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溪（永嘉）县解放后，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稳定社会秩序。

1949年5月，双溪县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后，开始以原乡保区域建立乡镇、村人民民主政权。9月21日，双溪县改称永嘉县后，新的中共永嘉县委继续帮助各地建立基层党组织和人民政权，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到年底，全县54个乡镇都已建立乡镇人民政权，537个行政村中有399个建立了村人民民主政权，人民当家作了主人。

永嘉解放初期，国民党残匪活动猖獗。1949年10月后，县委在贯彻中共浙江省委“六大任务”时，进行了剿匪反霸斗争，基本上肃清了全县境内的大股匪特。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永嘉又对一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匪首、特务、恶霸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到1953年5月，共打击处理反革命分子3139名。

在镇压反革命的同时，永嘉还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8月，县委成立土地改革指挥部，并随后召开中共永嘉县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就永嘉县土地改革工作专题作了报告。10月13日，古庙、罗浮、雄溪3个乡进行土地改革试点。试点成功后，1951年1月分批展开，到1952年3月，全县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

抗美援朝运动也同步进行。全县共有25000名青年报名参军，其中1630名被批准入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永嘉儿女浴血奋战，有37人英勇牺牲在战场上。

这一时期，永嘉还开展了工商企业民主改革、旧司法制度改革和禁娼、禁毒、禁赌等各项社会改革。特别是《婚姻法》的宣传贯彻，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广大妇女得到翻身解放。

随着全党中心工作的转移，县委的工作也陆续转移到恢复国民经济上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永嘉通过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合理调整工商业、城乡物资交流和统一财政经济等工作，全县经济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至195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569.3万元，比1949年的2137.5万元增长20.2%。在这一时期，永嘉的工农教育、文化生活、卫生保健、群众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党的自身建设方面，经过整党整风和“三反”运动后，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的作风有所改进。

1953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永嘉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全县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到1956年底，永嘉基本完成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标志，永嘉彻底消灭了剥削制度，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八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明确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要将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中共八大前后，中共永嘉县委在实施工作重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转移的过程中，率全国之先对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实践。

随着农业高级合作化的迅速推进，“干活一窝蜂”“出工不出力”等各种问题和矛盾逐步凸显。县委多次研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问题，并派出一批驻村干部进行调查指导和探索试验。1956年春，县委通过对三溪区潘桥集体农庄的试验，创立并在全县推广了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

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该报记者何成的文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包工包产》。5月，中共温州地委召开高级社生产管理经验交流会，出席会议的县委常委李云河就何成文章提出的“包产到户”，请示地委农工部部长郑嘉顺，能否让永嘉一试。郑嘉顺同意搞个试点，但表示不能推广。

李云河回来后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书记李桂茂当即召开县委常委会，确定县委基点乡雄溪乡的燎原高级社为试点单位。5月底，以戴洁天为组长的县委工作组进驻燎原社，开始包产到户的试点探索。由此，新中国历史上，一场由地方党组织决议，干部和农民群众探索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践，在永嘉开始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试点工作，包产到户在燎原社全面推行，制度设计基本成熟，县委决定在全县推广燎原社包产到户的试点经验。9月，戴洁天执笔整理的《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上报县委和地委，燎原社的经验在全县全面推广。

对于包产到户，广大农民群众认为“好得很”，但也有少数干部认为“糟得很”，由此引发一场长达3个月之久的大辩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大辩论实际上是一场大宣传，使包产到户这一责任制形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接受，并且迅速地推广开去。1957年春天，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仅永嘉县就达到255个，温州专区有1000多个，社员17.8万户，约占温州全专区入社农户的15%。

永嘉包产到户虽然从一开始不久后就备受争议，但它的实践和理论，对于中国农业集体经济模式的探索和形成，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在探索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同时，永嘉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良好开端。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初显成效，1956年在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农业仍获得丰收，粮食平均亩产222公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促进了永嘉科学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到1957年底，永嘉“一五”计划的实施取得显著成就，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8日，县委召开常委会，研究、部署在全县开展风运动。不久，随着中央和上级相关指示的下达，永嘉的整风运动发展到反右派斗争，最后被严重扩大化。在这场反右派斗争中，全县共错划右派128名。永嘉包产到户受到错误的严厉的批判，主张包产到户的李桂茂、李云河、戴洁天等人，也受到错误的严重的处理。

1957年冬，永嘉开始“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的背景下，1958年9月，全县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并兴起大办公共食堂的热潮，使“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是年秋冬，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后，永嘉开始纠“左”，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1959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后，永嘉在政治上“反右倾”的同时，经济上也由纠“左”转向继续“大跃进”。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到1961年，全县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全县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面对继续“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决心认真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1960年 11月以后，中共中央相继下发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一系列文件。1960年至1962年，县委据此深入全面地调整农村政策、城镇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调整党的统战政策，开展甄别平反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的错误。1963年至1965年，县委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更加坚决地实施国民经济调整的各项政策，推动国民经济继续恢复发展。

从1956年9月中共八大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永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这十年间，永嘉的建设事业尽管经历曲折甚至遭受过挫折，但仍取得很大的成就。1965年与1956年相比，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4.9%，其中工业产值增长15.2%，农业产值增长41.2%；城乡居民储蓄增长3.82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94.0%。十年时间，全县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1099.3万元，为增强经济实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教育、科技、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1957年至1966年，全县高中、初中、小学累计招生数分别为1949至1956年的8.70倍、3.01倍、2.75倍。经过调整，教育质量有所提高。科学技术方面，基层科学实验在改造低产田、提高粮食单产以及支农工业等技术问题上取得了不少成果。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得到较好控制，人口死亡率由1957的7.70‰下降到1965年的7.18‰。文化事业得到新的发展。十年间，永嘉创作、演出了一批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特色民间艺术得到继承和发扬。体育事业也有新的进展，1959年12月，永嘉中学学生王坚强在浙江省中学生田径通讯赛上，荣获男子1500米第一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永嘉县各级政权组织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在极左政策的严重干扰下，永嘉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和冲击。在这期间，永嘉人民顶住压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以不同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和抗争，使运动造成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特别在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全国掀起了最大的一次战备高潮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在此背景下，永嘉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7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8458万元，比上年增长10.75%。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永嘉开始整顿各级党政机构和领导班子。1978年，又着手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至1978年11月，初次为37名被错划的右派作了改正，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永嘉还着手整顿农业生产秩序，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努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1978年，粮食总产达16350多万公斤，比1977年增产15%左右。与此同时，全县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对企业进行了全面整顿。1978年，全县工业总产值4636万元，比1977年增长16%。

这一时期，永嘉的科技、教育、卫生、文化和体育等社会事业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全会作出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指引下，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勇立潮头，大胆创新，开启了永嘉县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