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军以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进一步调整政策，最终促使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一、日本蓄谋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

1936年4月，日本驻华北的中国驻屯军由1771人增至5774人，分驻北平、天津、秦皇岛、山海关等要地；关东军向察哈尔多伦（今属内蒙古）、热河围场等地屯兵至5000余人，整编伪蒙军达4万余人，驻扎在张家口以北地区；扩编盘踞在冀东的伪保安队约1.7万余人，已经形成了从东西北三面对北平的威胁。从1937年5月起，日军频繁在宛平城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

◆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对北平构成威胁，卢沟桥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为了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图为日本相册里的卢沟桥地图。

中国驻军第29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所部辖4个步兵师（每师4个旅，第143师刘汝明部驻张家口和宣化地区、第37师冯治安部驻北平西苑一带、骑兵第9师郑大章部等驻南苑北苑和黄寺、第38师张自忠部驻天津及北宁线天津沿线、第132师赵登禹部作为二线部队分驻河北任丘、河间一带）、1 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等，总兵力约10万人，防守冀察、平津地区。

面对日军的挑衅，中国第29军加强了抗战的准备工作：抽调第37师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第219团（团长吉星文）接防宛平与长辛店地区。该团随即以加强的第3营（辖4个步兵连、1个轻迫击炮连、1 个重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共1400余人，营长金振中）部署于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以第1、第2 营和团部集结在长辛店地区。与此同时，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分头到第29军宣传抗日，以激发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第219团官兵抗战意志高昂，一致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驻守宛平县城的第29军士兵跑步进入阵地。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许，驻丰台日军步兵第一旅团第3 营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回龙庙、大瓦窑一带，举行挑衅性演习，诡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一名士兵，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第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的严辞拒绝之后，日军随即炮击宛平城，向卢沟桥发起进攻。守军第219团团长吉星文率部奋起还击，至次日晨，龙王庙、五里店、卢沟桥火车站被日军占领。8日晚，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率部反击，由西宛及长辛店夹击宛平城外日军，一举夺回了失去的阵地，全歼侵占卢沟桥火车站的日军。

日军制造七七卢沟桥事变，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同时，它也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的爆发点。

二、宋哲元冀察当局“作地方事件解决，避免事态扩大”

第29军的主要领导如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第37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和第143师师长兼察哈尔主席刘汝明等，均属于态度强硬，对日绝不让步的“主战派”。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夜凌晨2时许，秦德纯即电示冯治安和第219团团长吉星文：“保卫领土是军人的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当日军要求中国驻军撤出宛平城时，秦、冯等都坚决表示，卢沟桥和宛平城绝对不能退出。

然而，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兼第29军军长的宋哲元，对七七事变的态度曾经抱有和平解决的幻想。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还在原籍山东乐陵老家省亲。他虽然不甘日本的压力，但打算把卢沟桥事变“作地方事件解决，避免事态扩大。”他虽然主张抗日，但他还是“希望俟有准备后再抗战。”这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大多数人的态度相同。宋哲元虽然表面上贯彻蒋介石“不丧权，不失土”的旨意，但他与蒋介石又有矛盾，企图在与日周旋中保存实力，保住第29军在冀察的地盘，维持华北现状，所以在军事上缺乏认真而充分的准备，并对国民党中央军孙连仲部北上支援第29 军的行动，采取暗里抵制的态度，他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卢沟桥事变。7月9日，蒋介石电令宋哲元“速回保定指挥”。宋哲元由于热衷于政治谈判，迟迟没有回保定指挥。

战火已开下的谈判并无效果，日军失言背诺，宛平城内炮火依旧。

直至7月9日2 时，中日双方经过交涉，才初步达成三项口头协议：（1）双方停止射击。（ 2 ）日军撤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右岸。（ 3 ）宛平城卢沟桥的守备由冀北保安队接防。

但是，日本交涉实为缓兵之计，并不打算真正执行停火撤军协议，它想借所谓“不扩大事态”的谈判来拖延时间，以便向华北增兵，待增援部队抵达后，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以消灭第29军。果然，7月9、10两日，日军背约弃信，四次进攻宛平城，并占领铁路桥和回龙庙。10日夜，第29 军展开全面反击，经过十余次争夺，终将失地夺回。日军退到大枣山及以东地区，等待国内援军到来。

宋哲元受冀察政务委员会内部亲日派齐燮元、张允荣等人所谓“华北特殊化”思想的影响，致使他“陷入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频现疏解”，对日方抱有幻想。而日本为达到使华北脱离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阴谋，则利用宋哲元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矛盾，多次施放“不扩大”的烟幕。由于军阀割据思想的影响等历史原因，宋哲元对蒋介石也存有一定的戒备心。“恐中央军北上，渐次夺其地盘”，而热衷于和缓，缺乏真正的军事上的备战，因此也想与日方暂谋妥协，设法拖延时间，以集中兵力，加强军事部署抵抗日军侵略。

◆宋哲元

宋哲元迟于7月11日才由山东乐陵回到天津，随即发表书面谈话，表示和平诚意。当日晚，冀察当局与日方签订《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希望以此来换取日本停止军事进攻。15日，宋哲元派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等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等正式谈判。18日，宋哲元还在天津会晤了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进行“道歉”，以此来讨好日方。19日，宋离开天津返回北平，随即下令撤除北平城内的防御设施，查禁抗日书报，要求国民政府中央军孙连仲部停止北上，并将冯治安第37师调离北平，改由赵登禹第132师接防。21日，张自忠等还签署了为实现11日《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的具体条款。但是，日军扩大侵略规模的军事行动，并未因宋哲元的对日妥协而停止，反而不断向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起军事进攻。直止7月21日，日军的不断进攻才使宋哲元头脑清醒地认识到：“战争之事，将来恐不能免”。

日本一方，11日当天，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派兵决议案，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并把卢沟桥事变称为“华北事变”，诬陷中国第29 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并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7月15日—17日，日本参谋本部相继制定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用兵时对华战争指导要领》，准备在两个月内“讨伐”中国第29 军，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从而表明了日本政府不断扩大侵华战争规模，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决心。

至7月25日，日军增兵华北的军事部署大体就绪，已调关东军独立第1旅团集结于怀柔地区、独立第11旅团主力进抵高丽营；调驻朝鲜日军第20师团部署于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7月26日，日军第20师团第77联队和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一部侵占廊坊，并于当晚进抵广安门。

7月27日，日本参谋本部下令向中国第29 军发动攻击，并下令在国内进行第二次战争动员，增调第3、6、10、11师团等部共20余万人派往中国华北。

7月28日，宋哲元在平津危在旦夕之下，才拒绝日方一切无理要求，于当日向全国发出自卫守土通电。为了不使北平古都受到损害，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等商定，决定放弃北平，退守保定。

同日，日军在南宛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日军第20 师团、驻屯军步兵旅团主力在飞机、大炮火力支援下，从东、南、北三面向南宛发起进攻。由于宋哲元的对日妥协，中国守军被迫应战，在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伤亡2000余人，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英勇牺牲。南宛遂陷敌手，次日天津沦陷。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图为佟麟阁将军 ，七七事变时，指挥29军浴血抗战，喋血南苑，壮烈殉国，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捐躯疆场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图为赵登禹将军。

上述事实表明，宋哲元对卢沟桥事变“作地方事件解决，避免事态扩大”的方针，对日一再妥协退让，缺乏战争准备，结果适得其反，不但没有避免事态的扩大，而且还遭至灭顶之灾，特别是将原驻守在北平市内的第37师换防，这种不懂起码军事常识的行为，实乃为自己酿造了一坛毒酒，导致刚一开战就造成重大伤亡。早在7月10日，蒋介石就电令他从速构筑国防工事，并“速回保定指挥”，但他迟迟不回保定，难于与中央军取得联系。无奈，蒋介石于7月12日派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北上保定，与宋哲元取得联系，向宋哲元传达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抗战方略，并要求冀察方面“从速切实加紧战备，万勿受欺。”在日本继续增兵华北，不断扩大事态的严重情势下，蒋介石于7月13日又致电宋哲元：“卢（沟桥）事必不能和平解决，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准备对日宣战。这说明，蒋介石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情势发展的判断更全面更准确，抗战决心比宋哲元下得更早。

三、共产党发表全国奋起抗战通电；蒋介石：“我们希望和平，而不苟安；准备迎战，而决不求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大的两个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先后表明了各自的态度和立场。

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即7月8日就发表了号召全国奋起抗战的宣言，通电全国：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同日，中国工农红军朱德、彭德怀等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二上庐山，与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举行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同时，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显示了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合作抗日的诚意！

◆1937年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号召“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命者应该随时准备出动到抗日的最前线”

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对七七事变的态度，坚持外交“谈判”与军事“应战”两手并重的方针。7月8日，当蒋介石得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随即电示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10日，蒋介石又特别提醒宋哲元，在与日方谈判中：“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并急电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这表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由原来的对日妥协开始向对日抵抗的强硬态度转变，也是他抗战初意的表现。

国民政府于7月8日获悉卢沟桥事变后，即于当日下午6时30分由外交部亚洲司科长董道宁赴日本驻华大使馆，向日方提出口头抗议，日使馆参事日高表示“无意扩大卢事”。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正式抗议：（一）日本方面之正式谢罪与处罚负责人员。（二）对于死伤之军民及轰毁之建筑物赔偿损失。（三）防止不祥事件之再发，并要求日本方面之今后保障。11日，针对日军不断扩大侵略行动，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正式声明：谴责日军扩大事态的行径。鉴于直接谈判无效，国民政府于7月16日请英国驻华大使出面“调停”，亦被日方拒绝。

为了揭露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野蛮行径，赢得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指示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于7月16日谒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面交中国政府之“节略”。“节略”指出：“中国政府认为‘此项侵略行为’实属破坏华盛顿九国公约所规定之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同时，将“节略”分别送交美国、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等九国公约签字国。此外，还送交苏联和德国。

◆图为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全文。

蒋介石为防止日本胁迫冀察当局造成“华北特殊化”，指示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于7月16日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政府已通告各国政府，凡日本强令华北当局所缔结之协定非经中央政府核准者，中国概不加以承认。”并决心用一切方法抵抗日本侵略行为。总之，在卢沟桥事变情势不断严重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宣传、外交舆论等方面发动了强大攻势，国民党政府的党、政、军等高官纷纷发表谈话、演说、文告、通电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表示抗战的决心。

特别是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谈话，是国民党对卢沟桥事变的公开表态，正式提出了对卢沟桥事变的基本立场、方针。七七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主持军事训练团，后则召集有青年党、国社党、农民党、村治派、职业教育派、救国会等领导人和社会名流人士参加的谈话会，此前曾于7月16日举行过第一次谈话会，来宾共185人，汪兆铭（汪精卫）、蒋介石同时参加，由汪主持谈话会，会议主题是以抗战共识来展开。17日上午，举行第二次谈话会，先由汪兆铭报告外交状况后，由身兼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长与行政院长双重身份的蒋介石发表重要讲话，他发表了《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讲话，表达了“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讲话结束后，全场鼓掌历数分钟而未歇，并带动此次共同谈话的主题，胡适、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上海律师公会常务委员江一平、北京大学教授崔敬伯、中国国民党中执会委员刘健群、青年党党魁曾琦等分别发言，表示拥护政府一致抗日的决心，会场气氛极为热烈兴奋。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史称《抗战宣言》），其主旨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动员令，一扫蒋介石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采取的不抵抗、妥协政策，极大地振奋了民心，鼓舞了士气，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也给予充分肯定，毛泽东在1937年7月23日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蒋介石庐山讲话，表明应战而不求战、坚定抗战的决心和意志。它极大地振奋了民心，鼓舞了士气，它起到了将全国民众从思想上舆论上凝聚到实行全国抗战的巨大作用。七一七讲话于19日发表后，各地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发出通电，表示拥护国民政府的抗日方针，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此时还在苏州监狱的著名爱国领袖沈钧儒等七人，于7月21日致电蒋介石说：“……义正严辞。不胜感奋，深信在此伟大号召之下，必能使全国人心，团结愈固，朝野步骤，齐一无间，同在钧座领导之下，以趋赴空前之国难。”国外舆论也充分肯定蒋介石的七一七讲话，认为是“蒋委员长可钦之文告”，代表了“南京政府坚强之立场。”

蒋介石庐山讲话是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第一次态度强硬，立场明确的政策宣示，表明了作为执政党最高领导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抵抗外敌侵略的鲜明立场。同时，也表明国民党由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对日“不抵抗主义”的妥协，走上了七七事变以后的实行抗战的道路，标志着国民党军事战略方针和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这也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明显进步。蒋介石也因此大大提高了自己的个人威望，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最为闪光的亮点，为抵抗日寇侵略，促成全国抗战做了一件大有益的好事，值得充分肯定。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达抗战决心。

蒋介石的七一七庐山讲话，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八一三抗战的爆发，蒋介石抗战的方针又有了进一步的转变，最终下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合作抗日的决心，于8月18日就陕甘宁辖区人事、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以及在若干城市设立办事机构、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达成协议。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在南京再次举行会谈，就发表中共中央的国共合作宣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欢迎。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各地方实力派和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华侨等，均积极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毛泽东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给予高度评价：“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面对日军的全面进攻，8月上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其中，第一、第二战区和第五战区一部担任主战场华北防御作战任务，总兵力约70万人。同时，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决定，抽调各省兵力，以全力对日宣战。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前所未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体现了“民族意识胜过一切”的思想，在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产生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图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部于8月14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谴责日本蓄意制造事端，扩大侵略战争，严正指出“……凡此种种，均属侵略我国领土主权与违反各种国际条约，我国处此环境之下，忍无可忍，除抵抗暴力实行自卫外，实无其他途径，今后事态之演变，其一切责任，应完全由日方负之。”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声明和蒋介石的谈话等，对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中国，配合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后及时调整军事部署，进行战争动员，采取相应的对策，为全国抗战的展开，粉碎侵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37年8月22日关于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出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115、第120、第129师和总部直属队，共计4.6万余人。当日，朱德、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向全国人民承诺：“八路军将追随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随后，国共两党两军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先后进行了淞沪、太原、徐州和武汉等战役，共毙伤俘日军25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图谋，迫使侵华日军无奈转入战略相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