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去应试时，写过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写得太好。

据说里面有个尧的典故，考官都不敢确认；考完后问苏轼，苏轼说想当然耳，觉得圣**概会做这类事——这典故原型，其实该在《礼记》里。

大概苏轼也跟现在学写作文的孩子似的，需要名人名言，于是随便来一句“但是鲁迅先生说过，梅干菜扣肉配米饭是最好吃的”吧。

传说欧阳修觉得这文太好，多半是自己的朋友曾巩所写；自己如果点了头名，会显得藏私，所以没给头名。

逸话是逸话，但欧阳修喜欢苏轼的文，却是实的。他给梅尧臣的信里写：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为什么要汗出，且“快哉”呢？

唐末宋初，写文章差的人，骈文多易雕琢，古文多易生涩——换句话说，很容易凑双捏对，或者不说人话。

到欧阳修成名为文坛盟主，提倡古文，很希望大家好好说话。

欧阳修风格，众所周知是自然迂回，娓娓道来。

写诗词也是“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

写文章嘛，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他写论述，就以大家中学时都学过的《伶官传序》：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文章逻辑，先反问开头：啊，都说盛衰归天命，难道不是人为的缘故吗？

→说了一遍李存勖的盛衰经历。

→对比：他最得意时多厉害啊！他最倒霉时多苍凉啊！

→问：为什么得难失易呢？看他成败，不都是人的问题吗？

→引用做总结：忧劳兴国，逸豫亡身；他厉害时天下莫能争，他衰退时被伶人解决了。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止是伶人呢！

——问→陈述→感叹→问→总结。

一望可知，欧阳修逻辑清晰，娓娓道来，用大量的自问自答引导逻辑，用明晰的对比，用许多“岂非”、“岂独”，让我们顺着他的话语，不知不觉接受他的意见。

是所谓自然。

苏轼他爹苏洵，写文章取法《战国策》。

那是辨士口吻，滔滔不绝，很适合议论和说服。《六国论》我们都熟悉，不提。

看他著名的《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葢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文章逻辑：

一堆噼里啪啦的开头，连问连答，成竹在胸，气势就比欧阳修来得猛。

→山涛和郭子仪的例子，说明容貌能见人的本相。

→立刻顺势而下批判：现在有人满口仁义道德，为人却阴险，那就是王衍卢杞那样的坏人呀！不近人情的大多都是坏人！

→引一句孙子，说如果这人没机会做坏事大家会说我言辞过分，可是如果这人有机会做坏事我反而会显得有前瞻性，悲哀啊！

比起欧阳修自问自答，徐缓陈述，还经常“岂非”、“抑”，苏洵这文章，那就凶猛直接得多：

“我就是硬怼（王安石）了！怎么地！”

好，苏轼。

苏轼和他**也都学《战国策》和《孟子》，辩辞犀利。

但苏轼又学过《庄子》，而且很欣赏韩愈的气势。

韩愈认为，气势和文句畅达，是自和谐的。

我们看苏轼这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开头先说上古圣贤待人忠厚。

→然后说尧和皋陶慎刑的事——这里就是苏轼典故用错的地方，不过无伤大雅——然后自问自答一句，其实到此道理已经讲完了。

但精彩的才开始。

→引一句《尚书》，感叹一声，开始深化主题，就赏和刑，开始并举对列。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对句。

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概括断语。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

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对句。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对句。

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概括断语。

这里长短参差，不急不躁，也不造作，但又有气势。

铺垫之后，一句概括；再铺垫后，又一句概括。

到“故曰忠厚之至也”，其实已经说完了。

但如果就这里收，又太急促了。

→于是引一句《诗经》，自问自答；再来个《春秋》大义，“亦忠厚之至也”，回应上一段的“忠厚之至也”。

余音袅袅，收尾。

如果欧阳修的口吻更多是“大家听我说说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那苏洵就是“本来就是这么回事！我就这么说了！！”

而苏轼则介于两者之间。

他比欧阳修要干净利落，比他爹要温和讲理。

叙古事时，短句不抒情；讲道理时，两个对句，接一个概括。

最后再温和地一个回马枪扣好，完美。

大概，欧阳修是讲道理温婉地说服，苏洵是气势凌厉地灌输；苏轼是讲着道理，不知不觉开始说贯口了，最后还能轻柔地一个返场小段，把贯口包裹起来。

苏轼年轻时写文章风格，本质是辩士，跟他爹一样讲气势，观上文“书曰”后那段可知。

但他没他爹那么急，所谓掉笔如舌，意到笔到，是绵里藏针，用温和气度包**的铺排。

欧阳修为何要对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

大概因为，欧阳修自己是自然温润型的，有时难免失之委婉。

开句玩笑话，如果他来写苏轼这篇，很可能要写成比如“过乎仁，非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岂非流而入于忍人乎？抑仁可过而义不可过乎？”

所以他看苏轼这么爽快明亮，跟他一样讲理，但又果断明快，所以会觉得“快哉”吧？

应试作文要写得不疾言厉色，又不捉襟见肘，已经很难了。从头到尾，不生硬不强迫不着急。讲完道理能扩展，扩展完了能概括，有铺排却又不废话，结尾还能余音袅袅，显得余力十足，“证明完毕。”

而苏轼写这篇时，不过二十一岁，还是考场作文。

所以是真了不起。

当然，后来他年过四十，到了黄州，“我被聪明误一生”后，辩士的那一面越发消减，从容自在的那一面格外蓬勃。

于是才变成了我们印象中习惯的，光风霁月的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