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中国医学史研究系列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主持人为复旦大学高晞教授。2022年4月23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奥林热（Frédéric Obringer）教授应邀开讲。

奥林热曾任法国中国研究协会（AFEC）主席、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中国中心（CECMC）主任、中日韩中心（CCJ）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医史、药材史、中欧医学史比较等，正在撰写关于传统中国香料的研究专著。著作有：《中古中国的药和毒》（L'Aconit et l'orpiment : Drogues et poisons en Chin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 Fayard, 1997），《风水：居住之艺》（Fengshui : l’ art d’ habiter la terre, Philippe Picquier, 2001），与戴思博（Catherine Despreux）合著有《中古中国的疾病》（La maladie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l’ Harmattan, 2000）等 。并在权威刊物上发表多篇重要学术论文。

本期讲座的主题是介绍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的中国医学研究。1814年，雷慕沙担任巴黎皇家学院（Collège Royal）（即后来的法兰西公学院 [Collège de France]）“汉满鞑靼语言文学”（Chinese and Manchu Tartars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的首位讲席教授。中国学者一般只知道他是《玉娇梨》的译者，却不知他毕业于医学专业。1813年，雷慕沙获巴黎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以波兰籍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翻译的“中医舌诊”为研究对象，这是西方世界第一篇采纳医学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学的论文。奥林热教授详细地介绍了雷慕沙如何参与中国医学研究，内容包括雷慕沙习医经历、1813年巴黎的医学知识氛围；在其汉学视野下，雷慕沙对中国医学的看法；雷慕沙与1825年法国的第一次针灸热的兴起等。本场讲座与谈人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留法博士戎恒颖。

引言

雷慕沙一生都与医学相关，不论是他的家庭、学习、实践，还是各种相关的兴趣和各类写作。雷慕沙出生于医学世家，他的父亲让-亨利·雷穆萨（Jean-Henri Rémusat，1730-1805）是法国国王的六位特邀外科医生之一，这样的家庭为他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和社会网络，并自然而然地将他引向医学。用雷慕沙的遗嘱执行人兰德雷斯（Landresse）的话说，“雷穆萨这个名字在普罗旺斯的这个地区是很有名的；这个家族的几个成员与黎凡特有贸易往来，其中一个人在君士坦丁堡很有地位，曾在米歇尔·傅尔蒙（Michel Fourmont）去希腊的时候，为他提供一些帮助”。后者是著名的东方学家、撰写了皇家图书馆中第一份东方学文稿目录的艾蒂安·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1683－1745）的弟弟。

雷慕沙从年轻时就表现出了一种好奇、热情和倾向于自然观察的精神。他开发并创建了一个植物标本的分类系统排列体系，因与伟大的收藏家泰桑（Charles-Philippe Campion , abbot of Tersan ）相识，使雷慕沙有机会与泰桑所持有的著名的中国标本相遇。但是，我并不想在此强调雷慕沙的经历是一个有关“机缘”的好例子，虽然，这段经历开启并催化了他作为汉学家的职业生涯。在本次讲座中，我想解释的是对科学的爱好和寻求了解中国的热情，是雷穆沙知识生涯的两个引擎。

法国汉学家雷慕沙

作为医学生和医生的雷慕沙

1805年，雷慕沙的父亲去世，促使他选择医学作为自己的职业，即便他对学医并没有什么热情。正如兰德雷斯所指出：“他牺牲了自己的职业和所有的爱好，去追随他刚刚失去的那个人的愿望。”从那时起，雷慕沙就开始了与中国有关的研究，从1811年到1814年间，他发表了萨西（Silvestre de Sacy）所说的《中国人的外语学习节略》（Mémoire sur l’étude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chez les Chinois），《蒙古的天体图》（Uranographie mongole），《论汉语单音节的一般性质》（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monosyllab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以及一个与《中文词典》（Dictionnaire chinois）有关的项目。在1813年1月27日，雷慕沙写信给朋友弗朗索瓦-菲洛克勒斯·让德（François-Philoclès Jeandet，1788-1860），说道：“我还要通过医学考试，这是我所有事务中最讨厌的一项。”不过，尽管有心理上的厌恶，雷慕沙还是于1813年8月25日在巴黎医学院（Faculty of Medicine of Paris）进行了他的论文答辩，该论文讨论舌诊的技术，题为《论中国人的舌苔诊病》（Dissertatio de glossosemeiotice sive de signis morborum quae e lingua sumuntur, praesertim apud Sinenses）。在谈这部成功地将中国和医学结合起来的作品之前，我们有必要对1813年巴黎的医学及其教学情况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1813年的巴黎医学

19世纪初，巴黎学派在整个欧洲医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外国医生和医学生纷纷涌入法国首都。此时，相对于以往在图书馆和病人床边进行的学习相比，大医院医学（hospital medicine）变得日益重要。事实上，正是在这个时候，在百科全书学者贝尔（Pierre Bayle，1799-1858）和听诊器的发明者、法兰西学院医学教授、内科主任、著名医生雷奈克（René Laennec，1781-1826）的推动下，巴黎的解剖-临床学派得到了发展：通过考察身体的局部病变来理解疾病的本质。同时，在解剖学家和军医迪皮特朗（Baron G.Dupuytren，1777-1835）和解剖学家和病理学家克鲁维耶（Jean Cruveilhier，1791-1874）的推动下，病理解剖学也在解剖实践中蓬勃发展。拿破仑的医生科维萨特（Jean-Nicolas Corvisart，1755-1821）则根据可观察到的生命表征，发展出一套对住院病人进行系统观察的方法。

巴黎医学院是巴黎学派统治地位的象征。学院的建筑位于科德利埃街（Rue des Cordeliers）的两侧，其中包括圆形解剖剧场、图书馆、博物馆、解剖馆和植物园等。临床教学分为三个讲席，内科临床讲席：科维萨特、勒鲁（P.Leroux,1797-1871），外科临床讲席：佩勒坦（P. Jean Pelletan, 1747-1829）、博耶（A. Boyer, 1757-1833）和高级临床讲席：杜伯瓦（A.Dubois, 1756-1837）、佩蒂特-拉德尔(Petit-Radel, 1749-1815）。学院还承担着政府顾问和科学研究中心的双重角色。自1810年起，学院院长由让-雅克·勒鲁·德·蒂莱（Jean-Jacques Leroux des Tillets,1749-1832）担任，1832年他死于霍乱——与雷慕沙相同。蒂莱与博耶和科维萨特共同编辑了《医学、外科和药学》（Journal de Médecine, Chirurgie et Pharmacie）杂志。1813年，该学院共有2334名医学生注册了四年制的学习。此时，正值“医院医学”概念刚诞生的紧张时刻。

雷慕沙的论文评审团由该学院的教授们担任，根据迪多特出版社（Didot）所出版的雷慕沙论文第二页上所公布的名单，他的评审委员人员结构如下：

安德烈·玛丽·拉勒芒（André Marie Lallement ，1750-1830），萨伯特医院（Salpêtrière）医院主任外科医生：答辩委员会委员；

阿方斯·勒罗伊（Alphonse Leroy，1742-1816），外科医生、产科医生：答辩委员会委员；

菲利普·简·佩勒坦（Philippe Jean Pelletan，1747-1829），主宫医院（Hôtel-Dieu）主任外科医生：答辩委员会委员；

皮耶尔·弗朗索瓦·波西（Pierre François Percy，1754-1825）， Grande Armée医院主任外科医生：答辩委员会主席；

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1745-1826），因在治疗精神疾病中引入“道德疗法”而著名，也是著名的临床医生，法国大革命、帝国、复辟时期萨伯特医院主任内科医师：答辩委员会委员；

纪尧姆·迪皮特朗（Guillaume Dupuytren，1777-1835），主宫医院佩勒坦的助理外科医生，随后成为主任外科医生（1815）：答辩委员会委员。

1813年雷慕沙博士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雷慕沙的医学论文

实际上，正如雷慕沙向他的朋友让德提及的那样，答辩当天的评委并不完全是名单上公布的那些教授：

“上午8点，我收到了关于我论文的消息。我在晚上修改了证明；（……）支付了220 法郎的考试和毕业证书费用后，星期三终于举行了接待仪式。我请来了皮内尔、弗朗索瓦·肖西埃（François Chaussier，1746-1828）、拉勒芒和勒罗伊，而不是打印纸上标注的考官。佩勒坦缺席，迪皮特朗只是有时在场。”

雷慕沙在信中提到，他讲了一个小时的拉丁语，并按照拉波特·杜·泰伊（Laporte du Theil）的要求，解释了一些精炼短句之后，雷慕沙有些得意地写道：

“最后，除了勒罗伊，他在论证中也违反了语言和常识，让所有听到他的听众感到反感外，一切都很好。我有大量的听众，至少有150人，尽管如此，从我昨天看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其他论文很少有人关注。”

雷慕沙的论文是用拉丁文写的，包括四页的导言、十二页的正文和一页从《希波克拉底文集》中转引的希腊语引文。该论文主要比较自希波克拉底以来欧洲和中国舌诊方法的异同。虽然雷慕沙没有明确说明，在中国部分，他似乎以1682年出版的《中国医法举例》第六部分《通过舌头的颜色和外部状况诊断疾病》（De indiciis morborum ex linguae coloribus & affectionibus cum figuris aeneis & ligneis, sixth part of the 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 sive, Opuscula medica ad mentem sinensium）为基础，该书由德国医生克莱耶（Andreas Cleyer，1634-1697）主编，其中收集的这篇有关舌诊的文章可能是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Pierre Boym，1612-1659）撰写，卜弥格1612年出生在利沃夫（Lwow），1659年去世于越南和广西交界处。

在中国医学中，这种诊断技术被称为“舌鉴”“察舌” 或“舌诊”，在宋朝（960-1279）和元朝（1279-1368）时期得到真正的发展。第一部以舌象（颜色、舌苔、形状）为中心的综合著作出现在1341年，书名为《敖氏伤寒金镜录》一卷。至元代医生杜本（1276-1350）对此进行了增补，书中描述了36种舌象。清代初期，张登在他的《伤寒舌鉴》中认为，基于观察舌象的诊断优于基于脉搏的诊断，这表明这种技术在中国医生中的重要性。

《敖氏伤寒金镜录》

雷慕沙在其导言（Proœmium excusatorium，第v-viii页）中强调，尽管中国医生的写作风格一直非常深奥，中国的许多自然科学著作仍然值得欧洲人认真研究，医学亦是如此。在指责克莱耶窃取卜弥格的著作之后，雷慕沙解释说，由于篇幅限制，他在文中更加关注对舌的探讨。随后，他表明该论文有十二个段落，一个结论，以及引用了《希波克拉底文集》的内容。

在第一段中，雷慕沙提醒大家注意舌头的状况及其与内脏疾病之间的联系。希波克拉底以体液理论为基础，将舌头和尿液联系在一起。其他医生，如鲍尔德（Bordeu）和皮内尔（Pinel）也对此产生了兴趣。雷慕沙说，中国医生也写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其中最常见的论述则与希波克拉底的一致。论文第二段对舌头进行了解剖学描述（Galien，Morgagni）；第三、四、五段涉及舌头的四个方面（体积、颜色、黏性、运动）。第六段报告了中国人对纯红色舌苔的探讨，而这段论述是对克莱耶《通过舌头的颜色和外部状况诊断疾病》第八页的转述。

论文第七段描述了带有黄色舌尖的白色舌头，而第八段则侧重于淡黄色舌头。第九和第十段涉及黑舌，这是中国医生和希波克拉底都认为非常致命的舌象。第十一段着重于干燥、粗糙（scabrida）、皱缩舌头，希波克拉底将之称之为phrenetica；其中还涉及口腔溃疡的问题。第十二段和最后一段简略地提及了舌头的运动（颤动等）问题。在结论中，雷慕沙认为他已经展示了欧洲和中国的舌象观察之间巨大的汇合性。最后，他指出，不要依赖杜赫德（Du Halde）、杜德美（Jartoux）、奥斯贝克（Osbeck）、布乔兹（Buchoz）等人的二手作品，而要依赖中文文本本身，但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

1813年雷慕沙博士论文封面

作为医生的雷慕沙

1838年，在《对话与演讲词典》（Dictionnaire de la conversation et de la lecture ）一文记录了雷慕沙短暂的从医经历：

为了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雷慕沙经常去医院，并且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成为了医生。由于一只眼睛不好，又是寡妇的独生子，雷慕沙在1808年得以逃脱严格的征兵制度。但是，由于1813年前线遭到了全面入侵，这令人难忘而无可避免的逆转使得军队必须召回过去六年中豁免的应征者，雷慕沙亦在其中。就在这时，他获得了博学的东方学家德·萨西（Silvestre de Sacy）的赏识，随后则获得了战争部长克拉克（Clarke）的保护。他首先被任命为巴黎军事医院新分部的助理外科医师，一段时间后又被任命为蒙泰古医院（Montagu hospital ）主任内科医师的副手。雷慕沙为法国和人类做出了光荣的贡献，这在《时人传》（Biographie des Vivants）和同时代的作品中都有记载。我们是否可以相信，在所谓的《拉比传》（Portable Biography of Rabbe）中，他并没因为担心波旁王朝的政府会针对一个曾经照看过拿破仑士兵的人，而羞于否认事实和否定赞誉。事实上，雷慕沙的著作生涯正是从复辟时期开始的，那时起，他不再从事一个需要勇气而不是天赋的职业。1814年11月，法兰西公学院设立了两个新的东方语言教席，根据萨西先生的提议，中国语言和文学教席由雷慕沙担任，同时，他还负责为皇家图书馆的所有中国书籍编制目录。

因此，雷慕沙曾在离法兰西公学院几步之遥的蒙泰古医院工作过。该医院位于Sept-Voies街26号（今天的Valette街）。《时人传》曾记载他的医生头衔并不是徒有虚名的。他很可能被安排在大革命和帝国时期军队的首席外科医生波西，即雷慕沙的论文评审委员会主席的手下工作。在1814年3月30日盟军占领巴黎与对抗拿破仑期间，波西曾以超越其政治经历的“人道主义”奉献精神而闻名：

1814年盟军进入巴黎后……，他敢于为俄国人、普鲁士人等伤员服务，当时约有一万两千人伤员，没有收容所，没有床单，没有面包，也没有外科医生。36小时内，他（波西）把伤员集中到一个屠宰场。他的这一举措获得众人的青睐和赞誉。亚历山大皇帝向他表示感谢，并向他颁发了二级圣安妮钻石十字勋章。

事实上，雷慕沙在军医院行医的确切时间几乎没有记载，就像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个时候治疗的是帝国的士兵还是受伤的俄国人一样。在这个一切都发展得如此之快的动荡年代，个人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和军事条件。

另一方面，传记作者基于《世界传记》（Biographie Universelle）及其他同时代的记载对雷慕沙的政治机会主义的尖锐评论——被复辟王朝任命为法兰西公学院的成员——也许是基于《世界传记》（Biographie Universelle）及其他同时代的记载：

“二十五岁时，他获得了巴黎学院的博士学位；但由于对这个头衔已经满足，他很快就停止了行医。《米肖传》和《阿尔诺传》（Biographies Michaud and Arnault）称赞他照看了被带到巴黎屠宰场的受伤士兵，这是错误的。”

综上而言，雷慕沙只在很短的时间内，并且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行医——在巴黎的军事医院分支机构担任助理外科医生，或在1813-1814年担任蒙泰古医院主任医师的助理。由于家庭变故的关系，他不得不从事医学研究。他与医学的关系，无论是与最先进的巴黎医院，还是与中国文献中提到的医学，很快就变成了纯粹的，带有巨大好奇心的纯粹理论研究。

作为汉学家的雷慕沙及其对中医的看法

1813年8月31日，在雷慕沙答辩的六天后，巴黎医学院的另一位医学生弗朗索瓦-艾宾·莱帕赫（François-Albin Lepage）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医学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Medicine）的医学论文。这篇103页的作品同年由迪多特出版社在巴黎出版。该文相当巧妙地综合了传教士的著作、乾隆年间在华法国传教士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和对中国问题和文化极感兴趣的法国路易十五财政总督、政治家贝尔坦（Henri Bertin, 1720-1792）之间的交流信件，以及东印度公司工程师、法兰西学院早期成员柯西尼（Joseph-François Charpentier de Cossigny，1736-1808）或英国外交官、马戛尔尼使团团长马戛尔尼（G.Macartney，1737-1806）诸人对中国的医学和药物观察等信息。同年，雷慕沙发表了对莱帕赫作品的评论，正如他在1813年9月写给他的朋友让德的信中所说，他曾亲自见过这个人：

“《中国医学的历史研究》的作者莱帕赫先生来拜访我。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不过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我先善意地安抚了他，再以我的博学碾压了他。他同时向我表示了对自己错误的忏悔[原文如此]，并告诉我，如果他知道有我这样的人存在，他就不会写这样的主题（如你所见，很好地转向了恭维之词）。我原谅了他的鲁莽行为：我目睹了他的行为，从那时起我就对他做出了判断。”

在对莱帕赫论文的评论中，雷慕沙并未按照信中所言，而是一开始就辛辣地指出，莱帕赫选择了研究中医的最快途径：不学习语言而依赖二手资料。不过，评论的其余部分总体上是相当赞许的。下面这段引文是雷慕沙最常提及的主题之一，由于译者的平庸，而将中文概念中极其晦涩和荒谬的特征放大了，雷慕沙认为，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需要对中文中与技术性相关的内容更精确的了解：

“在审慎思考的鼓舞下，加上他对此主题的作品（不是最好的，但也是最不坏的）进行了极其准确的分析，莱帕赫先生让人们知道了医学体系所依赖的生理学基础。从这句话中，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医生如果按照他们的原则行事，那么他们就是非常糟糕的医生；如果从这些原则出发，那他们会是非常糟糕的推理者，从未成功地治愈过病人。事实上，在观察的科学中，经验和理论并没有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一者的进步并不总是与另一者的完善成正比。中国医生不会是唯一支持从荒谬的推理解释所得出的合理做法的人。但是，假设中国的生理学非常晦涩难懂，我相信人们可以怀疑它是不是卜弥格，以及据此而写作的莱帕赫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在中国，就像在欧洲一样，科学有特定的技术语言、表达方式和技巧，即使对一般语言有广泛的了解的人也不能完全理解。卜弥格，一个对治疗艺术陌生的人，在翻译医学书籍时，遵循了文字的字面意思，而不顾医生对这些文字的限制；也就是说，他经常埋头翻译，我想问，我们的哪一部理论著作不会因为经过这样一个翻译家的手而有毁坏的风险。”

对于那些研究过中国法医学（或法医知识）历史的人来说，还应该注意到，莱帕赫和雷慕沙都提到了《洗冤录》的存在：

“最后，在Memoirs on the Chinese（T.V）中分析的题为《洗冤录》的法医学论文，为莱帕赫先生提供了简要的方式，证明医学知识在寻找犯罪和解决法学问题上的这种重要应用，在中国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不完善。”

国王图书馆（The King’s Library）

雷慕沙不断宣称需要使用中国的原文而不是译本，但他能接触到哪些中国医学书籍呢？在他有关国王图书馆的《备忘录》中，雷慕沙纠正了法国汉学家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1683-1754）于1742年出版的《目录》中的某些条目。其中，第CCCXVIII条目是《外科枢要》，这是薛己1571年与皮肤病相关的著作。雷慕沙正确地指出，“Waike”是“external medicine”或“surgery”的意思。后面的条目（CCCXIX？）则是《万病》，雷慕沙将其补全为《万病回春》（这是龚庭贤于1587年出版的医学总论性质的书）；他借此指出，“在这些作品中，治疗方法的说明紧跟在症状描述之后，而中国医学还很不发达，我们无法将治疗与疾病分类学分开”。 CCCXXI则是雷慕沙搞错的条目，他认为《伤寒掌图》“既不是有关伤口的问题，也不是有关暴虐（tyranny）的问题，该书作者所看到和描述的，只是指胸膜肺炎（peripneumonia）、胸腔炎（chest fluxion）”。术语“胸膜肺炎”来自希波克拉底，该词在雷慕沙时代仍经常使用，指代的是“肺主质的发炎（inflammation of the pulmonary parenchyma）”。疾病分类学范畴下的“伤寒”实际上要广泛和复杂得多，它指的是一系列经常发热的病症，其根源则是伤害性的寒气侵袭。雷慕沙的判断只能建立在对文本的粗略解读上，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的医学知识变得不合时宜且使用得过于草率。

国王图书馆与中医相关的书籍包括：

一、外科和本草学

261. W. ten Rhyne， dissertatio de arthritide ; mantissa schematica : de acupunctura, et orationes tres de chymia, de physiognomia, de monstris. Londini, Chiswell, 1682

瑞尼《论关节炎；图解：针术，以及关于糜烂、外形、畸形的三篇演讲稿》

268. Sarlandière. Mémoires sur l’électropuncture considérée comme moyen nouveau de traiter la goutte, les rhumatismes et les affections nerveuses, et sur l’emploi du moxa japonais en France, suivis d’un Traité de l’acupuncture et du moxa, principaux moyens curatifs chez les peuples de la Chine, de la Corée et du Japon, par le chev. Paris, l’auteur, 1825.

萨兰尔《电针术，治疗痛风、风湿病及神经疾患的新颖有效方法，以及日本灸术在法国的情况；附中国、朝鲜及日本的主要医疗方法：针术与灸术》

– Traité de l’acupuncture ou zin-king des Chinois et des Japonais, par James Morss Churchill, trad. de l’angl. par R. Charbonnier. Paris, Crevot, 1825.

《论中国和日本的针术》

– Note sur les phénomènes électro-magnétiques qui se manifestent dans l’acupuncture, par M. Pouillet.

《关于针灸电磁现象的说明》

269. Secrets de la médecine des Chinois, consistant en la parfaite connoissance du pouls, envoyés de la Chine par un François. Grenoble, Charvys, 1671

《中医秘典（脉学）》，法国：格勒诺勃，1671年

270. Quaestio medica, an infirmis a morbo viribus reparandis Gin Seng ? proponebat Lucas-Aug. Folliot de Saint-Vast. Paris, 1736.

《医学问题，由疾病导致的虚弱能否由人参治愈》

– Dissertatio de glossosemeiotice, sive de signis morborum quae e lingua sumuntur, praesertim apud Sinenses, auctore Abel-Rémusat. Paris, 1813

雷慕沙《论中国人的舌苔诊病》

271. 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 sive Opuscula medica ad mentem Sinensium, cum figuris aeneis et ligneis, edidit And. Cleyer. Francof. Zubrodt, 1682. 30 figures anatomiques très curieuses ; avec la transcription des mots chinois en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a main de M. A.-Rémusat.

克莱耶《中国医法举例》，德国法兰克福，1682年。30幅非常奇特的解剖图；附有雷慕沙先生亲手抄写的中文。

二、植物学

296. Flora sinensis, fructus floresque humillime porrigens ser. et pot. principi ac dom. Leopoldo Ignatio Hung. regi… emissa in publicum a P. Mich. Boym, Soc. J. Viennae-Austriae, Rictius, 1656

卜弥格《中国植物志》，维也纳，1656年

297. Flora cochinchinensis ; Joa de Loureiro, 1790

《交趾中国的植物》

298. Idem, mais trad. en allemand, 1793

同上，德语

299. Mémoire sur le ginseng et le Canada, Lafitau, 1718.

《有关人参和加拿大的简介》

三、中文书目

1601. Pen thsao kang mou. Traité général d’Histoire naturelle, par Li-chi-tchin. Édit. de 1637

李时珍《本草纲目》，1637年版；

1602. Le même ouvrage, édition de 1765. 13 cahiers. Ces treize cahiers ne forment que le quart de l’ouvrage environ.

同一著作，1765年版。13册，这13册只占全书的四分之一。

1603. Chinese treatise of the vaccine, originally printed at Canton in 1805, now lithographied in London, in 1828 (en chinois)

关于疫苗的中国论文，最初于1805年在广州印刷，现于1828年在伦敦石印（中文）。

1604. Kwa ye Traité de botanique en japonais, avec fig., 5 cahiers in-4, cartonnés à la japonaise, dans un portefeuille.

日文写成的植物学著作

在这批作品中，我们注意到有《本草纲目》全本，雷慕沙可能用它来研究那个未完成的有关中国自然物的项目。其中还有克莱耶的著作，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他在撰写医学论文时大量借鉴了该书。

针灸

正如让-雅克·安培（Jean-Jacques Ampère ，1800-1864）在其《关于中国和雷慕沙先生的作品》（“De la Chine et des travaux de M. Abel Rémusat”）中所指出的那样，雷慕沙对中国医学只有一般的兴趣。但是，在巴黎一闪而过的针灸热却吸引了他的注意：

“虽然他是一名医生，但雷慕沙先生在阐释中医方面没有什么作为；毫无疑问，后者把那些怪异的迷信做法和她的药方混在一起，让雷慕沙远离她。中国医生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脉象的数千种变化，并且仅凭这一点就能识别器官的状态。这门被吹嘘得很厉害的脉象学，这种微妙的，但极有可能是荒诞不经的诊断方法，虽然诱惑了鲍尔德，但却使雷慕沙非常怀疑。因此，雷慕沙在介绍中医的生理学基础时诙谐地说，如果中国人按照他们的原则行事，从这些原则出发，设法治愈他们的病人，那么他们要么是坏医生，要么是非常糟糕的推理者。针灸的流行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对这个在中国和日本使用的、也许在我们中间很快就被抛弃的疗法作一些详细介绍。”

事实上，1815年至1825年左右，在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使用针头刺穿身体表面某些穴位的技术确实有过几年的辉煌的时期。1683年瑞尼（Rhyne）在他的《论关节炎》（Dissertatio de arthritide）中，或刚伯法（KAEMPFER, Engelbert，1651-1716）在他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1729年出版的法译本）中，依据他们在日本的观察，对针灸进行了描述。但直到19世纪初，才有几个大胆的人带着好奇心尝试当时欧洲文献中所记载的针灸疗法。当时的法国医生路易斯·柏辽兹（Louis Berlioz ，1776-1848），即著名作曲家埃克托·柏辽兹（Hector Berlioz ）的父亲——在1816年发表了他关于慢性病、放血和针灸的试验记录。在治疗一位患有“神经热（nervous fever）”，且反抗一切治疗方法的年轻女性时，柏辽兹回忆起他读过的文本：“我想到了针刺。我提出了这个方法并试验了它。病人用涂有西班牙蜡的缝衣针对准眼睛，她自己先垂直插入，再平行于腹壁以避免疼痛。从第一次穿刺开始，症状就像变魔术一样停止了，而且病人完全平静了。”

其他作者，从著名的外科医生朱尔斯·克洛凯（Jules Cloquet，1790-1883）到马戎第（Magendie，1783-1855）的解剖学朋友让-巴蒂斯·萨兰尔（Jean-Baptiste Sarlandière，1787-1838）提出的电针，甚至皮埃尔·佩勒坦（Pierre Pelletan，1782-1845）也把针的作用归结为“电能”。这些人在一段时间内都迷上了他们所说的针灸。针灸甚至成为轻歌舞剧中的一个时尚话题，这从法国戏剧家和作曲家欧仁·斯克里布（Eugène Scribe, 1791-1861）的《骗术》（Charlatanism）节选中可以看出：

德尔玛（Delmar）

这会鼓舞其他人！然后，我想，巴黎医学院有空位。

Circle

你为什么不去排队？

雷米（Remy）

我！什么选题？

德尔玛

选题！对学院来说！这是很奢侈的。你有没有采用任何创新，任何系统？ 你为什么不用针灸？

Circle

哦是的！针灸系统？

芳淑（Fanchon）的轻歌舞剧中：

为了治病，你被刺了，

经济的系统，

谁，从那一刻起，

在我们的家庭

散播了

欢乐；

因为我们的商店里有

更多的好针头

多么好的医生。

雷慕沙仔细地关注着这一潮流，1825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一问题的批评文章，而这一年正是《骗术》的首次演出：

“一个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主要医疗手段之一的治疗术在欧洲的这几年中重新被使用，特别是近几个月在法国受到推崇。正如一切看似新奇的事物所发生的那样，这个潮流有其爱好者和反对者：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具有神奇效果的灵丹妙药，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可能产生最严重后果的手术。双方都引用了一些事实，但是他们的观察时间却不够迅速，基数也不够大。因而，他们援引了亚洲人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在科学方面通常是受人鄙夷的。除了学术备忘录和期刊文章之外，他们还印制了一些小册子，对这一治疗术和生理学问题进行说明。我们在本文开头抄录的那些书名将是本文的简短分析和思考的对象。它们出版的时候，针灸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但热情已经消退，也许几个月后就会完全被冷漠。我们即将探讨的作品至少会有一些巧妙的观点，或者是精心设计的实验，而这两者都有裨益于医学从业者。”

雷慕沙对生理学的争论特别感兴趣，关于针灸作用方式的假设与神经系统有关，从而引起了争论：

“最重要的是，在与电流对神经系统的作用的有关问题上，出现了将活力论者（vitalists）和机械论者（physicists）作一区分的困难，这些困难也许是无法克服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还远远没有被克服。”

在评价解剖学家萨兰尔的工作和他的电针时，雷慕沙提到了它的“玄奥之德（occult virtue）”：

“因此，有必要采用一种希波克拉底没有提出过的解释方法，这就是假设电针改变了导致疼痛的神经的存在方式，扰乱了一种恶性的运作和感觉模式；病痛部位的神经被突然和反复的冲击所改变，疼痛被扭转。”

在这些与针灸起源地的内容无关的思考之后，雷慕沙回到了求助于中国或日本书籍的问题：

“当一些医生对引入针刺能够带来愉悦效果的期望仍然十分强烈时，其他许多人都希望能查阅中国和日本医生所纪录的特定观察的书籍，并希望能从这些书籍中获得真正具有益处的启发。人们确实应该想到，长期以来普遍使用针灸的人应该更有机会观察这种治疗手段的功效，并区分出在哪些情况下可以有效地使用它，哪些情况下是无效甚至危险的。萨兰尔先生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一主题的日文译本，以及他自己的观察的小册子。”

这本由萨兰尔所编的、日本针灸小册子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和外交官铁俊甫（Isaac Titsingh，1745-1812）翻译。雷慕沙在译者去世后拿到了这本小书。该书指出，针灸重要的是选择进针的地方（367个穴位），或者是进针的深度和方向。其中还揭示了用于针灸学习的铜像（人体模型）的存在。这些信息似乎让雷慕沙恢复了信心，即使他确信针灸没有科学依据：

“我们看到，在日本，针灸并不是没有规则、没有方法地进行，也不是一时兴起就会被实施者所抛弃。但是，所有这些谨慎又有什么意义呢？在这些医生对器官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极度无知的情况下，他们仅仅根据盲目的原则，或者更荒谬和幻想的生理学理论来规范自己！”

在晕厥的情况下必须刺颈的上部，在肾脏疼痛的情况下必须刺后腿部，甚至在干咳的情况下刺手臂的外侧，这些方式似乎并不足以让笃信自己曾学过的医学知识的雷慕沙改变他对中国医生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医生古板而缺乏严谨的方法：

“在考虑到所有这些身体部位都相距甚远的情况下，萨兰尔先生认为医生们试图通过诱导（derivation）来起作用；在我看来，把如此清晰的诱导（revulsion）现象的论述赋予他们，是对他们相当大的恭维。在这个场合，就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们似乎是根据无知和轻易相信的经验主义胡乱行事。”

结论

尽管在一个非常激励的科学环境中接受了扎实的医学训练，雷慕沙对医生这个职业却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这是因为他的学术热情完全在新兴的对中国文明的研究上。而且，巴黎的科学训练只能使他远离对中国医学文本的深入分析。19世纪初，欧洲的认识论并没有为同情地理解中国医生的解释和治疗体系留下空间。巴黎医院医学的创新活力，充满了概念的杂音和愤怒的冲突，只接受将旧概念吞噬并将其还原为实验下的技术指标。

另一方面，雷慕沙所熟悉的医学研究方法，却对他在汉学研究的分析方法产生了影响。他保持着对医学出版物的兴趣，定期发表评论。在对法国生理学家马戎第(François Magendie ,1783 – 1855 )于1825年出版的《生理学基本手册》（Précis elementaire de physiologie）的评论中，雷慕沙发表了可能是他的知识信条的言论：

“在生命现象中，有许多东西是马戎第先生没有解释的，而这正是真正与科学为友的人们永远要祝贺他的地方。在他的解释中，他几乎从不只是机械论者、化学家或活力论者：他从所有的观点中提取他认为有经验支持的东西；他严厉地拒绝所有没有这种支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最著名的人也不能阻止他在笔记中谴责那些看似巧妙的或最为人青睐的系统；他甚至经常不参与相关问题的任何讨论，而且每当真理在他看来能够得到证明时，他都认为让他的读者经历一大圈的错误再认识到这些真理是没必要的。这就是应该向学生们推荐这本《手册》的好处，他们在阅读中会获得那些批判的习惯和调查的精神，这在一门科学中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这门科学中，人们必须像在所有其他科学中一样，不受观察和经验的束缚而只相信自己。”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行医对雷慕沙没有什么诱惑力，如果“古老”的中国医学体系只能够引起他的怀疑，那么他对19世纪巴黎医学界最新研究的好奇心有助于他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他结合了医学临床观察和语言学的严谨性，形成了一种与他那个时代的医生所发展出来的医学方法一样严格的历史学方法。

与谈人戎恒颖提到，近年来随着中西学界的交流不断深入，国内学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如火如荼，从批判借鉴的角度出版了一批可喜的成果，有助于我们在交流中更好地深入理解我国的传统历史、文化、思想遗产。对于海外专业汉学的鼻祖——法国汉学，以及法国汉学的第一位讲席教授“法兰西公学院”的雷慕沙的研究也有所推进。李慧教授曾在其《欧洲第一位“专业汉学家”雷慕沙》 一文中对雷慕沙的生平进行详细梳理，并选取雷慕沙在亚洲语言、汉籍翻译和亚洲史地研究三个方面的著作，概括了雷慕沙在这些学科的成就。而法兰西公学院的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教授的《东方学家雷慕沙》 一文则概述了雷慕沙的学术关注点，回顾了雷慕沙在传教士汉学黄金时代结束后构建法国专业汉学的过程，指出雷慕沙开辟了新的汉学研究方法，并将真正的“东方”介绍给法国民众，在短暂的一生中，雷慕沙致力于将汉学系统化、科学化、去神秘化，为后世专业汉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相较而言，对于雷慕沙的早期中医研究，目前学界的关注还相对较少。2014年，法兰西公学院举办了“纪念雷慕沙创立汉学讲席200周年学术会议”，奥林热教授作为研究雷慕沙与中医的专家也作了精彩的报告。

奥林热教授为我们回顾了1814年雷慕沙在创立专业汉学讲席时期的历史环境，包括巴黎医学状况、雷慕沙医学世家背景，他的博士论文、从医经验、看到的中文书籍以及他对使用一手文献的强调。此次讲座也提到了雷慕沙与莱帕赫的论辩，这场论辩可以说在法国汉学史上，同时在海外对中医的接受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雷慕沙也反复强调要通过一手资料，而非二手的文本来评判中国医学。在对待当时法国针灸狂热的问题上，奥林热教授也提到，雷慕沙是带着一种科学的态度评判这个问题，他并没有盲目地赞同或反对，而是呼吁去阅读一些中国和日本的文本，看看那些有实践经验的医生是如何规范针灸操作的。如讲座中指出的，雷慕沙曾为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席教授马戎第于1825年出版的《生理学基本手册》写过书评，后者是非常著名的神经学定律贝尔-马戎第定律的发现者。在这个书评中，在赞扬马戎第的医学方法的同时，奥林热也暗示了他自己所信奉的方法。从这一点看，可以说雷慕沙的汉学与医学方法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他为法国汉学研究定下了基调：批判的态度，以及阅读一手文献的精神。正如高晞教授在评述戈登的《一个英国军医的中国观察实录》时写道：“敏锐的观察力是医生必备的基本素养，职业要求医生凡事做精准而细微的探察。这就决定了戈登对中国的观看方式与当 时的在华传教士、商人、旅行家，甚至与他有共同爱好的博物学家均有所不同。”雷慕沙所接受的执业医师的严格训练对他的汉学方法影响不容小视，值得我们结合十九世纪的医学史发展背景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基于讲座内容，高晞教授提问，为什么雷慕沙于1813年毕业，1814年就被选为法兰西公学院汉学讲席教授？奥林热教授解释道，1813-1814年是法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期。当时战争频繁，拿破仑帝国走向灭亡，王权复辟。而当时法国的知识界仍然具有亲近中国的传统，伏尔泰等人便经常利用有关中国的知识批判当时法国和欧洲的情况，汉学讲席的设置可能与这一传统相关。另一方面则是雷慕沙自身极为刻苦的学习。在雷慕沙的时代之前的两个世纪中，西方主要通过传教士获得有关中国的信息。但是到了19世纪初，传教士的这种转译工作实际上已经终止了。当时的雷慕沙及其他汉学家是从零开始重新学习中文和中国知识。在雷慕沙26到28岁的时候，他一方面撰写医学博士论文，一方面研究中文的语言学，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知名度。随后，奥林热教授还与听众探讨了当代中医在法国的情况。他提到，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针灸重新在法国流行，目前很多法国人都会去尝试针灸。不过，除针灸外，由于药物进口等限制，中医的其他的疗法则未能在法国或欧洲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