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伊始，梅阳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思考如何更好地将武汉长江大桥建设过程中获得的技术经验运用到水深、江面更宽、地基条件更复杂的南京大桥上。他仔细查阅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资料，然后根据获得的勘测和钻探记录，认真听取各方意见，逐渐在脑海中勾勒出大桥的建设蓝图。后来，他邀请了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和技术顾问。几经讨论，他终于确定了正式的建桥原则、建桥方案、设计和施工队伍，在南京开辟了新的战场。在大桥建设过程中，梅阳春的奉献精神、使命感和组织协调能力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美阳春项目总部位于长江边，从办公室走到江岸就能看到工地。江边还有总部专用码头，乘船三分钟内可到达码头进行水上施工。施工之初，工地士气高昂，装备精良，物资充足，而梅阳春则在无限接近工地的地方昼夜指挥，化解险情，顺利推进工程建设。

没想到国家随后进入了三年的特别困难时期，项目从人员到资金都有一定程度的压缩。梅阳春急了，多次去铁道部调解。“我希望在桥墩溢水后停止施工，否则多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我们是一个这么多河流的大国，很难建立一个桥梁建设的专业队伍，不能再精简了。”……最后周总理亲自发话，特批大桥继续招兵买马，南京政府也给予生活物资保障。

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期间，工作人员进行了大量的钢铁冶炼。

在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下，梅阳春总是充满活力，尽管它充满了困难。

长江北岸1号墩位于覆盖层深厚的古河道中，下沉深度接近世界纪录。这时，梅阳春的老朋友、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桥梁专家西林自费到南京桥址考察，对1号墩沉井基础的施工方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沉井达不到预期目的。但经过多日商议，梅阳春还是坚持了当初的设计方案。他认为沉井的深层下沉比简单的管桩基础要稳定得多。他还形象地把一个沉井比作一个坐在河底的佛，这比在火柴棍(像一根管弦)上面加一个火柴盒帽要好得多。实验时，他率先进入沉箱，到达河底，打消了大家的顾虑。

桥上的生活很艰苦，工作节奏很紧张。梅阳春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亲人不在身边。每次生病，他只是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只要稍微好一点，他就拄着拐杖坚持在桥址上跑步。

1961年12月21日上午，梅阳春像往常一样主持生产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告诉大家下午继续开会。中午时分，他突然感觉右侧身体麻木，失去了知觉。被紧急送往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确诊为“脑血管栓塞”。大桥局局长宋慈忠立即向铁道部副部长吴和江苏省副省长汇报，他们立即致电院领导作出安排。铁道部还联系了空陆军，赵以成教授乘空陆军飞机于24日零时到达南京。上午，两位专家与军区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魏翔会诊，商定了具体的治疗方案，积极治疗，对症下药，终于将梅阳春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梅阳春仍然关心着工程的进展，并为自己生病卧床不能工作而深感不安。当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后，他立即回到了工地。

1962年5月的一天晚上，梅阳春旧病复发，瘫倒在工地办公室旁边的卧室里。经过医生的努力，精疲力竭的梅阳春终于再次获救。他的妻儿闻讯从北京赶来照顾。梅阳春看到孩子们很高兴，叫他们去参观这座桥。他还说，“你会看到我们的祖国有多伟大。”然而这一次，病情严重到他瘫痪不起。组织决定送他去北京休养。但他担心南京大桥的建设，拒绝离开工地。经过反复劝说，他勉强同意了。临走时，他要求再去看看南岸工地。濠江水面上，施工船和打桩机连在一起。一号码头和八号码头已经完工，傲然挺立。世界第一桥的轮廓已经勾勒出来了。喜悦的泪水浸湿了他的眼睛，但这是最后一瞥。那天晚上，梅阳春泪流满面，对妻子说:“上帝为什么不让我把桥建好呢？”第二天凌晨两点，梅阳春突发大面积脑出血，抢救无效。他握着和别人失散的妻子的手，死在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工地上。

人已去，风度永存。梅阳春的事迹永远被载入光荣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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