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

关于文字的起源，世界各国都有着不同的传说。在原始社会，人们往往认为是神创造了文字。比如我们中国古代就有“仓颉造字”之说，古巴比伦则有“纳布”造字之说。而在古埃及，则认为文字是一位名叫“图特”的神所创造的。图特深受人们的崇拜，在古埃及的神话传说中，他是掌管知识与魔法之神，用奇形怪状的图形记录神的启示，他所创造的文字也是在用图画在传达神的启示，而且教导人们写字、计算、制定历法。

但实际上，象形文字是一种从图画符号演变而来的文字，该名称源于希腊文，是由“神圣”和“雕刻”两个字组成，故含有“神圣的雕刻”之意，其组成的系统即为象形文字。这是希腊人对刻在埃及神庙墙壁和纪念碑上的文字之通称。

象形文字于公元前 3200 年就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有相对完整的语法规则。象形文字按其功能可分为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及限定符号。表意符号，即象形文字的图画所绘的物体与之表达的意思相近或相关；表音符号，即象形文字不代表事物，仅用作发音和注音，用于拼写单词；限定符号，多用于单词最后以表示其之前的符号用于注音，且用于表达文字大意。其中表意符号、表音符号是最重要的。

单个的象形文字即为一幅完整的图画，一个完整的单词的书写是由多个象形文字符号组合完成。单个的象形文字经过组合后，便能成为可译读的文字。不同于其他语言和文字，象形文字的拼读有特定的顺序，需要根据符号书写的朝向按顺序进行拼读。在古王国时代大约有 1000 多个符号，在经典埃及语时期则简化到 700 个左右，不过，到了罗马统治时代又增加到 2000 多个以上。

象形文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符号的形体不断地变化，象形文字的发展演变也证明了人类社会的文字发展的趋势总是由繁到简，由难到易。文字的简化和实用是任何一种文字体系变化的一般趋势，象形文字也不例外。其发展和演变则经历了四个阶段。

1. 圣书体（铭刻体）

最初的象形文字，其表示图画的作用很强。因为其包含众多的生物体形象，所以被称为象形文字。由于这些象形文字主要用于书写在神庙与墓葬墙壁、雕像、石棺、供桌、墓碑上等等，所以后来的希腊人称这种字体为圣书体；又因为早期的象形文字，一般又都是刻在建筑物上的，所以这种字体又叫铭刻体。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埃及的象形文字，就是指象形文字第一阶段的这种圣书体或铭刻体的文字。

此外，在古代埃及，因为文字的使用是有规定的，通常只有神庙的祭司才能使用，所以这些文字在祭司的掌控下，其含义就变得十分晦涩和模棱两可，又因为民间的老百姓一般都看不懂，所以其在民众的心里也显得非常神圣。因此，使用这种字体，一方面可以表示敬重，另一方面也具有装饰作用。有时象形文字不但要将人物或鸟兽的形象画出刻出，还要非常仔细地涂上颜色，所以涂色之后的象形文字，不仅仅具有文字的使用价值，同时也是一幅船精美的彩色画。最后，这种圣书体最晚一直使用到公元 4 世纪的罗马时代。

2. 僧侣体（祭祀体）

圣书体起初是雅俗通用的，但由于它的图画性质比较难写难认，所以其后来就逐渐演变成装饰性的正体，用于比较庄重的场合，多见于神庙、纪念碑和金字塔的铭文雕刻。之后，人们开始对圣书体的符号进行简化。第 1 王朝时期，正草两体并用，不分僧俗。大约在第 5 王朝（公元前 2494-前 2345）时期，逐渐就形成了一种潦草的圣书体，这种潦草的圣书体，主要用于宗教写经，因此就被称之为“僧侣体”。

僧侣体是实用性的草体，其外形跟碑铭体不同，但内部结构完全一致。这是因为古埃及人用毛笔和墨水在莎草纸上写字，工整的正体变成了快写的草体。僧侣体的很多符号已失去了图画性质，多用于商业文件、私人信件和文学作品等。僧侣体最晚使用到公元 3 世纪。

3.世俗体

在后埃及时代，从僧侣体中逐渐发展出来一种更加简化的新字体，叫世俗体。因为该字体主要用来书写世俗文本。最早用世俗体文字书写的文献出现在公元前 650 年。从此之后，圣书体文字用来书写纪念物上的铭文，僧侣体用来书写宗教抄本，其他的文本则用世俗体来书写。希腊-罗马统治时代，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也用世俗体书写，甚至还在石碑上使用。世俗体文字一般用墨水写在纸草上，与僧侣体相比，更加简化，已经不具备图画的性质，一般书写方式都是从右向左书写。

世俗体虽然外形简化了，但内部结构并未改变。在罗马人统治埃及后，公众使用世俗体的情况逐渐减少。最后已知的世俗体文字刻在菲莱神殿墙壁上，可追溯至公元 452 年。此后，随着希腊化，象形文字被表音的希腊字母取代，埃及圣书字衰亡。

4.科普特字体

公元 1 世纪，埃及人皈依了基督教，这就需要将基督教的经典至译成埃及语。于是埃及的基督徒在希腊字母的影响下，借用希腊字母创造了一种新文字，称为科普特文字。科普特文字从希腊字母中借用了 24 个，由于希腊语与埃及语相差很大，一些音无法用希腊字母表示，于是从世俗体文字中借用了 7 个符号，再加 1 个组合字母，共形成了 32 个字母的新文字。到了公元 5 世纪末，科普特文字成为了埃及唯一书写的文字，阿拉伯征服埃及之后，埃及人改信伊斯兰教，科普特文字使用范围显著缩小，11 世纪末之后就不再使用。

象形文字是由图画文字演化而来的一种最古老的字体。与表音文字不同，象形文字属于表意文字。它没有字母，只有成百上千的图形符号，而象形文字就是由这些代表各种不同语音和语义的字符组成的。除了古埃及之外，西亚的苏美尔文、南亚的古印度文以及我们中国的甲骨文等，也都属于象形文字。要掌握这种文字，除了逐字识别、反复练习之外，别无他法。

据统计，写出简单的句子最少需要会 200 个象形文字的字符，再进一步的水平则需要750 个字符，而要想做一个出色的埃及书吏，就得再多掌握几百个字符。所以，古代埃及的学生至少要在学校里学习 12 年，才能够熟练地运用象形文字。

学习文字如此艰难，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知书识字。广大的农民或贫寒人家的子弟没有财力也没有精力读书写字，只有富家子弟才有条件接受长期教育。他们不仅要学习文字，还学习天文、几何、算术、历史和地理等课程，学成之后担任国家各级官吏和神庙祭司。这些掌握了文化知识的人，被称为书吏，他们构成了埃及社会中的知识阶层，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和祭司一起垄断了广大埃及的文字知识。

书吏的书写材料极为广泛，有石头、木头、金属、皮革、陶片、麻布、纸草纸等。纸草纸又称“莎草纸”，是古代埃及人的独特创造，在古代地中海世界颇负盛名，是当时人们最常用的书写材料。纸草纸是用产于下埃及沼泽地的水生植物——纸草制成的，英文paper（纸）这个单词，就是由此而来。虽然纸草纸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纸，但是在当时还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人们将收割回来的纸草先顺其纹路用刀劈成薄片，再把垂直相压的两层薄片粘连起来，经过一番处理之后便成了比较薄而且比较光滑的纸张，数张纸连接起来便成了纸草纸卷，纸草纸具有平、软轻、易于书写等优点，对象形文字向笔画简单、能够快速书写的察司体世俗体文字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纸草纸也易潮易燃，不易保存。古埃及使用过大量的纸草纸，我们现在发现的只是其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

虽然西方学者对古代埃及的文化和历史的兴趣很早就已经开始，但真正的埃及学却是在近代才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从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地释读了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后才开始的。

“埃及学之父”商博良成功地解读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绝非偶然，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条件，有赖于他个人的努力和天分。所谓客观条件，是指当时欧洲人对埃及的兴趣，特别是对埃及古代文化的兴趣，再加上 1798 年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更加推动了这种兴趣的高涨。所谓主观条件，是指商博良本人对埃及古代文字的兴趣和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而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天分无疑帮助了他在这方面作出成就。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

新航路开辟后，英国和法国为了抢占海外殖民地，两个国家逐渐势同水火。此时，法国最厉害的将军拿破仑在欧洲接连打了很多胜仗，也灭掉了很多国家。在结束意大利战役之后，拿破仑为了切断英国对于印度的经济命脉，决定远征埃及。

到了 1798 年，信心十足的拿破仑带领大军从意大利穿过地中海，就到了凯撒曾经征服过的地方——埃及。

而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早在 1517 年就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灭，虽然之后奥斯曼又扶植了一批马穆鲁克贵族，但是埃及作为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此时的埃及虽然是马穆鲁克伪王朝时期，但今时不同往日了，因为此时的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英国及欧洲大陆都已经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且连后来居上的美国都已经独立了很多年，而埃及呢？他们的军队还是停留在过去的马穆鲁克骑兵，人人骑着高头大马，手持大刀，身披盔甲，士气高涨，严阵以待。

结果可想而知，法国军队手持火枪，推着大炮，几通炮弹打了出去，埃及的主力军就直接土崩瓦解、成了炮灰了。

这次拿破仑在金字塔战役和叙利亚远征中，成功打败奥斯曼帝国委任的埃及马穆鲁克集团。因此，拿破仑他也就十分顺利地成了埃及的下一个霸主。

次年，法国远征军在埃及进行军事要塞扩展时，他手下一个名叫布夏贺的上尉军官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罗塞塔（埃及的一个海港城市）附近一座残破的城堡里，意外挖到一座黑色的大石碑，这块石碑接着被送到拿破仑在开罗设立的埃及研究所，给当时的考古学家进行分析研究。因为石碑是在罗塞塔附近的郊外出土的，因此，根据发现地点而命名的这一原则，就命名成了后来著名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

罗塞塔石碑

该石碑是在公元前 196 年矗立的，上部刻有 14 行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部有 32 行古埃及草书，下部有 54 行古希腊文字。后来考证得知，这三种文字写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是古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的诏书。但是，由于其中的文字早被废弃，碑文的内容当时无人知晓。

到了 1799 年秋，法国国内局势发生巨变，拿破仑留下了带去埃及的这支军队，自己则悄悄地返回了法国，并通过“雾月政变”夺取了政权。但是，那支留守埃及的法国军队则在 1801 年和英军作战时因惨遭失败而投降了。

随着拿破仑战争结束，英军大败法军，埃及的占领权也在 1801 年随之转移给了英国。后来法军在埃及发现的文物所有权出现了争议，最后双方通过协商后，由英方保留罗塞塔石碑的实际拥有权，但法方可以保留先前的研究成果和石碑拓印。次年，石碑运抵英国，并以英王乔治三世的名义捐给大英博物馆，从此之后罗塞塔石碑一直被展示大英博物馆中，成为镇馆之宝。

这块石碑虽然最后落入了英国人的手里，但是，好在法国之前就已经复制好了拓片。

罗塞塔石碑的发现，当然引来了很多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的关注和考究。当时一个名叫约翰·奥克布莱德（Johan D. kerblad）的瑞典外交官正在巴黎，他也得到了一份拓片。当时他的身份除了是名外交官外，还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东方学研究者。他对石碑上的希腊文和世俗体铭文进行了比较，成功地在世俗体铭文中认出了全部有关希腊文部分的专有名词。但他没能再进一步，因为他认为象形文字是字母文字，这妨碍了他正确地去释读象形文字。

在商博良之前还有一个人在释读象形文字方面做过努力，也做出过贡献，他就是光的波动说的创始者，英国人托马斯·杨。

他于 1814 年得到了一份罗塞塔石碑铭文的抄本，开始时使用奥克布莱德的象形文字符号字母表。后来他在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古代埃及文字不是字母文字。他还发现，铭文中的希腊文部分有许多重复的文字，他认识到象形文字部分中的椭圆形框子中的字是国王的名字，并猜出了托勒密和伯林尼斯这两个国王的名字。托马斯·杨对语言和文字很有造诣，他曾对大约四百种语言做过比较，并在 1813 年就提出了“印欧语系”的分类，但他也没能再前进一步。成功释读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不是他，而是比他更年轻、比他更努力，在语言方面基础更加扎实的商博良。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1790 年出生于法国南部洛特省的一个小城。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是书商。他本人从小就对东方语言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在语言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

此人天赋有多高呢？

小商博良 4 岁便学会读写法文，年仅 9 岁便掌提了古希腊文和拉丁文。

10 岁时，小商博良便与 22 岁的兄长贾克·乔瑟夫同住在格勒诺布尔市，并结识了著名物理学家与数学家傅立叶。

1801 年，年仅 11 岁的商博良就跟随哥哥进入格勒诺布尔大学，他很快就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表现了罕见的天资，并接着专心学习希伯来文，而且进步也很惊人。哥哥贾克·乔瑟夫当机立断，决定从此尽量引导，以便让弟弟早日崭露头角。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几乎全靠自学的两个人，后来都进入大学授课，且与同时代最重要的学者皆有许多书信往来，并定期参与法兰西研究院的研究工作。

17 岁时，商博良感到没有一部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大事表，不利于历史研究的工作，就自己动手编制了一套有关埃及法老王朝的第一部历史年表。几个月后，他又宣读了自己的成名作《法老统治下的埃及》的导言，听众则是诺布尔大学的全体教师。

1808 年，年仅 18 岁的商博良就获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次年，以不到 20 岁的年纪，便成为了格勒诺布尔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可能是该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吧）。

商博良对埃及的兴趣，最初便是来自那位著名的数学家傅立叶，他曾随拿破仑远征军到过埃及。一天他到商博良家，和商博良的哥哥谈及对埃及的看法，当时小商博良也在一旁，傅里叶悉知他们二人都是古埃及迷，所以便拿出了自己收藏的一些用古埃及文写成的纸草文献，请他和小商博良一起参观。

当傅立叶遗憾地告诉兴致正浓的商博良，纸草上的象形文字还无人可解时，11 岁的商博良便暗下决心要解开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从此，他便开始了艰苦的准备工作。

在小学和中学期间，商博良就通过自学学会了希腊文、拉丁文、古希伯来文、阿拉伯文、阿拉美亚文、科普特文等多种文字。据说，在上中学时他就已经开始着手编纂自己多卷本的《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到中学毕业时，他已准备了该书的个别章节，并拟制了古代埃及的详细地图。到了 1814 年，该书的前 2 卷便问世。在此之前的 1808 年，他得到了一份罗塞塔石碑的铭文的拓本，从而开始了对象形文字的释读。

具有语言天才能力的商博良，不仅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还学会了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古印度的梵文，以及公元 3 世纪以来埃及人用的科普特文等 6 种东方语言。掌握了这些语言武器后，他便能随意阅读各种原始著作，而不必借助翻译作品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托马斯·杨和商博良这两位天才还是有过沟通的，但其故事却充满了戏剧性。

1814 年，商博良分两册出版了《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一书。同年，他写信给英国皇家学会要求让他对罗塞塔石碑作更好的诠释。当时，作为学会秘书的托马斯·杨收到信件后不高兴了，次年做了个否定的回复，说法国的这个提案和英国已有的版本没有太大区别。那是商博良第一次知道托马斯·杨的古埃及文字研究，并且意识到自己在伦敦有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此后，两人的考察和研究工作互相保密，再也没有书信往来。

商博良遵从罗马帝国时代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关于埃及人有 25 个字母的断言，开始从罗塞塔石碑中去寻找。他也和他的前辈一样，从王名、地理名称等入手，逐步地确定了大部分世俗体的字母。同时，他发现，古代埃及人也像阿拉伯人和其他某些东方人一样，忽略了元音，而经常地不将元音写出。他还发现，古代埃及不止 2 个文字系统，而是有 3 个文字系统（象形文字、僧侣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且彼此是紧密相连的。不过，商博良在释读象形文字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过失误和挫折。例如，他也曾认为，象形文字不是文字，而是象征性的；他还曾将埃及的 3 个文字系统出现的顺序弄颠倒，认为最早的是世俗体文字，而后才演化出僧侣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等。但是他很快就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1821 年年底，商博良定居巴黎。这时，他已认识到，古埃及文字是发声的，而不是象征性的，世俗体文字有字母表，象形文字也有字母表。在具体释读象形文字时，他也是从托勒密这个名字开始的。他早已知道罗塞塔石碑上的这个名字在世俗体的部分中用的是什么符号，他也知道在哪个王名圈中的象形文字与这个名字相符。而且，这个时候他已掌握了介于象形文字和世俗体文字之间的僧侣体文字的很多符号。他不仅认出了托勒密这个名字，而且用世俗体文字、僧侣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的符号将其写了出来，证明了托勒密这个名字中的 7 个象形文字符号是发声的，而且知道了每个符号发什么音。后来，他又获得一份双语言铭文，当中不仅有托勒密的名字，而且还有克娄奥帕特拉的名字。他先用僧侣体符号替换出托勒密这个名字的世俗体符号，而后又替换出它的象形文字符号。他还尝试读出了克娄奥帕特拉这个名字。但这两个名字都是希腊人统治埃及时的国王的名字，那么，在此以前的埃及人的国王是否也使用这些符号呢？

1822 年 9 月 14 日，商博良得到了一份有图特摩斯和拉美西斯名字的铭文，并释读出来，这两个人比希腊人统治埃及的时期早了1000 年。这说明，古代埃及人也是用象形文字来写他们的名字的。这样，商博良就成为现今已知自罗马人统治以来第一个用古代埃及原来的语音读出古代埃及法老名字的人。

1822 年 9 月 24 日，在《关于象形文字语音学的字母——给达希尔先生的信》中，年仅 32 岁的商博良系统地报告了破译罗塞塔石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成果，此举也正式奠定了埃及学的研究基础，从而宣告了真正意义上的埃及学的诞生。不过在当时，商博良还只是读懂了部分的词和一些句子，大量的象形文字其实尚未被完全释读；而且，当时他的成就也还未被人们所普遍承认。

不过即使如此，和许多有眼光的同行一样，托马斯·杨也还是公开赞扬了他的工作。

此后，商博良并未停下对象形文字的深入研究，随后几年间，他前往剑桥、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罗马、日内瓦和里昂等地的多个博物馆，考究了数百处石碑、雕像、木乃伊、莎草纸上的古埃及文字，不停地抄写铭文、临摹石碑，并且收集了大量研究所需的素材。今天法国国家图书馆里依然珍藏着商博良许多手稿，包括考古工作地图、文字解读笔记等，其中有不少与埃及文字相关的手绘图，以及他临摹的石碑、雕像甚至石棺描本。

1828 年，商博良带领一支联合考察队来到埃及，开展实地考察，为期两年，从而有机会亲自验证对象形文字所做的推论，许多考察成果被后人整理在 1845 年出版的《埃及和努比亚的遗迹》文献集里。

最后，商博良在前几位文字学家的研究基础上，前后用了近 20 年的时间，终于在 1830年完全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这对当时诞生不久的埃及学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不过，好景不长，两年之后，也就是 1832 年 3 月 4 日，年仅 42 岁的商博良就因勤劳成疾而辞世。而他的老朋友兼老对手托马斯·杨也先早已先于他 3 年而辞世。

直到 1866 年，一份新的双语言铭文被发现并被释读——也就是坎诺普（Canopus）敕令，商博良的成就才被世界所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