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考古与历史研究的红火开展，关于中国先秦时期国家起源的探索也日渐**，古国、邦国、王国这些有关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术语及其争论，**成为学界讨论的热词。随着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的考古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对于古国、邦国、王国这些有关早期国家的概念范畴的探索，也越发精准，从而开始构建关于中国早期国家考古研究的话语体系。

中国早期国家，是世界全人类早期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早期国家考古研究话语体系，对于世界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考古研究，必定有所理论贡献。我们相信，不论是旧大陆还是新大陆，都曾经存在过古国、邦国、王国，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考古话语体系与概念范畴，对考古判断这些地区的古国、邦国、王国，定有裨益。于是，古国、邦国、王国这些概念的英文准确翻译，便成为问题。笔者试重申古国、邦国、王国理论定义与范畴，同时给出这些概念英文翻译方案，以求方家指正。

二、古国定有与英文翻译

最初提出“古国”概念的是中国“泰斗级”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他提出“古国指高于部落至上的、稳定的、独立的**实体”[1]，红山文化晚期便是“古国”典型的标本。由于“古国”内涵与外延缺乏明确的界定或限定，是部落联盟、酋邦、是血缘**还是地缘**、到底是不是国家，均无法限定，均可装进“古国”这个“筐”里，反而使“古国”一词在国内学术界使用广泛。同时也因此引来许多诟病。部分学者放弃使用“古国”概念，基本上用从西方人类学考古学界引入的“酋邦”（chiefdom）概念来替代。笔者通过**认为，“古国”一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必须对其内涵与外延加以限定。

笔者认为，古国是“高于部落之上有地缘**倾向、稳定的、独立的、等级化的（ranked）血缘**实体”。不同于很多学者认为古国为国家社会（state）或是否为国家社会不能肯定，我们认为古国不是国家，而是前国家不平等社会[2]。古国是中国历史考古话语体系当中一个术语或概念，如何翻译成英文，向国际学术界表达中国声音，以便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和交流，这便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承认古国社会形态与人类学中的“酋邦”一词非常接近，但是，正如**中先生所指出，酋邦理论概念存在局限性，主要在于诸家酋邦概念和定义极不统一，且其概念构建主要依据人类学中民族志资料，存在假说的成分，酋邦定义当中血缘身份划分等级与经济社会分层的关系模糊不清等等，所以他主张史前等级社会概念来替代酋邦概念[3]。刘恒武与刘莉教授比较中肯地**过酋邦理论的缺陷[4]。我们认同酋邦理论作为重要的民族志资料对建立中国不平等的前国家社会理论具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但是，我们必须从中国考古资料与实践出发，从中提炼出相应理论概念，而不是简单套用酋邦概念。

古国概念，正是基于中国考古学资料研究，结合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称谓，提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概念。我们中文语境中，便无意将“酋邦”与“古国”划等号，故而英文也不宜将“古国”译为“酋邦”。

从字面上直译，“古国”可译为“archaic state”。问题是“archaic”确切中文含义是“上古的”、“古老的”，并不能限定“古国”是前国家时代的不平等社会，并不能明确“古国”不是真正的地缘**国家，它虽然距国家社会仅有一步之遥。据此，“古国”不能直译为“archaic state”。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史前、原史和历史时期的英文称谓方案。史前时期英文称prehistoric period，历史时期称historic period。史前时期基本是指完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历史时期指有比较丰富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介于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之间，还有个文献初现、数量极少的过渡历史时期，称为原史时期proto-historic period，即表明该过渡期并非真正的历史时期。

与此相关的是文字也称书写体系writing system，只有书写体系成熟后，才能够形成文献，才能够**历史时期。那么史前时期没有文字书写体系，则主要使用符号体系symbols或graphs。而介于符号体系与文字书写体系之间的过渡环节，被称为“原书写体系”proto-writing system，如果举实例说明的话，包括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画的象征符号、石家河文化红陶缸上刻画的象征符号、良渚文化陶罐上刻画成串的“句意式符号”，这些符号距文字书写体系也仅一步之遥，它们都不是文字书写体系[5]。借鉴于此，我主张将“古国”英译为“proto-state”。

三、邦国定义与英文翻译

**中先生提出，中国最早的早期国家是“都邑邦国”，每一个都邑再结合周边的聚落群可构成一个简单的邦国或邦国核心区，实力较大的邦国在核心区外还围绕着一些次级中心及其聚落群[6]。他还提出了中国早期国家“邦国—王国—帝国”三段论[7]。

我基本认同**中先生关于邦国的定义。但是，鉴于“都邑国家”很容易使人误以为“城邦”（city state），因此我主张称“邦国”，而不称为“都邑邦国”，以免发生歧义。

从考古实证的角度，可同样认为邦国是中国史前最早的国家，社会**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地缘**，有**对立存在。邦国的实例有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石峁邦国等。我进一步认为，邦国有大小，但不论大小，其实际**统治和行政控制范围，限制在本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内，换句话说，其实际疆土与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大致等同。邦国不论大小，都有国都，都存在**与地方的行政关系，甚至有国家行政网络上的驿站聚落。邦国时代，大约是考古上龙山时代，文献中称为“万邦林立”的时代，全中国境内当时没有形成统一的**王朝或王国中心。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学术界并非就“邦国”概念达成共识。部分学者将我们所谓的“邦国”归入“古国”；部分学者则将“邦国”称为“王国”[8]。根据上述我们对“古国”的明确定义，将“邦国”归入“古国”显然欠妥，因为古国不是国家社会，邦国是国家社会。而我们所谓的“王国”是指王朝国家（下详），以二里头文化夏王朝晚期为代表，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这些邦国，显然达不到二里头文化国家那样的高度，因此将“邦国”归入王国也不**。所以，我们主张使用“邦国”概念。

邦国一词也源出于中国**文献，没有现成的英文词汇与之对应。邦国无疑属于最早的早期国家，它与王国存在着质的差别，所以直译为kingdom是不**的。从邦国最早的国家性质出发，我主张将邦国意译为initial state。

四、王国的定于与翻译

最后，剩下王国便比较容易界定了。王国是王朝国家的简称，也有学者称之为“广幅国家”[9]。

中国最早的王朝国家是二里头文化，它不仅有都城，而且最重要的特征是“广域”，也就是**统治、**疆土、行政控制实际超越了本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深入到其他“非我族类”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区里。比如二里头文化向南控制实际达到了长江中游荆州荆南寺、黄陂盘龙城一线；西北可抵今山西太原狄村和东太堡村一带。当时南阳地区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以南的江汉平原、随早走廊，均属于土著“荆蛮”的文化区，太原属于戎狄系文化分布区，但是都被二里头文化纳入了实际**统治版图内[10]。所以二里头文化确实是“广域王权国家”，是真正的王朝国家，同良渚、石家河、陶寺、石峁相比，有了本质的进步。而王国英文有对应的名词kingdom。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形成与**，经历了四个完整的阶段：古国—邦国—王国—帝国。古国是前国家阶段的不平等社会，是社会复杂化开始、国家起源阶段，可以比喻为国家社会的“胎儿”阶段。邦国是最早的国家，是真正的早期国家，可以比喻为国家社会的“幼儿”阶段。王国即王朝国家，可以比喻为国家社会的“少年”阶段。帝国指秦汉帝国以降至满清，可比喻为国家社会的“青壮年”阶段。

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形成与**四个个阶段，应当代表着全人类国家社会起源、形成与**的完整阶段，标志着世界范围内，国家起源、形成与**阶段的一般规律。换句话说，“古国—邦国—王国—帝国”早期国家起源、形成与**的中国考古学话语体系，理应也是世界早期国家起源、形成与**的考古话语体系。世界其他地区早期国家起源、形成与**，完全经历或部分经历过“古国—邦国—王国—帝国”四个阶段。西方学者研究的“酋邦”社会，有许多很可能就是考古当中的“古国”；城邦当中很多其实就是考古当中的“邦国”。这些社会政体，都需要考古发掘与研究进行扎扎实实的甄别与定性。

中西方对于王国和帝国的定义基本一致。王朝国家如上文所界定，无需赘述。帝国则主要是出现的类似“郡县制”或“行省制”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西方学术界在某些语境中，对某古文明的王国与帝国称谓方面，有些混乱甚至随意，其实就是没有很严格地把握王国与帝国的区别，将比较强大的王国冠之以“帝国”。

（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9月8日）

参考文献

[1]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辽海文化学刊》创刊号，1986年。

[2] 何努：《关于“古国”定义的理论思考》，《文物春秋》2021年3期（6月25日）。42~56+96页。

[3] **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32~42页。

[4] 刘恒武，刘莉：《论西**进化论之酋邦概念及其理论**》，《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7期。77页。

[5]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368~453页。

[6] **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293~357页。

[7] **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63页。

[8]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的三个阶段》，《文明探源与三**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77~80页。

[9] [加]布鲁斯·G·崔格尔著，徐坚译：《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4~119页。

[10] 何驽：《夏王朝“五服”内政**运作制度**发微》，《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493～4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