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伯鲁个人资料简介

易伯鲁，(1915年――2009)我国著名鱼类生态学家、中国知名的鱼类生态学家，武昌鱼的命名人，中国最早研究浮游甲壳动物的学者，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学专业，先后就职于北平动物研究所、中央动物研究所，1971年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调入华农后一直任教于华中农学院。是水产学院水产系的创始人之一，水产养殖学科的奠基人。

个人档案

　　姓名：易伯鲁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15

　　国籍：中国

　　朝代：现代

　　籍贯：湖北汉阳

　　民族：汉族

　　身份：生态学家

个人履历

　　原华中农业大学水产系主任、武汉市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华农支社支委。

　　出生于湖北汉阳县(今武汉市蔡甸区)。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曾在昆明粤秀中学任生物教员一年，后入原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抗战期间迁昆明)任助理员，从事滇池浮游生物的研究。

　　1945年转入重庆北碚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进行鱼类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随所往上海。

　　全国解放后，在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单位继续从事鱼类研究工作，任助理研究员，曾兼任所务秘书两年。

　　1956年任副研究员

　　1959年起任鱼类研究室副主任，鱼类资源组组长。

　　1971年调入华中农学院(华中农业大学前身)，参与创办水产系，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等职。

　　易老90华诞的时候，毕业学生重聚母校为他祝寿，以表达他对水产学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的崇敬之情。

　　2009年1月8日上午，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5岁。

个人生平

　　1945年，易先生在滇池工作仅一年时间，就完成了我国第一篇枝角类和桡足类的研究论文“滇池枝角类和桡足类的研究”。

　　1955年，在梁子湖工作站工作期间，发现了鲂属鱼类一新种，定名为团头鲂，这就是家喻户晓的“武昌鱼”，为全国池塘养殖增添了新的优良种类。

　　1957-1958年在中苏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期间，作为中方负责人，他主持了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工作，发现了10种该流域在苏联境内未曾报道过的鱼类。

　　1959-1968年，参加和主持了长江干流的鱼类生态调查，查清了长江干流草、青、鲢、鳙四大家鱼产卵场的分布、规模和产卵条件和自然环境特点，为科学利用和有效管理长江四大家鱼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1988年根据以前所做工作和水生所其他同事后期所做的工作，又整理出版了《葛洲坝水利枢纽与长江四大家鱼》专著，该专著已成为江河鱼类产卵场和早期资源调查方面的经典之作，被美国同行看作是研究四大家鱼资源的范本，因而被翻译成英文，挂在阅批研究机构网站上供读者下载和参阅。

　　在葛洲坝是否修建过鱼道设施的问题上，根据大量研究数据和相关文献的分析，与其他专家一起提出了不必修建过鱼道的建议，并最终被采纳，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巨额建设资金，并每年可为国家增加数以亿计的水电收入。作为知名鱼类生态学专家，曾担任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和副秘书长，中国鱼类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并被聘为国家科委水产组组员。

基本介绍

　　易先生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与其他同事一起，为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担任水产系系主任期间，面对师资力量薄弱的情况，担负起《水生生物学》、《池塘养鱼学》、《鱼类生态学》、《专业英语》等四门课程的教学和教材编写任务，以及研究生《鱼类学文献选读及检索》课程的教学任务。

　　1982年，由其编著的国内首部鱼类生态学教材――《鱼类生态学》问世，相继被许多院校相关专业翻印作为教材使用。1984年开始招收培养水生生物专业硕士研究生，为水产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为师长，言传身教，堪为楷模。他所培养的学生中有许多已成为国家阅批部门、科研教学结构的中坚力量。他的学生仰其为人，受其感召，捐资设立了以他命名的“易伯鲁奖学金”，资助了一批优秀学生。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他参加了由当时中共南京市委和湖北省委领导的外围革命组织“首都平津学生抗日救国宣传团”，在湖北省黄冈地区农村、矿山和河南信阳等地进行了历时八个月的抗日宣传。解放后，易先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上海就加入了党的统一战线组织――九三学社，先后任九三学社武汉市第三和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湖北省筹备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届(1986)委员会常委，1991年起历任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顾问，作为九三学社华中农业大学支委，为九三学社华中农业大学委员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为科学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易先生积极参政议政，曾作为武汉市武昌区第六届人大代表，武汉市第六至第八届人大代表，湖北省第四届政协委员，为武昌区、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发展和建设出谋划策。

亲历文革

　　70年代，“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等“极左”的口号在中国广为流传。“造反”成了工农兵学员的特权，教师、学校领导干部面临着被“改造”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华农的实际情况相对和平、安定。

　　“造反的情况实有发生，但不多。工农兵学员提出非教学方面的要求，找行政干部闹。情节严重的就发展成为校内游行。”易老回忆起曾亲历过的一次“造反”，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养鱼实验课上，一个工农兵学员带头提出不合理要求，并以罢课相要挟，易老耐心地劝说却依旧无济于事，不听劝说的学员掉头便走，眼看已经走到门口了。“课堂上还坐着其他学员，他们只是试探地在一旁观望。如果控制不好，随时都可能发生罢课。”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易老厉声喝道：回来！闹事的学员怔住了，在耐心劝说下，最终返回课堂。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只是做了一名老师该做的事。”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部分教师、干部的思想局限于“可以管的怕管，不该管的瞎管”的荒谬理论。虽然老师的处理方法与态度对事态的发展影响重大，但也不难窥出，那个年代，教师的地位与价值是得不到体现的。

　　动乱的“文革”在易老淡淡的叙说中远去，但其影响却铺成他心中不灭的记忆。“文革的动乱时期，工农兵学员弥补了高校无生源的断层，遏制了瘫痪格局的形成。就工农兵学员自身来说也是一个夯实基础、积累知识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u2018文革u2019留下了不少国家发展的启示与教训，随后中国飞速发展的20年，应该说也有u2018文革u2019的一份u2018功劳u2019。”

科学研究

　　易先生一生热爱科学，尊重科学，对待科研工作，从不挑肥拣瘦，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精益求精，不计名利，从不畏苦，甘之如饴。无论长江、黑龙江、还是在滇池，梁子湖、太湖，都留下了易先生忙碌的身影，追求的足迹。

　　对待科学问题，易先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畏权威，不惧压力。在葛洲坝是否修建过鱼道设施的问题上，根据大量研究数据和相关文献的分析，与其他专家一起提出了不必修建过鱼道的建议，并最终被采纳，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巨额建设资金，并每年可为国家增加数以亿计的水电收入。作为知名鱼类生态学专家，曾担任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和副秘书长，中国鱼类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并被聘为国家科委水产组组员。

(在长江修建葛洲坝的时候，是给鱼儿留了条“过鱼道”的，这也是基本人性的表现，虽然最终证明无用：袁传宓是生物学家，南京大学生物系的一个老师，为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忙碌了一辈子。在我的专业领域――景观生态学上有一个词叫生态廊道，许多甲方在看我们所做的规划的时候，常为这个词汇而困惑不解。我经常用1/3的汇报时间去给甲方解释这个词，是留给动植物的生存通道，希望开发商在大刀阔斧的同时能够给鸟儿、鱼儿留一些生存的空间。扯远了。在长江修建葛洲坝的时候，是给鱼儿留了条“过鱼道”，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廊道”。每年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是要到上游产卵的。可是“过鱼道”是没用的，鱼不听人的命令，鱼有鱼的规矩。近年来，耳畔总是听到关于长江许多珍惜鱼种灭绝的消息，是因为人类的一己之利而剥夺了鱼儿为父为母的权利。袁传宓是应该被人们记住的，他每年都带着几个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认本能的鱼儿一桶一桶的运过坝去。就这样袁先生忙碌了一辈子，为鱼儿，为鸭子，为了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为了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精神，为了子孙后代的未来。 )

　　易先生为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担任水产系系主任期间，面对师资力量薄弱的情况，担负起《水生生物学》、《池塘养鱼学》、《鱼类生态学》、《专业英语》等四门课程的教学和教材编写任务，以及研究生《鱼类学文献选读及检索》课程的教学任务。1982年，由其编著的国内首部鱼类生态学教材――《鱼类生态学》问世，相继被许多院校相关专业翻印作为教材使用。1984年开始招收培养水生生物专业硕士研究生，为水产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为师长，言传身教，堪为楷模。他所培养的学生中有许多已成为国家阅批部门、科研教学结构的中坚力量。他的学生仰其为人，受其感召，捐资设立了以他命名的“易伯鲁奖学金”，资助了一批优秀学生。

　　1982年，由易教授编著的国内首部鱼类生态学专著――《鱼类生态学》问世。80年代中期，图书馆订了4~5种外国水产专业杂志。水产系的发展局面日益明朗，学科建设发展逐步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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