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的北大校园中，曾出现过这样一幕场景：

一个老者缓缓走上讲台，只见他套着大马褂，顶着瓜皮帽，脑后拖着一条细细的辫子。

讲台下的学生理着干净的短发，个个清爽利落，他们看着老者清朝遗老的模样，顿时哄堂大笑。

老者直了直身子，不慌不忙地说：“我是头上有辫子，你们这些剪辫子的，难道心里就没辫子了？”

学生们顿时安静了下来。

这个老者叫辜鸿铭，是北大的英文教授，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

他翻译了《论语》、《中庸》、《大学》，是第一个将传统经典翻译给西方世界的中国学者，也是第一个让西方人读懂中国经典的人。

这些译作自出版起就震惊世界，同时也让辜鸿铭名扬海外。

当时的西方世界流传着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林语堂赞他，英文超越出众，两百年来未见其右。

孙中山赞他，中国有三个半英文人才，辜鸿铭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在同时代的更多人眼里，辜鸿铭是一个守旧的怪老头。

其实，他不是古怪，而是心怀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满腔热情，不知投向何处

按照血缘，辜鸿铭算是一个混血儿。

他出生于马来半岛槟榔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则是葡萄牙人。

民国时期的马来半岛是英国的殖民地，父亲辜紫云为英国人布朗工作。由于布朗没有孩子，就将辜鸿铭收为养子。

从小，辜鸿铭就处于多元的文化氛围中。这种成长环境的好处是，眼界宽广；坏处则是，难以有文化认同。

12岁那年，布朗决定带着辜鸿铭到欧洲游学。

在临行前，父亲将辜鸿铭叫到跟前，对他说：“无论你到哪里，你周围是什么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你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初到国外，辜鸿铭依照父亲的嘱托，时常向东叩拜祖先。

房东太太在他每次叩拜祖先后，都会故意调侃道：“你的祖先什么时候来吃这些酒馔啊？”

他总是笑着答道：“就是你们祖先，闻到你们所送的鲜花之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辜鸿铭的生活方式逐渐西化。

有一次，他在英国的一家饭店上男洗手间时被服务员误认为是女孩。

辜鸿铭费尽唇舌，才让对方相信自己不是女孩，也不是变态。

为了减少麻烦，他干脆剪下辫子，换上西装，以西式样貌示人。

也许就连他自己都没想到：此时无足轻重的辫子，日后会被自己爱若生命。

与此同时，辜鸿铭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经典著作，能全篇背诵莎士比亚和《浮士德》。

在西洋游学的11年间，他辗转英法德，学会了这几个国家的语言不说，还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柏林大学读书深造。

在大学期间，他主攻西方文学，兼修数学、自然哲学等多门学科，是一个难得一见的通才。

可以说，在辜鸿铭的青年时期，他对西方的了解要远超东方。

对于西洋文明，辜鸿铭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但对中国文化，他却只能依靠零星的儿时记忆来了解。

尽管如此，他对西洋文明并没有产生认同感。

在拿到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后，辜鸿铭没有留在欧洲，而是立即返回出生地马来半岛。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人的活动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

辜鸿铭也是如此。

他在新加坡英属殖民政府找了一份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过上了小公务员的生活。

对于彼时的辜鸿铭来说，虽有满腔热情，但心却空空如也，不知归向。

得遇伯乐，方知心中所寻

在新加坡工作期间，辜鸿铭并不满足于安稳的生活，他始终在寻找值得奋斗一生的目标。

当听说学者马建忠因公事途经新加坡时，他主动前去拜访。

两人畅谈三天三夜，马建忠系统地向辜鸿铭介绍了中国文化的要义，这让辜鸿铭萌发了对母国的向往。

对于这次会面，辜鸿铭这样评价：“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会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这次会面后，辜鸿铭立即辞职，重新蓄发留辫，穿起马褂。

后来有人揶揄他，说他在欧洲游学期间剪了辫子，回来后却偏偏蓄辫子，是在故意标新立异。

实则不然，一个人要表明自己是谁，形象是最直观的宣言。

更何况，他不只是更改了形象，还有内心。

辞职后，辜鸿铭在家苦读一年，从头学习中国文化，读遍了自己能够搜寻到的传统典籍。

为了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他移居香港，在大量阅读的同时，还定期回到祖籍福建，拜师补习汉语。

随着对中国文化了解得越多，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日益增长。

一次在从福建返回香港的船上，他兴致勃勃地给外国人讲解起中国文化。

流利的英文引起张之洞手下张玉书的注意，张玉书将他引荐给张之洞。

张之洞当时为湖广总督，经办洋务，正缺辜鸿铭这样精通西学的人才。

于是，辜鸿铭成了张之洞的幕僚。

也正是这一时期，辜鸿铭发现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非常片面。

他们陷入自己的文化思维中，想当然地以为“中国人野蛮、未开化”，对中国文化有太多误读。

在看汉学家理雅格的译作时，辜鸿铭尤为气愤。因为在理雅格的译作中，被我们奉为先贤的孔子，被他解读为一个没有信仰、好说大话的乡野村夫。

为此，辜鸿铭写了一篇文章——《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署名为“一个中国人”。

这篇文章发表在英文报刊《字林西报》上，自发表起就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很多知名报刊都发表了对这篇文章的看法。

其中，伦敦《泰晤士报》认为这篇文章不可能是中国人所作，因为英文用词极其高贵典雅。

辜鸿铭暗自得意的同时，也明白了让世界了解中国远比想象中艰难。

因此，他确立了一生的事业，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辜鸿铭从出生到明确自己是谁，应该有什么样的志向，足足用了30年时间。

很多人都说做人要早立志，但《滕王阁序》中有一句话，“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在人生的旅途中，比立志更重要的是坚持。

只有坚持，我们才能避免空想，真正有所作为。

几经周折，热忱始终不减

辜鸿铭本以为，回国就意味着回到属于自己的文化圈。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顺利。

刚回国的时候，辜鸿铭的辫子还没有长起来，一小撮短发肆意地抛在脑后，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幕府里有很多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觉得辜鸿铭是假洋鬼子。

在张之洞60大寿时，辜鸿铭一时兴起，比较了一下中西文化制度。大家都积极加入到讨论中，各自发表着自己的见解，惟有一个叫沈曾植的进士，满脸不屑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辜鸿铭忍不住问他：“阁下为何一言不发呢？

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

沈曾植的轻视激起了辜鸿铭的斗志。

他开始重读四书五经，逐字细抠其中真义。由于不会查康熙字典，他读起来很吃力。

或许优秀的人天生就会遭人眷顾吧，这件事被张之洞知道后，张之洞决定亲自教他。

在张之洞的指导下，辜鸿铭得以博览群书。

经过多年的积淀，等沈曾植再次拜访张之洞时，辜鸿铭派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

沈曾植不解，辜鸿铭说：

“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

沈曾植明白辜鸿铭学有所成，他肯定地回应道：“今后，传承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事实上，辜鸿铭也没有让沈曾植失望。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中国，在武昌与张之洞会面。

作为幕僚，辜鸿铭随其一同出席。

推杯换盏间，辜鸿铭送给伊藤博文一本自己译的《论语》。

伊藤博文故意问：“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

辜鸿铭听出对方话中的讥讽之意，清了清嗓子，不卑不亢地回答：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在如今，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一时语塞，半天回不过神来。

很多人因为辜鸿铭对中华文明的维护，将他看成顽固的保皇党。

但他的保皇，和大多数为己谋利的保皇党，有着本质不同。

他自己曾这样说过：“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中国之文明。”

茨威格有一句名言：“一个人生命中的最大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辜鸿铭无疑是幸运的。

他虽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却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良师益友，从而找到了一生的热爱。

正是因为心怀热爱，他才能不怕困难，从头学习中国文化；

正是因为心怀热爱，他才能不惧人言，真实地做自己。

汪曾祺说：“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

我们也应如辜鸿铭一样，找到一生之热爱，活出真正的自己！

作者 | 彼海，灯下读历史，执笔走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