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梁启超的死，我们只知道梁启超是错割了好肾后，病情日益加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时年才57岁，而梁启超自称自己能活到80岁，但具体细节并无从知晓。去年，我在中华网的一篇《梁启超之死》的文中才弄清了事实真相。原来，梁启超之死确系西医所误，而且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无从知晓。直到1994年费慰梅撰写的梁思成夫妇传记《中国建筑之魂》出版，才有了关于68年前协和医生那次致命失误的解释：

“40年后，1971年，思成从自己的医生那儿得知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院指派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来做这项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私下讲出。据他们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但由于攸关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 其实，当时梁启超也曾经对院方的诊治产生过怀疑，他在给儿子梁思成夫妇的信中写道：“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治，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灌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至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好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很多人知道。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相熟的人那里得知，自那次手术以后，他就不再是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以下一点可能也很重要：1928年11月，即为梁启超动完手术后9个月，就是梁死前6个星期，刘博士辞去了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职务，到国民政府卫生部当政务次长。关于这一前往南京的调动，布尔曼（HowardL. Boorman）编撰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中如此解释道：“刘博士认为，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他利用余生33年，致力于奠定全国卫生服务网的基础。 另外，文中还提及梁启超在西医治疗无果情况下，不得已服中药，那段时间反而产生了极好的 疗效：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到了手术后的第4个月，梁启超给友人写信，说他的病“颇有增剧之像，不得已拟试服中药矣”。 为他开药的是著名的中医唐天如。唐天如曾在吴佩孚幕中做过秘书处处长，此时归隐香港，此番听说梁启超得了尿毒症，特地北上去看他，并为其治疗。 9月初清华开学后，梁启超便搬入清华园住。自从服了唐天如开的中药后，病况很有进步，极为高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说：“你二叔叔天天将小便留下来看，他说颜色比较好了，他的还像普洱茶，我的简直像明前龙井了。”   1927年4月初，割掉肾子一周年，梁启超再到协和住院检查，结果是：肾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都很好，“赤化”虽未殄灭，于身体完全无伤，不理它便是。他们说惟一的药，只有节劳。 但后来梁启超由于受他的几位师长及好友相继离世的打击，加之写作的劳累等原因，他又再次找西医治疗，最终治疗无效而去世。 后来，我从另一资料上还看到梁启超给儿子的信。内容为当时西医为他查病时，一会儿说病源在梁先生的牙齿上，于是一连拔掉梁启超的七颗牙齿；一会儿又说病因出在病人的饮食上，于是梁先生又被饿了好几天。经过几番诊断，梁启超的尿血症却仍未见好转。当时始终未能查出梁先生的病源到底在哪里。（本文节选自《中国式抗癌纪实》，原文标题《关于梁启超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