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面上流行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就有好多种，尤为著名的是游国恩、袁行霈、章培恒各自领衔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其实，“文学史”概念是舶来品，在中国最早出现于1903年，中国古代没有“文学史”。最早的一本中国文学史还是日本人古城贞吉编写的。

但是新的文学史教材仍在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系列下的《中国文学史》就在紧张编纂中。

我们为什么需要不断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学史有标准吗？

01

文学史著作没有规定写法

中国古代没有文学史吗？莫砺锋教授是这么回答的。

当我们说“文学史”这个词的时候，大概有以下两种意义：一是指文学的发展过程，比如我们说“李白对唐以后的文学史影响如何”。二是指人们关于文学发展过程的研究、论述，比如我们说“近百年的文学史著作如何”。所谓“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当然应指后者，它确实是舶来品。

文学史的写法当然没有一定之规，但它的核心内容还是约定俗成的。1992年，美国学者大卫·帕金斯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文学史是可能的吗？”他认为一本好的文学史必须处理好文本与文本产生背景之间的关系，这确实是文学史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

中国古人没有完整的文学史观念，但肯定有关于某些文学史问题的思考，比如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诗歌的本质是什么，作品的意义在哪里，我就写过一篇《论杜甫的文学史观》。只是古人不太擅长建立理论体系，没有发明“文学史”这个术语。

中国古人两千年来不去建构理论，并不是他们笨。古人擅长用三言两语点评式、感悟式的方式来表达，但它也能说清问题。文学、诗歌最精妙的地方，不是用逻辑思维能说清楚的。写王维山水诗的论文我不知看了多少，但苏东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点评说得最好，你怎么说也超不过他。读一首诗歌的最好体会就是感动，不是要获得什么体系性、理论性的结论。所以文学史著作没有定于一尊的标准写法，完全可以因人而异。

02

三次重写文学史

20世纪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重写文学史”：

1.民国初期“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古典文学史盖棺定论式的重写

2.1949年国家意识形态下又一次大规模重写

3.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等学者在上海提出“重写文学史”口号。

1988年7月《上海文论》第4期上陈思和、王小明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在这一专栏下发表了一批具有强烈的“重写”色彩的论文。“重写文学史”这一口号的提出构成了“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高潮。

毛时安口述说：“开始这个栏目不叫‘重写文学史’，是叫‘重估文学’、‘重估文学史’，受到尼采的价值重估影响嘛。后来觉得‘重估’不太好，因为‘重估’总觉得太拗口了，不够大众化、不够明确，后来又想到‘重读经典’、‘重读名著’等，但是又觉得不够激情……最后想，一定要有种翻个儿的感觉，所以‘重’字是必需的，‘重’等于要倒个儿，重什么呢？从我们开始重新写，这个比较明确了，好，就定下‘重写文学史’了。”

不可忽略的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路上，还有一部重要著作的影响——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文学史专著，不仅是 50 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且更是被后人视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而其所提出的“鲁郭茅巴老曹”的作家排名亦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从未被动摇过。夏志清在避开了大陆文学史的主流话语，从文学性的角度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品进行评价。也因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的“出土”而带来了对经典作家秩序的挑战及作家热潮。

同时，《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的序言中谈到：“以往文学史的撰写往往忽略了对世界文化与文学背景的描述，因而缺乏一个先进文化与文学的参照系，这样我们就很难在文学史的平面化的叙写中看清楚我们文学史所处的真实位置。”要理解世界眼中的中国文化，可以看《剑桥中国文学史》，国外汉学家的角度总是和国内学者不同的。

陈平原教授说，““文学史”永远都在重写，只是变化的尺度有大小，且被接受的程度不同而已。我在北大讲过多轮“中国文学研究百年”选修课，深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知识生产，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史书写，因此，对我们30年前的学术主张不会有太高的期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本身，目前既被广泛接受，也受到了很多深刻的质疑。面对这些褒贬，我都没有回应，因那只是一个历史足迹，我更珍惜的是那些论述背后的情怀。”

文学史有必要重写吗？

重写文学史有一个标准吗？

这些都是留给后来学者探索的问题。毕竟，作为读者，我们希望能有一部文学史，对中国文学进行溯源梳理，不偏颇任何一部作品，不过分拔高任何一位作家的地位，客观的、真实的，将中国文学展现给世界。

参考资料：

“重写”对古代文学史意义更大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