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郡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西北地区设置的行政区划，地处要冲，辖区广阔。但由于史料的混乱和考古资料的匮乏，其治所肤施县的具体位置一直众说纷纭，无法确定。我参与了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发起的战国秦汉城址调查，以本次调查结果为基础，并结合《水经注》的相关记载，认为榆林市榆阳区鱼河镇的郑家沟城址极有可能是战国时秦昭王所置肤施县故址。

一、郑家沟城址概况

郑家沟城址位于榆林市榆阳区鱼河镇郑家沟村东南约1公里处的古城梁上（见图一），东北距榆溪河与无定河交汇处约6公里左右，向南可远眺无定河缓缓向东流去，完全符合《水经注》中关于肤施位置的记载。城址平面呈平行四边形，整体略呈西北-东南向，其所处的位置地势较平坦，整体西北高、东南低。无定河从城址西南流过，相距约1公里。城址东临牌楼梁，地势较为平坦；南靠鱼河峁，南墙南部紧邻一条东西向冲沟，深约50米；西望无定河，城址西侧紧靠一条南北向冲沟，此冲沟延伸即为南墙外冲沟；北临庄科峁，北侧地势较高，有数座山峁，为墓葬分布区。

图一 郑家沟城址位置示意图

综合考量，郑家沟城址选址有以下特点：1.选址在河流的沿岸，地处无定河的二级阶地上，故城址所在位置地势平坦又临近水源，自然条件优渥；2.背靠山峁，墓葬区即分布于山峁之上，高耸的山峁在战时或起到瞭望、防御的作用；3.临冲沟，冲沟不仅有水源，还是自然的防御屏障；4.城址周围分布着较为密集的秦汉遗址和墓葬群。

早在新石器时代开始，榆林地区城址就大都分布于河流的二级阶地上，临近水源，背靠山峁，夏、商、周三代的城邑也如此，清涧李家崖城址就位于无定河东岸的二级台地上，三面环水，背靠山峁。榆林地区秦汉城址依然多在河流沿岸，河流的二级阶地是常见的选址，墓葬区位于城址附近的山峁之上，并在河流沿岸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遗址和墓葬群。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约从隋唐开始，榆林地区城址的选址转移到了山峁之上的险要之地。

所以，单从选址来看，郑家沟城址符合榆林地区秦汉城址选址的一般原则。

《公羊传》：“城雉者何？五版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子注：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明确说明了我国古代城市是有规模等级体制的，战国时期已出现“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的局面。城市规模同其等级正相关是我国战国秦汉及其以后古代城市建设所遵循的原则。

本次调查得知郑家沟城址平面呈平行四边形，东墙长约160、南墙残长94、北墙现残存长度约160、估计北墙总长约222米，西墙不存，估计长度在224米左右，估计城垣总长度约700。但据三普资料，郑家沟城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墙垣东西长约500、南北宽约300米、周长约1600米。两次调查结果测得的墙体周长差距悬殊，应是由于这几年的人为破坏所致，现以周长1600米为准。

第三次文物普查上对郑家沟城址的时代判定是汉代。根据白茚骏的《陕北榆林地区汉代城址研究》，将本区内的汉代城址规模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城址周长3000-5000米，共6座；第二等级：城址周长1000-3000米，共9座；第三等级：城址周长1000米以下，共14座；分别对应了郡治县城或规模较大的县城——普通县城——军事堡垒或边城。以周长1600计算，郑家沟城址仅排在了榆林地区汉代城址的第二等级。按照秦汉郡县制度，郡的级别高于县，郡辖县，郡治的周长是一般县城周长的一倍左右，郑家沟城址不具备汉郡治县城的规模。但还有一点问题值得注意，郡、县与郡县制的概念并非等同。郡、县的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但在国家结构中执行地方政权职能的这种郡县相辖的政治体制（郡辖县，郡高于县），实际是从秦代开始确立的[]，也有人认为确立于战国末年[]。春秋末年，赵荀子曾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即表明春秋时期作为行政地理单位的县尚比郡的级别高[]。战国时期，虽然有些地方在县上设郡，但郡也还只是军区而不是政区，是军事领导机关，而不是地方政府，一般没有行政职能，国君直接治县，而不是通过郡，郡对县政并无管理的权力。秦汉以前的郡治县城，如果仅作为一座军事职能突出，而不具备行政职能、经济职能、司法职能的战国郡治县城，其规模未必很大。

调查发现，遗址区域内散落大量秦汉时期的陶器、板瓦、筒瓦残片，均为夹砂灰陶。陶器类型可辨的有甑、罐等；板瓦、筒瓦都是外绳纹，内麻点纹或弦纹或菱格纹。板瓦、筒瓦采集标本如下：

陕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板瓦、筒瓦主要有外饰绳纹，内饰麻点纹（以下称为“麻点纹瓦”）、布纹（以下称为“布纹瓦”）或弦纹几种。

内饰麻点纹的筒瓦及板瓦是秦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它的出现最早见于战国早期偏晚阶段的秦文化遗址中，此后一直沿用到西汉中期前段、大约到汉武帝时期，麻点纹瓦才彻底退出建材市场。

布纹瓦最早可能起源于三晋地区的核心区[]，是战国时期三晋地区魏国区域的一种技术特征，此阶段随着魏国的西进传播到秦国东部和北部；秦统一后，布纹瓦工艺随修建阿房宫、秦始皇帝陵园的魏国工匠来到关中；汉初之际，汉匈之间以“故塞”为界，西汉朝廷遂对战国秦长城进行再利用和完善，由是布纹瓦工艺传播到了战国秦长城沿线。在此阶段，关中地区秦国固有的内饰麻点纹的瓦与之并存，大约汉武帝之后，麻点纹瓦的工艺才彻底退出历史，布纹瓦大行其道历时两千年。

综上，由于在郑家沟城址仅见麻点纹瓦而未见布纹瓦，麻点纹瓦又是城址上的建筑材料，所以可以将城址的修建时代限定在战国，为秦国所建。

绳纹瓦片

布纹瓦片

麻点纹瓦片

此外，本次调查还在郑家沟城址发现少量碎瓷片，时代应在宋元时期，有的瓷片夹于城垣墙体中，这是后期沿用和修缮该城址的痕迹。从残存墙体看，郑家沟城址夯层一般8-10、最薄4、最厚13厘米，不夹杂石灰层，土质较硬。8-10厘米符合秦汉时期夯层一般在6-12厘米的范围，最薄4、最厚13厘米可能是后期修筑的痕迹，而最厚、最薄都出现在现存墙体最高和最低处，中间部分夯层在8-10厘米之间且分布均匀，这一特殊现象当是后期修筑在现存墙体上的直观反映。

汉代作为大一统帝国，其对资源的调动能力决定了以同等级城邑对比之，汉邑一般在规模上要大于春秋战国时期城邑，考古实测证明：汉长安城东墙长约6000、南墙长约7600、西墙长约4900、北墙长约7200米，周长约25700米。而战国时期强国楚都荆州纪南城东西长约4500、南北宽约3500，周长约16000米；齐都临淄由大、小两城组成，大小城皆呈长方形，小城嵌于大城西南，最外围墙体周长约18350米；秦都雍城东西长3480、南北宽3130米，周长约13220米[]；较小的曲阜鲁国故城周长约12800米。战国时期的齐、楚、秦、鲁都城规模皆小于汉长安城规模，其中齐都比汉长安城周长小约7350米，约是汉长安城周长的0.714倍；楚都比汉长安城周长小约9700米，约是汉长安城周长的0.623倍；秦都比汉长安城周长小约12500米，约是汉长安城周长的0.514倍；鲁都比汉长安城周长小约12900米，约是汉长安城周长的0.498倍。

榆林地区第一等级汉代城址周长在3000-5000米，由于榆林地区战国城址资料匮乏，故以齐、楚、秦、鲁三国都城与汉长安城周长的倍数推测，榆林地区第一等级战国城址周长在1494（3000×0.498）到3570（5000×0.714）米之间。故郑家沟城址周长1600米的规模并不算小，似可归入榆林地区第一等级战国城址的序列。

二、城址性质判定

《水经注》载：“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东南流。县因处龟兹降胡著称。又东南注奢延水。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汉高祖并三秦，复以为郡。”其所述奢延水即今无定河，帝原水即今榆溪河。由此可知，秦昭王三年所置肤施县在今无定河与榆溪河交汇处，即今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鱼河堡附近，且无定河经过肤施南而向东流去。

以本次城址调查项目已有成果为基础，再综合考量鱼河堡附近已知的古城址，认为不论从筑城时代还是城址规模上看，本次调查的郑家沟城址都最应是《水经注》记载的战国时期秦昭王所置肤施城。又由于城址规模所限，郑家沟古城不具备秦汉时期郡治县城的体量，故秦汉时期的上郡郡治肤施城当已迁往别处。

肤施，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上郡的治所。上郡本为战国时魏国所设，秦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于秦，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魏尽入上郡于秦。”《水经注》中记载：“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即是说在秦昭王三年（公元前304年）时秦国设立肤施县，并将其作为上郡的治所。后至秦、西汉、东汉均有上郡及肤施的建置，两汉书中都有记载。东汉中后期由于战乱，上郡和肤施几经侨迁，最终废置。再到大一统的隋唐时期，上郡不存，肤施的地望也与秦汉时期迥然不同，指现在的陕西省延安市附近，而这一概念也为后世所沿用。

战国时魏国于各国中最早强大起来，至晚在魏惠文王时期即设置有上郡，但是对于魏国上郡范围学术界争议较大，史念海先生认为，魏国予秦国上郡十五县，范围是在阴晋（今陕西省华阴县）到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市）之间，吴良宝由秦汉时的上郡范围逆推魏秦的上郡，认为魏国时的上郡南界在今陕西韩城、黄龙、洛川一带，北界至少包括今神木一带。但不论魏予秦上郡时范围如何，秦国后期的上郡与后来秦汉时上郡主体范围的出入当不会太大，即在今陕西北部延安至榆林一带。

秦昭王设立肤施是在公元前304年，这已经是魏纳其上郡十五县之后二十四年、尽入其上郡八年之后的事了。秦昭王肤施是否沿用了魏国旧城？由于在郑家沟城址仅见秦国特征的麻点纹瓦而未见魏国特征的布纹瓦，而这些瓦又是城址上的建筑材料，故该城是战国时期秦国所建，与魏国无关。在拥有魏上郡八年之后才建郡城于此，为何？首先，战国时期的郡治县城往往作为军事领导机关而存在，就秦魏之间的地缘关系来看，魏上郡的统治和防御重点应是向南应对秦国的，故其郡治的位置也应偏南。而到了秦昭王时期，面对魏国已经有了全面的优势，魏在今陕西境内的领土西河、上郡尽为秦国所有，对于秦上郡来说，西北部、北部的匈奴和赵国才是防御的重点。秦昭王三年（前304年），即赵武灵王二十二年，正是赵国武力强盛，大举西进，开疆扩土之时，将郡治北迁，作为军事上的考虑来说是完全合理的。其次，从无定河流域的情况来看，榆阳区的鱼河镇到绥德县的崔家湾段河道比较顺直，曲度半径一般为200-400米，谷宽300-2000米，特别是党岔、鱼河镇以及米脂到绥德一带形成了狭长的宽谷平原，是非常重要的粮食产区，今天在榆溪河与无定河交汇处的党岔一带的河谷平原中还有水稻的种植；无定河二级阶地在榆阳区鱼河堡、横山县的党岔一带的北岸分布较广而完整，一般宽约200-300米，是绝佳的筑城位置。郑家沟城址就处在上述的地理范围中，不论从经济角度出发还是出于建设考虑，在此设立上郡郡治无疑是非常合适的。

这里还要注意一点，从文献中看，赵国似乎也加入了上郡和肤施的争夺。《史记·赵世家》之中记载：“（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赵惠文王三年，即公元前296年，这是在秦昭王设肤施县八年之后，似乎此时肤施为赵国所有，但是《史记》中又并无秦上郡此时为赵所有的记载。据李零从考古学及语言学的考证，认为赵国的肤施并非上郡肤施，肤施（膚施）即虑虒（慮虒），在今山西五台的东北，位于滹沱河上游，灵寿古城西北。另据赵志强的考证，《赵世家》与《秦本纪》、《水经注》相左，孤证不立，上郡和肤施并未易手与赵国[]。两篇文章虽考证方式和结论有所不同，但是都说明了一点，即上郡和肤施并未为赵国所有。

迄今，由于史料及考古资料的匮乏，关于上郡肤施地望究竟在何处的争论仍然很大。大多数学者以上文已经提到的《水经注》的记载为依据，得出肤施县在今无定河与榆溪河交汇处，也就是今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鱼河堡附近。

除此之外，另有绥德县说[]和靖边县杨桥畔乡龙眼城址说。龙眼城址说认为位于今靖边县杨桥畔的龙眼古城即秦汉肤施城。该说缺乏史料支持，且本次的“榆林地区秦汉城址调查”结果表明，龙眼城址应是北周保定四年所设宁朔县，属弘化郡辖；龙眼城址东部及其以东的汉代城址应是汉阳周故城所在。这均与肤施无关，故该说可直接排除。绥德县说认为秦汉肤施在今陕西省绥德县东南附近。该观点主要依据两本唐代史籍，李泰的《括地志》中的“绥州，上县”条记载：“上郡故城在绥州上县东南五十里，秦之上郡城也。”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载：“绥州......按秦上郡城在今州理东南五十里上郡故城是也，......管县五：龙泉，延福， 绥德，城平，大斌。龙泉县，......本秦肤施县地，二汉同。......上郡故城，在县东南五十里。始皇使太子扶苏监蒙恬于上郡，即此处也。”绥州即今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所谓“上县东南五十里”，也就是今天绥德四十里铺镇一带。在未有决定性的考古资料证实之前，成书较早的《水经注》的可靠性当强于较晚出书的《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也有人认为，肤施经历了一个迁徙的过程，即今鱼河、党岔一带的肤施城，当为春秋时魏、赵所建而秦昭襄王时沿之；今绥德县城或其东南五十里的肤施城，当为秦汉时的肤施城。[]迁移说结合了两种文献的不同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也解决了郑家沟城址体量过小的问题。但是“绥德县说”及“迁徙说”若要成立，无疑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来支撑。

最后，对周边地区汉代郡治城址的分析也可以提供一些启发。肤施同云中、九原、三封都是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的郡级城市，除了肤施城争议较大，无法确定位置以外，其他三个郡城都能明确其故址。根据对比这三个郡城的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郡级城市都有一种平面组合形式，这种形式又可以分为并列相连式和两城相套式，这使得这些郡城区别于辖区内的其他城市，成为了一种联合型城市[]。云中郡城是套城结构，大城中的小城南北长485米，东西长415米；朔方郡治三封城为“回”字型套城，中间的小城规模更小，是每边长118米的正方形城址；九原郡城分为南城与北城，是两城相接的并列组合型城市。由此可见，这些郡城的套城或组合型城市其中一部分的规模和郑家沟城址的规模是相似的，那么，同为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的上郡肤施城是否和云中、朔方、九原三郡郡城一样是一种套城或并列组合型的城址呢？现存、或者说是已知的郑家沟城址是否只是冰山一角？这需要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甚至是发掘工作来证实。在未得证实之前，以现有考古调查成果为依据，判定郑家沟城址是战国时秦昭王所置肤施城。秦汉时期，作为郡治县城的肤施城已迁往别处。

（本文原名《郑家沟城址调查——当为秦昭王所置肤施》，已发表于《西部考古》2017年总14辑。此处略有修改，省去脚注、尾注。）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