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名叫《我，到点下班》的日剧在中日两国都相当火爆，剧中的女主作为互联网公司的总监，每次一到下午6点就准时下班，去酒馆喝酒，享受自己的生活，电视剧中的这些场景，可以说是日本上班族梦寐以求的状态

众所周知，日本上班族的加班情况非常严重，“社畜”、“过劳死”这些词汇都是日本人发明的，体现了日本社会严重的“加班危机”。据日本政府2016年发布的首部《预防过劳死等对策白皮书》显示，2010年至2015年，共有368起（男性352人，女性16人）过劳死或过劳自杀事件，其中40岁左右的男性和29岁以下女性自杀比例最高。

在这种大背景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开始限制企业的加班。但这项极富同理心的政策，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没有加班费，员工还不起房贷

2018年6月，日本通过了《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从2019年4月1日起分阶段实行，该法规对加班时间的上限加以限制，以期把更多的自由时间还给劳动者。

法案规定加班时间“原则上为每月45小时，每年360小时”。顾及到繁忙期，还规定一年最高加班时间不得超过720小时，单月不得超过100小时。违反规定的企业将会面临每一人次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8万元）罚款。日本大企业将从2019年4月适用该法案，中小企业从2020年4月开始适用。

除此之外，该法案还规定了一个“脱时间给制度”，以年收入1075万日元以上的金融交易员和顾问等专业岗位为对象。这些专业岗位没有加班费，以成果决定薪资。目的是减少无用的加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这看起来似乎是日本政府在试图“挽救社畜”，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不少日本上班族却并不支持该法案，因为假如不能加班，那就没有加班费，就还不起房贷了…

据NHK报道，在横滨一家视频制作公司，48岁的员工石井隆义（化名）表示：“我已经收到了银行要求还款的信件，但是我手上没有钱。”由于新法案导致的加班费减少，石井先生已经拖欠了5个月的抵押贷款，银行已经要求他卖掉房子，一次性还清剩下的2600万日元贷款。

按照他的计算，因为新的工作制度，他的年收入减少了约100万日元，他表示：“我每个月都加70-80小时班，这样的收入才够还房贷”。

20年前，石井先生在市中心购买了一套5000万日元的单户住宅，并和母亲、妹妹一起住在那里，3个人共同分担每月21万日元的还款，石井先生承担其中的6万日元。此前，他的月收入约为25万日元，其中加班工资约6万日元。

石井先生表示：“之前哪怕我按时还了款，除掉日常开销，我还能剩下一部分钱来储蓄”。

但是随着工作方式的改革，石井先生每个月的加班时间被减少到了每个月40小时，最少时一个月只加了一小时班，他的平均月收入也降到了19万日元。

再加上母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石井先生妹妹的收入需要用来支付护理和医疗费用，房贷的重担全部都落到了石井先生一人身上。

最终，石井先生不得不以2800万日元的价格卖掉了房子，还清了银行贷款。

现年40多岁的坂本纯一（化名）四年前曾经花8400万日元，以0.8%的低利率贷款在东京市中心买了一套四居室，在金融机构上班的他年收入约1400万日元，每月工资约70万日元，是日本的“高薪一族”。

但是由于政府限制加班，坂本先生目前的年收入下降了500万日元，每月的工资也下降到40-50万日元，而他需要偿还的房贷达到每月22万日元。

假如他延迟还款，那给他贷款的金融机构就会收取高达14%（年利率）的滞纳金，每月高达80万日元。

像石井隆义和坂本纯一这样的日本人还有许多。据日本瑞穗研究所估算，由于工作方式的改革，日本全国每年的加班费减少了5.8兆日元，平均每个上班族每月少挣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465元）。该所首席经济学家Sakis Keisuke预计：“如果上班族收入减少，那消费就会减少，这会导致日本每年的名义GDP减少0.3％。”

日本人房贷压力越来越大，收入却在降低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日本房价大跌，房子成了“没价值”的资产。

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复苏，房地产的投资价值再度显现出来，买房的日本人越来越多，“房贷一族”的数量也不断上升。

根据日本土地价格网的统计，日本地价已经自2013年保持了5年的连续上涨趋势。

地价上涨部分打消了日本人对于泡沫经济时期房价暴跌的顾虑，让人们不用考虑房子贬值的问题。以东京、神奈川、埼玉县的南关东城市圈为例，这些地区的房价自2013年开始上涨，截至2018年，东京的房价已经涨回了2000年的水平。

再加上日本央行自2013年开始实施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房贷利率极低。作为应对消费税率提高的举措，日本政府从2014年4月开始把房贷减税的扣除额最多增加到2倍，这让日本人买房有了更多动力。

据《日本经济新闻》，日本总务省的调查显示，2017年，39岁以下日本家庭的债务已达到其家庭年收入的187.8％，是2007年的1.4倍。虽然所有家庭的平均值仅增长6个百分点，但年轻一代的债务明显增加。

而债务增加的原因就是房贷，在家庭负债中，仅由民间金融机构提供的房贷就达到约181万亿日元，占到整体的60%。这一比率在过去20年里扩大一倍，家庭负债明显偏重于住房。

可是日本家庭的收入在进入21世纪后不断下降。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数据，日本每户家庭每月可支配收入在1997年达到泡沫经济后的顶峰——50万日元（约32000元人民币），随后就一直下降，到了2017年，这一数字是43万日元（约27000元人民币），下跌了约7万日元（约4500人民币）。

据界面新闻，一些反对人士质疑新法规能否明显改变“加班文化”。实际上，日本政府2017就提议将每个月的加班时长限制在60个小时以内，但是在“繁忙时期”允许企业将这个时间提高到100个小时。因此批评人士称，政府是以牺牲员工的利益来优先考虑商业和经济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医生的加班情况是此次日本工作时间改革的讨论重点。日本厚生劳动省规定，2024年起，规定负责地区医疗的特定医疗机构及进修医生等的加班上限最多为“一年1860小时”。

不过，这一数字几乎是过劳死的工伤认定标准（一个月平均80小时）的两倍。一些过劳死遗属批评称：“让人工作时间超过过劳死基准线的做法称不上真正的改革。”

千叶商科大学国际教养学部专任讲师常见阳平表示，“许多企业人手不足，但又不能要求员工加班。这样一来，为提高生产率，就只能让员工回家加班、无回报加班”。

在2019年度东京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上野千鹤子教授说：“等待你们的是即使努力也不会得到公平回报的绝望社会”，这句话曾引起巨大的争议，但是对于夹在加班与房贷之间的石井隆义和坂本纯一们来说，可能这就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