲义，往往午后需用，而午前尚未编就，则口衔烟筒，起腹稿，口授金丈，代为笔录。录就后，略一过目，无误漏，则缮写员持去付印矣。

从这段记载来看，这部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黄人直接在很短时间内口述出来的，以此也可见黄人的学术功底。

黄人《中国文学史》：创论层出，冠绝时贤。

林传甲的“文学史”内容其实很单薄、残缺，主要讲述文章，对于诗词等其他体裁都不涉及。这样的著作之所以有诺大名气，还是历史意义大于其作品本身。

而黄人的这部《文学史》写得文化气十足，并且极富创造性。一共三十册，一百十七余万字，内容极为丰富，并且所说多为前人没有说过的言论，甚至一些观点在当今也没有人再提出。

这本书在形制上最大的特色是用骈文写成，读来洋洋洒洒，气势雄浑，大有指点江山的气概。

比如其在第一编《总论》中点评中国历来的文学评论缺陷时，指出：

不知奇偶华质，因于自然，本原未尝或异；甲乙丙丁，不过符号，界线终未分明。而乃画地为牢，操戈入室，执近果而昧远因，拘一隅而失全局，皆因乎无正当之文学史以破其锢见也。

而论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时，他更是提出了一个犀利的见解：

盖我国国史，守四千年闭关锁港之见，每有己而无人；承廿四朝朝秦暮楚之风，多美此而剧彼，初无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

这种言论在当时可谓是振聋发聩，也是强烈倡导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先声。

“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也成为了黄人《中国文学史》最为重要的基调。

全书架构上，与当下文学史很不一样。

时下所流行的文学史，游国恩、章培恒、钱理群等等著名学者多是按照年代来架构的，但是黄人所著的文学史架构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

整本书被分成了四个部分，以年代为标准，充实以作品，这部分内容在篇幅上虽然是全书的主体，但主要是作为“分论”来记录的。在之前的三个部分，主要是阐明文学史的功用、文学的功用和分期、各类文体的讲述等等，其内涵要比“分论”深刻。

这也象征着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始从传统的品评式转向了辨析源流、种类、正变、沿革的历史研究。

在内容上，这部文学史主要的贡献在于打破了文学研究的锢障，真正形成了一部包罗万象的文学史。

首先破开的是文体之间的锢障，将小说、神话、戏曲等等非主流文体全都纳入文学史重点部分。这与当时社会环境里，以通俗文学启发民众的观念有极大关系。

黄人对神话的解释往往有很独到见解，他认为一切神话其实都是可以考据的，只不过没有那么神奇，文学把它夸大描述，以壮文采。

比如对“女娲补天”的解释为：

初民凡指手以上者皆为天，特未有屋宇，构巢不蔽雨。一遇雨，即哗怪谓天漏矣。娲氏发明石灰之法，用以涂饰，遂无沾濡之患。遂群神为补天。

其次破开的是“文学”与其他种类文化之间的锢障，将文字、音韵等文化皆纳入文学史范畴。

黄人一向主张“破成格而广取”，以多学科的视角来考察文学的发展。这种思想很有见地。

比如文字与文学的关系，文字载体往往决定了文学作品篇幅的长短；音韵与文学的关系可以用“声情并茂”来证明。这些文化其实都和文学有关，不懂文字、音韵等常识，又怎么能研究得好文学呢？

最后破开的是中西文化之间的锢障，黄人整部文学史有相当浓厚的“中西结合”色彩。

特殊的历史环境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去融入世界，这就需要将中国固有的文化来与世界进行交融。黄人在文学史当中，不仅用其独到的观点来解释中国文学，同样在寻找中西方文化的共通点。

就像西方的机器到中国来一样可以运转，黄人认为真正的文学史并不能囿于中西的隔阂。一种理论的提出，不仅能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样在西方文学上也可以得到证实。反之亦然。

所以黄人用“天演论”的思想来看待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其在《文学史·文学华离期》中如此论述：

文治之进化，非直线形，而为不规则之螺旋形。盖一线之进行，遇有阻力，或退而下移，或折而旁出。或乃仍循原轨。故历史之所演，有似前往者，有似后却者，又中止者，又循环者，及细审之，其范围必扩大一层，其为进化一也。以吾国文界言之，其理尤明确。

通过所引用的原文也可以看到，黄人所著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其实需要一定的语言基础和文化积累才能看得懂，这也是为什么当下很多人几乎不知道这部文学史的原因之一。

而这部作品不为人所熟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时间没有出版发行，之前存世的成品书也只有1911年前后的铅印本。这版书籍现在能知道的也就是苏州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各藏一部而已。

在2015年的时候，经苏州大学杨旭辉教授点校和梳理的黄人著《中国文学史》出版，但册数印刷有限，目前可见的售卖品也极少。

虽然流传不广，知者甚少，但也不能掩盖先贤的鸿篇巨制，更不能遗忘前辈的丰功伟绩。这部文学史的出现，青史之上当有名号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