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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刘],黄龙元年(前49年)嗣位,在位十七年,庙号高宗。
汉元帝,刘](前75─前33),宣帝子,母为许皇后。黄龙元年(前49年)嗣位,在位十七年,庙号高宗。
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通音律,少好儒术,为人柔懦。他反对宣帝「用法太深」,建议任用儒生。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德教。」因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因太子为宣帝在民间时所娶之许皇后所生,不忍废黜。宣帝临终遗诏以史高、萧望之、周堪共同辅政,其中史高就是外戚。
元帝初政,萧、周与给事中刘向、侍中金敞同心谋国;宦官弘恭、石显掌管中书,与史高结纳,排斥萧、周等。元帝虽然尊重萧、周的德望(萧为元帝当太子时的师傅),但不明是非,被弘、石所欺蒙,终于将周堪、刘向等免职,萧望之被逼自杀。
弘恭死后,任石显为中书令。元帝多病不常视政,政权就完全落到石显及其党徒之手,「宣帝中兴」之业遂致衰落。
姓名:刘]
出生:元平六年(前75)
属相:马
卒年:竟宁元年(前33)
享年:43岁
谥号:孝元皇帝
庙号:高宗
陵寝:渭陵
父亲:刘询
母亲:许平君
初婚:18岁前,配偶司马良娣
配偶:5人,皇后王政君
子女:3子,2女
继位人:刘骜(汉孝成帝)
最得意:以儒治国
最失意:威权旁落
最不幸:司马良娣早逝
最痛心:昭君远嫁
最擅长:柔仁好儒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西汉开始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阅批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
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前47年),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
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k(yíng,竹笼),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
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业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阅批机构。
五凤元年(前57年)正月,太子刘]18岁,宣帝为他举行了冠礼,这标志他已成年了。五凤四年(前54年),他最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临死前,她哽咽着对太子说:“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宠爱,妒忌诅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刘]对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愤成疾,闷闷不乐,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门外。
王皇后对此焦虑不安,赶快报告给汉宣帝。宣帝听说太子迁怒于众位姬妾,也不好强拗其意,为了使儿子重新振 作起来,便让王皇后从自己宫中挑选一些可令太子欢娱的宫女,以顺畅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选,找了五位“家人子”(无职号的低等宫女),排成一行,让太子刘]自择中意之人。这时刘]还沉湎于对司马良娣的哀思怅想中,瞧也不瞧面前这几位姑娘,又不耐烦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赶快应付了事,把手一挥,说:“这里边有一个人还可以吧。”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最近,又穿着与别人不同的绛色袍服。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令掖庭令把这幸运儿送入太子宫。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内殿。也许是皇太子多时未与女人接触吧,现在偶然见到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含嗔带娇地向他走来,不免触动情欲,便一夜风流。没想到的是,王政君竟怀了孕。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王政君生下嫡皇孙。汉宣帝见帝国有了继承人,喜出望外,亲自给孩子起名叫刘骜。骜者,千里马也。可见老皇帝对这个孙子寄予多么大的厚望!从此,老皇帝常常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刘]得遇王政君纯属偶然。但是,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这一幕对王政君一家和西汉王朝都事关重大。
本来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信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匡正”是什么呢?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实行人治。孟子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于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这就是元帝朝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本来身体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宣帝时期,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西汉“单于天降”瓦当最后形成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对立。在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
平灭郅支
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支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且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建昭三年(前36年),新一任西域太守对匈奴发动攻击,获得大胜。
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以后近40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中西交通也畅通无阻。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
昭君出塞
郅支被杀之后,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第
三次入长安朝汉,并表示愿娶汉女为阏氏。元帝也愿意用婚姻的形式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以宫女王嫱配他为妻。
王嫱,字昭君,西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昭君虽然仪容雅丽,举止端庄,但因未受皇帝封诰,所以在后宫的地位极其卑微,不受重视。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宫女一样,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但当历史提供机会时,她主动请行,自愿远嫁匈奴。在临行前举行的欢送仪式上,元帝见昭君丰容靓妆,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不禁大为悔恨,很想把她留下,但又不便失信,只得让她随呼韩邪出塞而去。
昭君这位胆识不凡的汉家宫女,为促进汉匈民族团结,自愿出塞履行政治联姻,成为名垂青史的杰出妇女。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从此,汉匈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长达150年的汉匈冲突,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而昭君出塞则好似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几十个字,但在稗官野史中的记载却非常多,而且更富于传奇色彩。《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段传说:“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由于画工毛延寿的卑劣行径,误了昭君的青春,害得她背井离乡,远嫁异域。
另据东汉文学家蔡邕《琴操》记载,昭君嫁到匈奴后,心思不乐,作下了一首诗歌,后人称为《昭君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这首诗很可能是伪托之作。又传,昭君还写了一封信给元帝。信的内容如下:“臣妾幸得备身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窜异域。诚得捐躯报之,何敢自怜?独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结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怜之。”据说元帝得书,大为动情,转而恼恨画工从中作梗,穷究其欺君之罪。画工毛延寿等五人“同日弃市”,一时京城画工几乎绝迹。王安石在他的《明妃曲》中写道:“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他一反以往归咎毛延寿欺君的正统观念,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汉元帝。
汉代出塞和亲的女子比比皆是,而且大多是金枝玉叶的宗室公主。但她们的为人行事,很快都随着历史的长河流逝了,唯独“良家子”出身的昭君却流芳千古,人们怀念不已。1963年,董必武同志作了一首咏昭君的诗,镌刻在昭君墓前的石碑上:“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不仅肯定了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也肯定了汉元帝的历史眼光。
刘]多才多艺,能写一手漂亮的篆书,至于弹琴鼓瑟、吹箫度曲、辨音协律等等,无不穷极其妙,令人叹为观止。然而他太过拘谨,优柔寡断,信用宦官弘恭、石显等,统治期间,自然灾害不断,社会危机日深,土地兼并之风盛行,于是昭宣二帝的中兴之业就开始衰败了。仅举一例:刘]60多岁的师傅、“当世名儒”萧望之,因石显进谗言而被逼自杀。其时刘]正在用午膳,听到这个噩耗后泪流满面,饭也吃不下去了,立即召来石显严厉责问,石显吓得摘掉帽子,磕头不止。那时候刘]即位才两年,从那以后直到自己病死的十三四年间,刘]每年都要派使者到萧望之的坟上去祭奠。然而,害死师傅的石显呢?刘]却没有任何处罚,没有任何惩治。司马光说他“容易受欺骗而难以醒悟”,一点不错,这是个典型的昏君。这个昏君坚定地认为“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即作为一个宦官,你既没有骨肉之亲,又没有姻族之累,不就可以集中精力、专门为我这个皇帝服务么?这样的人难道还不值得我信任么?因此事无大小,都交给石公公去处置。可笑,“柔仁好儒”的汉元帝早已忘记了秦朝赵高的教训。然而,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却没有像后世两个同样多才多艺的皇帝李后主与宋徽宗一样,成为敌国的俘虏而死于非命。为什么?有昭宣中兴的底子,大汉王朝毕竟还有比较雄厚的实力,与李后主、宋徽宗时期的南唐北宋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正是在汉元帝时期,大汉王朝曾经的强敌匈奴分崩离析,其北方的一支――郅支单于一部被汉朝歼灭,南方的一支――呼韩邪单于也表示臣服。同属昏君,你能说刘]不幸运么? 不过话说回来,所谓“幸运”,也只是与那几个非常凄惨的帝王相比而已,其实,他也有“不幸”的一面。平心而论,汉元帝刘]之所以成为一个昏君,也有客观因素,那就是身体一直不好,没有精力处理国家大事。石显之所以能够长期弄权,《石显传》上说:“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那个“是时”究竟是什么时候呢?紧接着该《传》又说,初元年间,萧望之等人弹劾石显“专权邪辟”。“初元”是汉元帝即位后的第一个年号,这个年号用了5年。也就是说,他刚即位的第一个5年时,二三十岁,身体就不行了。刘]30多岁时,有个叫张博的外戚写信给刘]的弟弟淮阳王刘钦,说“陛下春秋未满四十,发齿堕落”,显然一点也不夸张。想想看,不满40岁的盛年,头发脱落倒也罢了,连牙齿也掉了,怎不令人心生怜悯之情!难怪他40岁后没几年就“驾崩”了。
说汉元帝不幸,也指他的婚姻。当他还是皇太子时,按照规定,姬妾就有十来个,而他最宠爱的是司马良娣。不幸的是,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司马良娣就一病而逝,临终前她悲伤地对刘]说:“我的死并非寿数已尽,而是其她那些良娣、良人们嫉妒我,轮番诅咒的结果啊!”那一年刘]才25岁,对这话深信不疑。司马良娣死后,刘]伤痛欲绝,大病一场,病好以后也一直闷闷不乐,而且痛恨那些姬妾,一个也不肯见面。时间一长,连汉宣帝也知道儿子仇视自己的姬妾,为了帮助儿子 影视形象
从痛苦中解脱,就命令王皇后挑选几个出身良家、年轻貌美的宫女去服侍皇太子,以求博得太子的欢心。王皇后挑选了王政君等5人,并乘太子来拜见父皇时,叫人悄悄地问太子:“这几个宫女怎么样?”太子由于思念司马良娣,对她们一个也不感兴趣,然而既是皇后派人询问,只得勉强答道:“其中一个还可以吧。”当时王政君坐得离太子最近,又独独穿了一件与众不同的、镶着绛色边缘的掖衣,那人以为是指她,就禀告了王皇后。王皇后立即令人将王政君送进太中,当上了太子妃,不久生下儿子刘骜,这就是后来的汉成帝。堂堂大汉王国的皇太子,能够如此钟情于一个“良娣”,令人顿生怜悯之情;而他最心爱的这个“良娣”却又不幸早逝,使“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刘]几乎对所有美女都丧失了兴趣,不也是一种不幸么! 时间是医治心理创伤的良药。刘]做了皇帝后,嫔妃自然远远多于做太子时的姬妾。于是又有两个嫔妃获得了刘]的宠幸――一个姓傅,一个姓冯。傅氏原来是昭帝太皇太后上官氏身边的一个才人,刘]当了皇太子后,她又去服侍刘]。她“为人有材略,善事人”,也就是说,很有心机,很能处人,上至地位比她高的姬妾,下至普通宫女,都处得很融洽。每当宫中有什么祭祀活动,她都以酒酹地,祝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大概后来刘]也认为:这么善良的女人,肯定不会诅咒公孙良娣吧,对她也渐渐地产生了好感,后来傅氏又生了儿子刘康,于是被封为婕妤。冯妃则是刘]即位后入宫的,在生下皇子刘兴后,也被封为婕妤。后来,汉元帝又特意在婕妤之上、皇后之下设一女职“昭仪”,授给这两位替他生了皇子的爱妃,所谓“昭仪”,昭显其仪也,是后宫妃子们的辉煌榜样也。除了皇太子刘骜外,刘]就只有这两个儿子:刘康被封为定陶王,刘兴被封为中山王。王政君虽然贵为皇后,却“无宠”――汉元帝并不爱她;她的儿子作为嫡长子,虽然被立为皇太子,却“颇有酒色之失”,酗酒而又好色,怎堪承担“革命接班人”的重任?而定陶王刘康呢,却与父皇一样多才多艺,尤其是精通音律,堪称父皇的“知音”,与母亲傅婕妤都受到汉元帝的宠爱。当刘]生病时,傅婕妤又很得体地带着儿子一直侍候在身边。接下然而然地,刘]开始考虑更换皇太子了。只是由于汉宣帝生前很喜爱这个他唯一见到的孙子――皇长孙,孝顺的汉元帝不愿违背父皇的遗愿,也由于大臣史丹等人的坚决反对,刘骜才算保住了太子之位。刘康于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封王,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病逝,估计只活了20岁出头;刘兴于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封王),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病逝,大约活了30来岁。皇子的优越条件与优厚待遇,却没能使汉元帝的这两个儿子长寿。不过,这两位王爷的儿子却都“幸运”地做了皇帝:刘康的儿子刘欣继汉成帝之后成为汉哀帝;刘兴的儿子刘b继汉哀帝之后成了汉平帝,这是后话了。
再来说说汉元帝的这两个宠妃。公元前38年,汉元帝刘]到虎园欣赏野兽搏斗,后宫的那些嫔妃们都陪坐于侧。正看得热闹的时候,突然一只黑熊逸出圈外,攀上栅栏,直扑人们坐着观看的殿阶之上。傅昭仪与众嫔妃尖叫一声,惊慌逃避;唯独冯昭仪挺身而上,毫不畏惧地挡在黑熊面前――当然,有惊无险,负责保护皇帝安全的武士们迅速地赶过来,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格杀了黑熊。惊魂稍定后,刘]问她:“大家都惊慌而逃,你为什么敢于上前阻挡?”冯昭仪答道:“猛兽抓住一个人后,就会停止攻击其他人。我担心黑熊直扑陛下的御座,情愿以身承当。”刘]赞叹不已,对冯昭仪也倍加敬重。而同为昭仪,傅昭仪羞愧之余,也暗暗地恨上了冯昭仪。 汉元帝死后,傅、冯二昭仪都去了儿子的封国,傅昭仪成了定陶王太后,冯昭仪成了中山王太后。汉成帝死后,傅昭仪的孙子刘欣成了汉哀帝,傅昭仪更一跃而成为大汉王朝的太皇太后了。而中山冯太后呢,她的儿子刘兴死后被谥为中山孝王;刘兴有一个儿子,当时还不满周岁,嗣位为王,当时称为“中山小王”。可惜这个小王爷患有“眚(音shěng)病”,大概相当于“先天性心脏窄狭症”吧,古时候又叫“肝厥”,发作时嘴唇、手足、十指皆青。冯太后亲自抚育这个幼孙,除了求医用药外,还不断地求神问卜、祭祀祷告。汉哀帝即位后,倒也很关心这个堂弟,特派一个中郎谒者――即宫廷的礼宾官张由,陪同御医前往中山国,替中山小王看病。不料这个张由患有癫狂病,到了中山国后突然发作,一霎时怒不可遏,任谁也劝阻不住,自个儿返回了长安。朝廷质问他擅自离开中山国的原因,张由恐惧异常,诬告说:“中山太后诅咒皇上与傅太后,我这才急急赶回来奏报。”这一诬陷正合傅太后之意:多年前的积怨,这下子可有了报复的机会了!立即派御史丁玄前往中山国调查。丁玄将中山国的官吏以及冯家的兄弟们100多人分别关进洛阳、魏郡、巨鹿等地的监狱中,一直查了数十天,也没有查到任何真凭实据。傅太后见丁玄不管用,又派亲信宦官、中谒者令史立取代丁玄,会同丞相府的一个长史,共同继续调查。史立受傅太后指使,希望因此案而立大功、封侯爵,因此特别卖力。冯太后的妹妹冯习、守寡的弟媳君之等都受到严刑审讯,因牵连此案而死于酷刑之下的及被迫自杀的数十人。终于有个叫徐遂成的医生受刑不过,诬陷道:“冯习与君之曾经对我说:当年医生修氏治好了汉武帝的病,不过只得到些钱财赏赐;你治好了当今皇上的病,自然也不能封侯。倒不如杀掉皇上,一旦中山小王做了皇帝,你还愁不能封侯么?”这就是十恶不赦的谋反、谋大逆之罪了!史立大喜,又拿着徐遂成的供词去责问冯太后。冯太后自然不承认。史立讥讽道:“当年黑熊上殿时你是多么地英勇,而今天为什么又如此怯懦?连证据确凿的罪行也不敢承认呢?”审判既在中山国中,贵为中山太后的冯氏估计尚有一定的自由,她回到自己的住处后对身边的人说:“黑熊上殿的事情已经隔了元帝、成帝两世,宫廷秘闻,史立这么一个小吏怎么能够知道?这不是明摆着皇宫中有人陷害我、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么?我不死,她怎么肯罢休?”说完,就服毒自杀了。她的妹妹冯习与丈夫、儿子,弟媳妇君之,还有小弟弟宜乡侯冯参等亲属,有的自杀了,有的被砍头,一共死了17人;冯参的女儿冯弁是中山孝王刘兴的王后,也被废为庶人。“揭发”有功的张由则赐爵关内侯,办案有功的史立也被提升为中太仆。这是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的事,距“黑熊事件”已经32年了。 冯太后等人的冤死,深受人们同情,司隶孙宝请求皇上重新调查此案。傅太后勃然大怒道:“皇帝设置了司隶一职,就是为了监察我么?姓冯的贱人谋反一案已是铁证如山,你孙宝却吹毛求疵,故意宣扬我的所谓恶行!好吧,既然姓冯的是冤枉的,那就是我诬陷了好人,你赶快来治我的反坐罪吧!”汉哀帝怎么敢治嫡亲奶奶的罪?为了安慰奶奶,又将孙宝打入天牢。尚书仆射唐林不服,上书抗争,又被哀帝以“朋党比周”的罪名远远地发配到敦煌。直到大臣傅喜、龚胜一起上书“固争”,汉哀帝才请示了傅太后,释放了孙宝,并让他官复原职。傅太后病死于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第二年汉哀帝也病死了。直到这时,冯太后的案子才被翻了过来。因为此案而受封赏的张由与史立,由于是在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之后,才算没有受到严厉处置,只被免为庶人,远远地发配到广东合浦去充军。 汉元帝大概没有想到,他没做皇帝的两个儿子,竟然都只活了二三十岁;也没想到,受他宠爱而又“善良”的傅昭仪竟然心狠手毒,包藏祸心,害死了冯昭仪;更没有想到,受他宠爱而又敬重的冯昭仪,结局竟然如此之惨。
研究发现汉元帝就是乾隆的前世。详细考证以后我在本文将逐渐添加。根据这个发现,传说中汉元帝和王昭君的爱情故事,以及昭君出塞途中致书元帝,以及元帝悔恨交加,不久竟然为此憔悴死去等等传说,似乎都有根据可考了。因为这两个人的缘分从夏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模式大同小异。乾隆也为梅妃的死悔恨交加,后来想尽方法补偿,和元帝之于昭君的感情相同。
匈奴单于与昭君的姻缘则是来源于夏朝桀与妹喜的前缘。王昭君自请出塞,远嫁蛮荒的匈奴,跟随单于左右。这个情节,与妹喜助商亡夏之后,毅然向成汤和汤的重臣宰相伊尹请行,跟随亡国夫君夏桀一起被流放到蛮荒的南巢是完全相同的情况。这里汉元帝就是妹喜的情人伊尹转世,想必当年妹喜的决定也令伊尹肝肠寸断。妹喜和夏桀一起在荒野中饥寒交迫而死,这种生死相随,不离不弃的爱情,造就了昭君与夏桀的转世匈奴单于再续前缘。在三国的后世,与昭君一世相反的是,不是单于从元帝那里夺走昭君,而是汉元帝的转世董祀迎娶昭君的转世归汉的文姬,从单于转世的左贤王那里夺走了文姬,恰是和昭君那一世的情形颠倒了位置。这样似乎弥补了汉元帝与昭君的阴差阳错的遗恨,在文姬那一世两人终结连理。
汉元帝曾经用庙号高宗,乾隆则是清高宗,这是一个吻合。两人关系的模式,都是男的辜负女的,也是一致。两个皇帝,都是重视提倡儒学,因此这两个朝代都是到了他那个时代达到顶峰,而且也是从他开始衰落。汉元帝的父亲宣帝曾经说“乱我家者,必太子也”,对他十分不满。而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元帝宠外戚,宦官,导致王莽篡位,西汉从此逐渐走向灭亡。这句话,对乾隆大概也很合适,他好大喜功,盲目自大,宠爱贪官,满清的全盛到了乾隆后期已经极为衰落了,国库空虚。汉元帝时代,豪强大地主兼并之风盛行,中央集权逐渐削弱,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又由于汉元帝过于放纵外戚、宦官,最终导致西汉的灭亡。而乾隆时代,对和绅的专宠,助长官吏贪污之风, 政治日趋腐败。土地兼并激烈, 阶级矛盾激化。这两个皇帝为政有极其相似之处。
元帝的前世今生除了做皇帝时用“高宗”为号是一个轮回线索,另外一个线索是在名号中使用“元”和“全”字,表示这个人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完美无缺。他的前世夏末的伊尹号称“元圣人”,商末周的谋臣姜子牙自号全智全能的圣人,他的一个唐朝的转世起名“元缜”,到了乾隆朝自称“十全老人”。此人能文能武,才智过人,但是过于自负自满。
王昭君出塞不久,汉元帝就病入膏肓。竟宁元年(前33年)五月,元帝去世,在位16年,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咸阳城北5公里处渭城区周陵乡新庄村。汉元帝刘]墓。刘](前76~前33),汉宣帝刘询之子,27岁称帝,在位16年。初期尚能选贤任能,废除汉初以来为帝陵设邑城的制度。后因外戚与宦官交结作乱,结束了短暂的中兴局面。陵冢为覆斗形,底部周长640米,高27.5米。陵西北500米处有王皇后墓。陵东北500米处有28座陪葬墓,排列有序,东西4行,每行7座,俗称”二十八宿”。南边一组陪葬墓原先可能有7座,又叫”七妃冢”。现存陪葬墓18座,主要陪葬者有王凤、王莽妻和冯奉世等。1996年在陵北500米处出土了一批玉器文物,有玉马、玉狮、玉熊、玉辟邪、玉鹰和玉俑头等,堪称稀世珍宝。
六月,皇太子刘骜即皇帝位,是为孝成帝。
家庭
王皇后
汉成帝刘骜
傅昭仪
平都公主
定陶恭王刘康
冯昭仪
中山孝王刘兴
卫婕妤
平阳公主
司马良娣,元帝为太子时的宠妃,红颜薄命,早卒
汉元帝皇后王政君
王政君曾许配两次,但两次都是许配后对方便亡故了。算命先生说她”贵不可言“,由此她父亲便不再将她许配别人,而是让她接受特别的教育。
她十八岁被选入宫,入宫的那一年,正巧皇太子最宠爱的董良娣死了,从此不再理会姬妾,皇后便在宫女中选了五人让太子挑选,太子拗不过皇后的好意,勉f:其中有一个还不错。刚巧王政君坐在太子身边,而且服色又与其他几人不同,皇后以为是她,就命人将她送到太子的寝宫。
太子虽然有十数个姬妾,然而从来没有人生过孩子,而王政君却一下子就怀了孕,并且生下了一个男孩。宣帝死后,太子即位,既元帝,她的儿子被立为太子,她也被册为皇后。使得王氏外戚登上了西汉的政治舞台,为日后的王莽篡汉,埋下了伏笔。
元帝驾崩,成帝即位,她被尊为皇太后,从此王氏家族靠着太后的庇护,把持朝政,逐渐架空了皇帝。
成帝无子,先立侄子定陶王为嗣。成帝驾崩,定陶王嗣立(h哀帝)。哀帝崩,再立九岁的中山王(平帝)为皇帝。
平帝年幼,身体又不好,太皇太后临朝,政权全部交给王莽。为了当皇帝,王莽毒死了平帝,又命人制造舆论,逼太皇太后交出玉玺,改国号为 周
太皇太后虽大骂王莽,却也无可奈何。自此,王政君在愧恨中度过了她的余生。
班固
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汉书・元帝纪》
宋 洪迈 《容斋随笔――汉唐三君知子》
英明之君,见其子有材者,必爱而称之。汉高祖谓赵王如意类己,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谏而止。宣帝以淮阳王钦壮大,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材,数嗟叹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为嗣,而用太子起於微细,且早失母,故弗忍。唐太宗以吴王恪英果类我,欲以代雉奴。其后如意为吕母所戕,恪为长孙无忌所害,钦陷张博之事,殆於不免。此三王行事无由表见。然孝惠之仁弱,几遭吕氏之覆宗;孝元之优柔不断,权移於阍寺,汉业遂衰;高宗之庸懦,受制凶后,为李氏祸尤惨。其不能继述固已灼然。高祖、宣帝、太宗盖本三子之材而言之,非专指其容貌也,可谓知子矣。彼明崇俨谓英王哲即中宗也。貌类太宗,张说谓太宗画像雅类忠王,即肃宗也。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材言之,中宗之视太宗,天壤相隔矣!汉成帝所幸妾曹宫产子,曰:「我儿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而况於婴孺之状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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