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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问我为什么王维会被称为“诗佛”？我回答，就我目前见到的一些文史资料，清代以前没有人将王维称为“诗佛”。

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中说：“蒋心余太史自称诗仙，而称余为诗佛，想亦广大教主之义。”“蒋心余”即乾隆时期的大诗人蒋士铨的字，他与袁枚、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蒋士铨的评价虽属文人间的互捧，但也令袁枚沾沾自喜。袁枚倡导“性灵”，主张作诗应抒写胸臆，辞贵自然，所著《随园诗话》影响至今，其五言绝句《苔》颇为流行：

白日不到处，

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

亦学牡丹开。

在史籍中还出现过另一位“诗佛”。1914年北洋政府设清史馆，由赵尔巽历时十四年主持编修的《清史稿》中有如下文字：“（吴）嵩梁（1766-1834），字兰雪。以举人官中书，选知黔西州。著香苏山馆集。声播外夷，朝鲜吏曹判书金鲁敬以梅花一龛供奉之，称为诗佛。日本贾人斥四金购其诗扇。其名重如此。”吴嵩梁的诗名走出国门，传到了朝鲜和日本。有记载说他是江西东乡人，曾任贵州黔西州知州，为王昶、翁方纲、法式善所推重，著有《香苏山馆诗钞》。不过，我只记得他一首五言律诗《雨后》：

一犁新雨足，众绿共澄鲜。

野色低涵树，溪流乱入田。

泥香锄菜地，风定网鱼天。

更觅幽深处，科头听石泉。

我对《雨后》之所以有印象，原因很简单，除了诗风颇清新，就是写法很像王维的《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有学者评价王维的诗歌“受佛教影响是很显著的。因此早在生前，就得到‘当代诗匠，又精禅理’的赞誉。后来，更得到‘诗佛’的称号。”很可惜，这位学者并没有给出这个“后来”的出处。

清末诗人洪繻有可能是第一位称王维为“诗佛”的人，他曾有两句诗“郑虔老画师，王维徒诗佛”。这首诗名为《喜次儿十二岁能诗兼画》，从题目可知，作者看到自己的二儿子十二岁时就能写诗画画，非常高兴，便由此联想到了王维。

钱穆先生倘若活着，估计不认同我的猜想，他早有文章指出：“《红楼梦》作者，或是抄袭王渔洋以摩诘为诗佛，太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的说法。故特举此三人。摩诘诗极富禅味。”钱先生并未标注王渔洋在何处阐述了“以摩诘为诗佛，太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有人声称是在《艺苑卮言》或《渔洋诗话》里；我翻阅了中华书局的版本，没有找到。由陈铁民校注的中华书局版《王维集校注》流传甚广，该书附录的历代诗评中，同样不见“诗佛”一词。本着“小心论证”的态度，钱穆先生所说，还是暂时搁置。据《旧唐书》，王维奉佛，日常吃蔬菜粗食，不沾荤腥，晚年持斋，不穿华美的衣服……在京城那会儿，他每天请十几位知名僧人用斋饭，以谈论佛教义理为乐。他家没有多余的陈设，只有茶铛、药臼、经传书案、交椅，退朝后焚香独坐，所做唯有参禅诵经。丧妻后，他不再续娶，三十年独居一室，摈弃尘俗的牵累。王维于乾元二年（759）七月去世，临终前，因弟弟王缙在凤翔，他忽然要笔给王缙和亲朋故旧写信作别，内容大多是敦劝亲友奉佛修心，写完信，他放下笔就去世了。

《新唐书·王维传》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如此看来诗佛，王维笃信佛法是无疑的，特别是和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相比，他的生活还很自律。

那么，上述三位哪位才是“诗佛”？我想起一个段子。袁枚外任前向老师辞行，老师问：“你去外省做官，有什么想法？”袁枚答道：“门生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子。”见老师闻言色变，袁枚赶忙又说：“如今世风日下诗佛，像恩师这样不慕虚名的人太少了，我也是没有好办法。”看到老师颔首微笑，袁枚在心里说：“高帽子只剩下九十九顶了。”“诗佛”之称也是如此，何必较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