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讯(记者王晓秋)7月8日至9日,为期两天的首届“话语、论辩与全球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此次会议由江苏大学、外交学院、中国日报社21世纪报社共同主办,江苏大学话语、论辩与全球传播研究院、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协办。会议设北京和镇江双会场,线下和线上形式相结合,通过21世纪报社“语传学院”官方平台全网在线直播。
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等海内外数十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理事徐和建作为主旨发言特邀嘉宾参加了此次会议。
江苏大学校长颜晓红教授,外交学院院长兼中国外交培训学院院长、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负责人徐坚研究员,中国日报社21世纪报社总编辑曾庆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总编辑、江苏大学话语、论辩与全球传播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常小玲于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李崇月教授主持会议开幕式。
颜晓红在致辞中表示,研讨会汇聚了来自海内外的知名专家和青年才俊,为大家交流新思想、新成果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交流平台;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各位专家、来宾和同学通过此次研讨会一定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激发出创新的灵感,一定能促生更多引领学术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崭新成果,一定会为中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提高国际话语权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徐坚在致辞中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多次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外交学院及北京市依托外交学院成立的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承担高校智库应尽的使命与责任,与兄弟单位共同主办此次会议,邀请海内外专家同仁围绕“国际传播视野中的外交话语”“国际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等重要议题进行对话与交流;相信此次会议能够为增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推动建设中国国际话语权贡献新时代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曾庆锴在致辞中表示,本届话语、论辩与全球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工作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部署要求,具有很强的引领意义和现实意义。研讨会议题丰富,既有关于全球传播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探讨,又有现实问题导向的全球传播案例研究;希望大家在研讨会上充分交流思想、凝聚智慧,将研究成果充分运用到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中。
常小玲在致辞中表示,本次会议紧扣“话语、论辩与全球传播”,探讨如何更广泛、更有效地传播“新时代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外研社一直致力于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全球传播,积极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不断探索外语教育的创新改革,在主题出版、教材建设、术语项目、出版联盟、中外互译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果。在未来,外研社也将与全国高校携手,助力中国学者在国际传播学界发出独立声音、提升学术话语权。
徐和建以《双奥之城国际传播供求实践》为题进行了主旨发言。徐和建表示,如期成功举办新冠疫情以来最大规模国际性体育赛事2022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北京成为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书写奇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办好这样的大型国际赛事活动,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文化传播力、新闻影响力、国家软实力”。北京市围绕“双奥之城”这张金名片精心创造、提炼具有北京特色的中国表达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总结和思考“双奥之城”国际传播内容供需互促共生的实践经验,在冬奥华彩下追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脉络,在“双奥之城”的魅力中实现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用首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用首都形象助推中国形象,对今后做好新形势下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外交学院副院长、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孙吉胜教授以《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观察与思考》为题进行了发言。她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切实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同时,在国际舆论场中中国不时面临挑战,中国主题“他议”和中国形象“他塑”现象依然存在,针对中国的负面信息经常搅动世界舆论,使中国不时面临国际话语和舆情压力。为了更好地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和关切,在世界上塑造公正、客观、全面的中国观,中国亟需进一步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在多层话语内容、多样话语风格、多元话语主体、多维话语平台以及多学科人才培养等方面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以更好地提升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塑造良好的国际话语和舆论环境,继续增进各国相互信任,加强国际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喻国明以《从舆论到认知战:国际传播的新转向》为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当今舆论战范式发生了根本转变。基于网络的全球信息联动、全球民众的动员、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舆论战超越了传统宣传和民众动员,转为更加复杂的认知战。他提出,由于大众认知范围的逐渐固化,“信息茧房”带来的影响日益严重。就国际传播领域来说,可从“信息触达”和“信息粘性”等方面着手应对。前者需要在拓展传播渠道的同时,加强与受众的经验认同、关系认同和情感认同,最终实现价值认同;后者则强调对信息“魅力”的关注,信息内容要有“引爆点”才能让受众情有所动,引发情感共振。另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和信息传播机制的变革,或可借助技术赋能,利用网络游戏和信息机器人等认知利器,为未来更好应对相应挑战做好战略与策略准备。
杭州师范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国家安全话语智库主任、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施旭教授以《理解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为题进行发言,他从文化话语视角出发,指出外交实践最主要最重要的模式是外交话语。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一方面受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话语体系的支撑和形塑,另一方面受国际社会全球化、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激励和推动,正通过不断创新以追逐初心。他认为,新时代中国外交为实现平等自由和平初衷应当运用话语创新策略,并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的新战略构想。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姜飞教授以《德、法针对“英语”及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话语反拨》为主题进行发言。他认为,十八世纪后期德国崛起,面对英法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建构的“文明—野蛮”两个世界的话语体系,德国知识界在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以及后续两百年间建构了“文化”概念,取代“野蛮”,世界话语体系演变为“文明—野蛮”“文化—文明”两个体系。二战结束后,法国面对美英等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在全球的话语霸权,生成了“反人类学”视角下的反话语批判体系,批判性的话语也是对英语文明话语的批判,由此需要从文化物理学和历史实证主义视角重新审视话语研究的历史。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张志洲以《文化理念、传播结构与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为题,提出国际话语权包括多种类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媒体舆论的话语权、意识形态话语权,或说话的权力。他认为,冷战后对于中国国际话语权构成根本性挑战的是西方的“学术话语权”,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要深入认识两方面的因素,其一,体现中国的文化理念,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二,突破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结构,使中国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话语能够得到传播并被国际同行认可。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江苏大学话语、论辩与全球传播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熊明辉以《中国古代论证学体系的建构问题》为题进行了发言。他提出,一百年多年前,中国逻辑史上出现过一场著名的“梁王之争”,讨论中国古代是否有逻辑学。这场争论的实质是逻辑学、论证学和论辩学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还预示着中国古代论证学体系重构的可能性。他认为,只要从论证学视角探讨他们当时所争论的议题,不仅意见分歧可以迎刃而解,而且还可能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这一主旋律上添加一个音符。
江苏大学话语、论辩与全球传播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论辩话语理论顶级专家、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弗朗斯.范爱默伦教授(Frans van Eemeren)以《关于论辩风格的新视角》(“Argumentative style: A new perspective”)为题进行了发言。他提出,论辩风格是一种工具,服务于特定的论辩目的。通过论辩话语,论辩者旨在消解意见分歧,使受众或读者接受其所持有的观点立场。论辩的风格包含三个维度: 第一,话题的选择。第二,受众的要求。第三,呈现的方式。为了说明论辩风格三个维度在论辩实践中的具体含义,必须依据两个基本理论范畴,即分离式论辩风格和嵌入式论辩风格。它们分别辨析了不同论辩风格中三个维度呈现的不同特征。识别论辩话语中的论辩风格需要判断论辩的手段,即论辩话语中的分析性论述步骤、论辩路径以及论辩策略。
外交学院英语与国际问题研究系系主任、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理事、研究员冉继军教授以《向非洲推广中国媒体:中国媒体模式在非洲媒体中有发展空间吗?》为题进行了发言。他提出,由于独特和具体的政治经济属性,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的利益一致可能会打破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静态依赖关系,并带来讨论替代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的空间。中国与许多非洲国家之间的利益和谐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议题。中非媒体从“援助”到“互动”的范式转变深化了“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的交流。通过采访和实地考察可以发现,一些非洲媒体从业者已经对中国的新闻理念有较高的认同度,而这种态度的转变可以部分归因于中国和非洲之间媒体互动的不断深化。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外交谈判模拟与数据实验室主任、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熊炜以《时代主题与外交话语: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经验》为题进行了发言。他指出,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是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从延安时期开始,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在不同的时代主题与外交话语叙事背景中讲述与传播的。在“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演进背景下,讲述中国共产党故事具有诸多成功的经验。在新时代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必须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时代背景。在对外传播中以宣传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成功实践为使命,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做出划时代贡献,树立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形象,同时需要继承与创新并重,重视新的四重逻辑,以更好面向国际受众。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江苏大学话语、论辩与全球传播研究院学术委员谢耘教授以《类比论证:一个中西理论传统的比较》为题进行了发言。他从类比论证的基础、机制、合理性、类型和谬误判别五个层面,梳理了中国古代的类比论证理论,并将之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类比论证理论进行比较。进而提出,中西方类比理论在“相似性”的作用、类比概念的理解和类比论证的合理性根据方面都存在差异,中国理论传统中更注重类比构建的灵活性和语境敏感性,而西方理论传统更强调类比中相似属性的因果关联。
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江苏大学话语、论辩与全球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吴鹏教授以《中国进取型外交风格的论辩话语构建》为题进行发言。吴鹏教授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例行记者会上的回应为例,以语用论辩学论辩风格相关理论为依托,分析并阐释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进取型风格的论辩话语构建机制以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外交原因。吴鹏认为,发言人使用进取型外交话语风格,是为了使中国的外交话语从以“韬光养晦”为特征的参与式话语向“积极融入”“自觉塑造”的引领式话语转变。
主旨报告之后,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国际传播视野下的外交话语”“语用论辩与话语分析”“国际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议题进行了主题讨论。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磊教授以中美外交话语的动力机制及影响为题发表了讲话。她指出,外交话语是发源于国家内部,受外部互动影响,由利益、结构、理念驱动,也受到政党、社会、形势的影响。中美外交话语目前体现出强烈的认同政治特色,对中美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但中美外交话语在深层次上受到外交话语动力机制的影响。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周鑫宇教授认为,西方所发明的词汇体系,有可能成为中国国际传播中的“话语陷阱”,影响讲好中国故事的效果。他分析了“中国例外话语陷阱”“引战挑衅话语陷阱”和“语用预设词汇陷阱”,提出国际传播应当加强理论素养和政治敏感性,以“世界之中国”话语对冲西方的“中国例外”话语,仔细分辨和审慎应对美西方右翼势力故意炒作的引战话语,还应当加强对外来概念的权威解释、规范使用,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增强中国自身的话语创造力。
山东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戴元初教授认为,全球传播这一时代共识的达成是与新媒体语境高度关联的,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媒体语境,突破了传统媒体语境下国际传播的主体性,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让信息沟通的主体间性凸显。新媒体语境下的全球传播需要对传统的国际传播语法加以变革,突破主体性的潜在偏见,在词法层面寻求共同价值基础的语汇库建设;在句法层面建构具有开放度和对话友好型的普通语法;在章法层面以全新的叙事策略建构对话的上下文。全新的全球传播语法建构可以为全球传播效能的提升提供话语基础。
外交学院英语与国际问题研究系张延君教授指出,随着媒介视觉转向时代的到来,视觉图像已经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人们进行论辩的资源得到了扩展,不仅可以运用语言符号,还可以运用图表、图画、声音、视频等非语言符号表达前提和结论,外交话语呈现出了多模态研究趋势。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由各种非语言符号资源实现的公共卫生话语成为全新的话语景观。她以社会符号学、语用论辩学以及多模态论辩修辞学等理论为基础,以主流媒体的抗疫漫画为语料,探讨了多模态论辩话语的分析框架,对多模态抗疫话语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阐释,为后疫情时代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跨学科研究路径。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杂志执行主编、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期刊出版与学术交流中心主任孙墨笛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保军教授两位专家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国际传播实践为例,指出博物学文化不仅可以构建中外共有文化话语空间,回应国际关切,增强跨文化传播能力,为中国形象提供“可信”基础;也可以提供文化符号,构建国际传播亲近性,增益中国“可爱”形象;同时也能推广冰雪文化,并在公众参与中构建责任与担当,助力建构中国“可敬”形象。新时代的博物学文化有助于在构建共识中增进中外话语融通,在国际传播互动中构建中国符号、彰显中国气质,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用生动故事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系主任陆佳怡副教授对世界银行有关中国脱贫攻坚的推文和官网报道的批判性隐喻进行分析并发现,世界银行在国际舆论空间呈现中国脱贫攻坚议题使用了事实、实践和中国实践语境三个层面的贫困隐喻。事实层面的贫困隐喻使用与世界银行定义贫困的职责相勾连,其背后涉及各国话语权之争;实践层面的脱贫隐喻突出了脱贫的实践特征和方案的重要性。中国实践语境下的脱贫隐喻表征了中国是世界银行的忠实伙伴、世界减贫事业的领导者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的老师,中国的脱贫攻坚对全球贫困治理作出显著贡献,折射出世界银行对中国基于本土实践的贫困治理方案的认同。她指出,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可以成为中国贫困治理方案国际传播的重要话语平台,一方面主动向国际组织提供中国方案的话语资源和话语表达,经由国际组织话语平台提升中国方案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官方机构和媒体在国际舆论空间可以积极援引国际组织设立的相关标准,提升中国方案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展现中国的全球责任。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欧亚指出,在国际舆论战中,污名化是某一国家行为体(施污国)向另一国家行为体(受污国)施加的贬损性、侮辱化指称,这是施污国通过话语建构策略实现话语权力的过程。通过污名化,一国加强本国国内或与盟友身份认同,区隔自我和他者,排斥受污国,对内服务于政治议题的舆论引导及政策推进,对外巩固其所倡导的国际规范,进行政治权力博弈。新闻媒体是一国信息传播与知识生产的重要机制。对《纽约时报》有关“新疆棉花”议题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显示,《纽约时报》在这一议题上以表面上看似“客观、即时、真实、独立、自由、专业”的报道,实则不易为受众察觉的操作手法来框架社会真实,客观上作为西方污名化中国机制的重要装置发挥作用。中国或可更有针对性地改善在特定议题上既有的话语和叙事框架,以更专业的手法破除西方的话语陷阱。
本次会议为发掘、涵养“话语·论辩与国际传播”领域的青年人才,专门设立了青年论坛。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的近30名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围绕“外交话语与论辩”“中国方案全球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建构”等主题进行了发言,并得到了来自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杂志执行主编孙墨笛、江苏大学钟兰凤教授、南京邮电大学袁周敏教授、外交学院冉继军教授的点评。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