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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1885-1940),乳名宋室,字明轩,汉族,山东乐陵县赵洪都村(今属乐陵市)人。酷爱读书,敦厚沉毅、不苟言笑、处世谨慎,生活简朴、作风朴实,尊重文化,爱护人才,他治军严谨,作战勇敢,为西北军五虎之一,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乐陵县人。生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9月23日。幼年家贫,刻苦读书。1908年从军,历任哨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1925年至1933年先后任热河省都统,西路、北路军总司令,陕西省阅批主席,察哈尔省阅批主席。1933年春,在喜峰口、罗文峪率二十九军抗击日军。后来,毛泽东在给宋哲元的信中曾赞扬“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1935年后,曾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4月5日病逝于四川绵阳。
宋哲元(1885~1940)中国国民党军队将领。字明轩。山东乐陵人。1940年4月5日卒于四川绵阳。1912年入陆建章部随营学校。次年起追随冯玉祥自连长累迁至团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升任第25混成旅旅长。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任第11师师长。次年12月,出任热河都统。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进兵宁夏。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北路军总司令,参加北伐战争,先后平定甘、宁、陕边境的吴佩孚残部。同年11月任陕西省阅批主席。1929年8月通电反蒋。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失败后率西北军余部接受张学良的收编,任东北陆军第三军军长。1931年6月所部改编为第二十九军,任军长。1932年9月出任察哈尔省阅批主席。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在喜峰口、罗文峪等地痛击日军。1935年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同年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任委员长。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企图与日军妥协,后率部抵抗。同年8月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后又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所部曾参加台儿庄、徐州等战役。后改任军事参议院虚职。
宋哲元幼时就接受家庭教育,7岁随舅父沈兰芬先生读书,从四书读到左传、春秋。1907年,22岁的宋哲元考入北京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受训5年,毕业后分配到第六镇见习。1913年调入京卫军第二团(团长冯玉祥)。从此,在冯玉祥部队,先后任营长、团长等职,在参加讨伐张勋复辟的战斗中,一战击溃了张勋的军队,迫使张退回北京。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宋再建奇功,晋升为旅长。当时冯部辖5旅,旅长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鹿钟麟、刘郁芬,均骁勇善战,时人称之为“五虎将”。
1924年,直奉二次战争,冯部自热河班师回京,完成了“首都革命”。并电请国父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同时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人联盟,正式组成国民革命军,冯任总司令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宋哲元任第十一师师长。1925年宋兼任热河都统。
1926年,国民军受奉(张作霖)、吴(佩孚)攻击,冯主祥赴俄,宋任第四路军总司令,由热河退转多伦,旋退绥远。及8月,冯自俄归,宋迎于五原。9月17日誓师入陕,并率全军参加中国国民党,誓为中国革命而效命,这就是著名的五原誓师。
1927年,冯部入陕,宋任北路军总指挥,11月,任陕西省阅批主席。宋亲率所部,剿灭匪众十数万,结束了陕西十数年割据之局面,北伐随告成功。
1929-1930年,中原大战,冯、阎败绩,宋率残部入晋,誓言不再参加内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2日,宋哲元率部下将领通电全国,请缨杀敌,有“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之壮语。同年十二月,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1932年8月,宋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阅批主席,率部入察,力除积弊,锐意建设。
1933年春,日军攻我榆关,陷我热河,进迫长城。29军调防北京东线,宋受任第三军团总指挥,率部参加长城抗战。3月10日,大战于喜峰口,歼敌5000余人。18日再捷于罗文峪,杀敌3000人。29军威名大振,全国同胞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之歌。
1935年4月,宋哲元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7月,国民阅批颁授青天白日勋章。8月,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市长。11月,受任冀察绥靖主任。12月任冀察政务委员长兼河北省阅批主席。同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南京,宋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宋哲元于7月16日自山东返回北平,主持大计。最初,仍拟作地方事件解决,随发现日敌阴谋,乃奋起抗战。7月28日,平津撤守,奉命赴保定督师,授第一作战。新乡战后,以劳瘁过度,夙疾复发,行履艰难,忾敌忧国,不能自己。
1938年4月,以病辞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7月疾益重,再辞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8月释兵权,徒步衡山养病。10月移驻阳朔,病中督建“碧莲新村”于西门外,及去以赠阳朔中学。
1939年6月至灌县养病,并于东关外建“博爱山庄”,及去以赠山东第六中学校。12月,回成都就医,同月25日病笃,食物难进,终于4月5日逝世,享年56岁,安葬于绵阳富乐山。
1936年,毛泽东给很多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写信,希望大家团结一致抗日,宋哲元就是其中的一个。中共中央认为,宋哲元不会甘愿卖国当汉奸,有转向抗日的可能,于是把群众在一二九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从此以后,群众的救国运动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
毛泽东在这年8月1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宋哲元写信,对他的抗日愿望和改变对群众救国运动的态度表示赞赏,希望第二十九军和红军建立联合战线。全文如下:
明轩主席先生勋鉴: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 1925至 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 [7]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专此。即请勋祺弟 毛泽东 拜启8月14日
这封信之后,毛泽东派张经武去宋哲元那里做联络工作。1937年春,第二十九军办学兵队,中共党组织派遣党员参加受训,并给学兵队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宋哲元军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张学良与宋哲元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余部退居晋南地区。负责北方军事善后的张学良将其整编,该部缩编为陆军第3军,下辖3个师,宋哲元任军长,归东北军序列。1931年6月,宋哲元部整编为陆军第29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3天,宋哲元即率第29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坚决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
1933年1月2日,日军攻占山海关。10日,宋哲元奉张学良令,率29军由山西阳泉移驻北平以东的三河、宝坻、蓟县、玉田、香河一带驻防训练。第29军部队在宋哲元指挥下,在平东驻地准备抵抗日军入侵,迅速构筑工事,进行战前训练。
1933年2月上旬,张学良以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身份下令,将第29军编为长城线上对日作战序列的第3军团,任命宋哲元为总指挥,并以北平军分会名义拨给部分枪支弹药。与此同时,张学良还将铸有自己名字的指挥刀赠予宋哲元,以示信任和勉励。宋哲元在答新闻记者问时,向全国人民表示了“将士有誓死报国决心,余亦以战死沙场自勉”的抗日决心,并要求第29军将士必报着“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夺我,即我杀贼”的大无畏精神。2月16日,宋哲元奉命率领第29军向热河方向推进。
宋哲元非常珍爱张学良赠送的这把指挥刀,携刀率部在长城抗战中顽强地抗击了日本侵略者。1933年2月22日,日本关东军调集4个师团,纠合伪满洲国军队总计10万余人,向热河分三路进攻。3月4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仓惶而逃,日军进占热河省会承德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从东北踏进了华北。3月8日,宋哲元奉张学良电令接
防长城线喜峰口到宽城附近阵地。随后,宋哲元指挥第29军将士在长城要隘喜峰口、罗文峪与日军展开血战。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条件下,第29军大刀队发挥神威,经过激战,毙敌6000余人,战果卓著,震动全国。1937年,以喜峰口血战为背景创作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曲唱遍了全中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带着这把指挥刀率领第29军官兵进行了平津抗战。正因此,这把指挥刀也名符其实地成为了“抗日指挥刀”。1940年4月,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逝。
张学良将军赠给宋哲元的这把抗日指挥刀,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受到宋哲元一家人的珍藏与爱护。日军占领平津后,曾对宋哲元的家进行过搜查。为防止意外,这把指挥刀被转移到宋哲元三弟宋慧泉家中,后又转交给宋哲元外甥女李惠兰保存。1985年6月,李慧兰和宋慧泉的女儿宋木兰将这把指挥刀捐献给军事博物馆。现在这把刀作为珍贵的一级历史文物陈列在抗日战争馆内。
宋哲元及其所部在抗战初期的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宋哲元并没有采取措施,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是千方百计地企图使局势缓和下来,一 直到日寇大举进犯南苑,才不得不于7月28日晚间悄悄地离开北平,前往保定。
宋离开北平之后,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第一,在他看来,好容易搞成了冀察这个局面,才不过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对自己这个“独立王国”,是有着无限的留恋的。所以他到保定的那天(7月29日),刚到曹家花园一落脚,就迫不及待地叫秦德纯打长途电话给杨兆庚(杨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宋给他的任务是留在北平协助张自忠的),询问北平的情况。据杨的答复是,北平市面平静,但仍有大批日军源源开进关内,情形并不乐观。不难看出,局势已经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他仍然抱着以张自忠为缓冲,寻求所谓和平解决途径,重返北平的幻想。
第二,局势既无挽回的可能,今后怎么办?当然只有抗战之一途,可是他对抗战又没有信心。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象国防工事的构筑,战略物资的储备,武装力量的部署等等方面。事前都没有应付敌人进攻的准备。加以日寇进犯南苑的时候,军队受了不小的损失,还牺牲了佟凌阁、赵登禹两名高级将领;驻察省的刘汝明部被敌人遮断,一时还联络不上;由北平、天津退下来的三十七师和三十八师,以及石友三的保安部队,也很混乱,士气也不象事变开始时那样高涨。在这样情况下,仗怎么能打得好呢?这是他反复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第三,当二十九军部队在卢沟桥对日寇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的时候,全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侨,都一致赞扬和拥护二 十九军的英雄抗战,可是自从二十九军放弃平、津之后,舆论就完全不同了。各方面对宋哲元的责难是很多的,有的发表在报纸上、有的直接写信或打电报给宋本人、所有这些责难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尤其使他担心的是,他在冀察的时候,同南京方面的关系处得并不好,万一南京方面乘机报复,把事变的发生和丢失平津的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以减轻南京阅批的咎责,借以卸罪于国人,这个后果,对他来说当然是十分严重而可怕的。
由于宋在思想上存在着这些问题,所以他到保定之后,比平时说话更少了(他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常常陷于深思中。大约是在7月30日这天,他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大意是:由于自己应付不当,以致爆发了此次事变;又由于事前没有作好应变的准备,以致平津不守,有负重托,表示向中央请罪,给予应得的处分。在这个电报里,他同时请求以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代理二十九军军长职务,俾得暂卸仔肩,稍事休息。
宋为什么打这样一个电报呢?完全是一种试探的性质,看看蒋介石对他怎样表示。很快就接到了蒋的复电,不但对于请求处分的问题,避而不谈,而且还有几句安慰的话,并且同意由冯治安暂为代行军长职务,最后还表示希望他早日销假。接着又收到南京方面的电令:着将平汉线的防务移交给孙连仲,万福麟等部接替;着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和王长海的一三二师残部、孙玉田的卫队旅、石友三的两个保安旅和郑大章的骑兵,开赴唐官屯、马厂津浦线一带集结,配合由天津退出的三十八师及天津保安部队担任津浦线方面的防务。
宋接到这个电令后,一方面着三十七师及其他部队向上述地点移动,一方面带着军部人员于8月上旬由保定移驻河间(河间位于保定、沧县之间,南京方面在这里储运了一些粮秣、弹药。后来因为河北大水,往前线运输有困难,没有利用上)。
宋接到蒋介石上述复电后,心情上似乎轻松了一些。可是刚到河间不久,就又接到了蒋介石一个电报,要宋将部队部署妥当后即赴南京一晤。这个电报又引起了宋的惶惑不安,他猜不透蒋介石是什么意思,经过同他的高级幕僚计议之后,决定先派秦德纯赴南京摸摸底,为他入京见蒋作一些准备工作。宋之所以派秦去做这个工作,是因为秦对南京上层有一 些私人拉拢,人又机警圆滑,而且能说会道,一向为宋所信任和倚重,派他去是最适宜的。
秦到南京见了蒋,首先报告了七七事变发生后交涉的经过和撤出平津的经过。他在叙说事情经过的时候,极力设
法减轻宋的责任,以期达到为宋开脱的目的。出乎秦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对宋不但没有说一句指责的话,反而慰勉有加,说宋这两年在华北忍辱负重,应付的不错,使中央获得了准备抗战的时间(实际的情况是:宋在冀察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蒋介石的中央更是从来也没有准备过对日作战)。秦见蒋说得这么好,便乘机代宋表示,今后一定戴罪图功,誓死杀敌,以报知遇之拢秦接着又谈到二十九军的情况,说宋在华北期间,为了应付日寇,在不增加师的番号的情况下,有的师扩充为四个旅,有的扩充为五个旅,每旅三个团,连同保安部队,不下八十个团,现在为了有利于抗战,在部队的建制上,是否可以加以调整。蒋也很痛快的表示,准将二十 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第一集团军的编制是:将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原三十七师和一三 二师扩编为七十七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军长由宋自兼,原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以刘汝明为军长。秦回到河间向宋复命时,这个出乎意料的圆满结果,解除了宋的顾虑。
秦这次见蒋,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圆满的结果呢?对此曾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大家认为,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宋曾电请张学良保障蒋的生命安全,蒋被释回到南京之后,宋又派秦前往慰问,这次秦去见蒋,他可能想起了西安事变时宋对他是忠诚的,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结果。可是后来从各方面了解到,蒋之所以对宋表示好感,并不表明对宋的信任和倚重,恰恰相反,是由于他对宋抱有怀疑的心理,所以才不惜加官晋爵,以资羁縻,当时蒋对宋的看法是:宋还掌握着上十万人的兵力,必须紧紧地把他拉住,而不能冷淡了他,更不能责备他,以免发生意外。
1935年4月,宋哲元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宋哲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内心爱国意识和军阀意识同样强烈,常使他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宋哲元有根深蒂固的军阀割据思想,在平津的所作所为,一半是为日本人所迫,一半仍是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王国,搞军事割据。蒋介石对他花过大力气拉拢,但宋哲元最终还是不肯投怀送抱。芦沟桥事变以后,宋口口声声要为冯玉详的西北军留点底子,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冯玉详始终高过蒋介石。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已经实现统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西北军多少将领与时俱进,投靠蒋介石,宋哲元对冯玉详的一片忠心令人慨叹。
宋哲元未尝不想抗日杀敌,但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军阀思想最终断送了他的军旅生涯。蒋介石能够重用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人,以及孙连仲等其他西北军将领,但不肯用宋哲元,就是看透了他的私心杂念。张自忠在鲁南用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五十九军和板垣师团硬拼,完全不顾伤亡,才获得临沂大捷;孙连仲守台儿庄,也是抱着将部队打光的决心,才有台儿庄大捷。正是这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为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战胜利。
归根结底,宋哲元是中国数十年军阀混战时期造就的人物,虽然有不屈的民族气节,但因为思想上致命的缺陷,无法成为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宋哲元最终未能战死沙场,得到一个军人最理想的归宿,的确令人惋惜,但也在情理之中。
宋哲元墓 在绵阳市东2.5公里的富乐山宝盖峰下。坐北向南,占地约2000平方米。宋哲元(1885-1940),著名抗日将领,原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1940年5月病逝于绵阳城。墓地曾受毁坏,1978年重建、整修。园内筑有高4米余的石质方柱形神道碑,碑的正面系冯玉祥亲题碑文“故上将宋哲元之神道碑”,背镌国民阅批对宋哲元的加褒抚恤令和追认上将之令。碑后是一座高6.5米的石亭,名为八德亭。
其中,朱德、彭德怀所赠者全文是“一战一和当年发生瞬间可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励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于九泉”。墓前是占地约800平方米的祭坛。坛后即坟茔,冢底周长约25米,底边砌青石,坟顶为圆形,高约3米,墓室由石砌成,停放宋哲元灵柩。
孙殿英 王明 王叔铭 王云五 翁文灏 徐世昌 阎锡山 余汉谋 张国焘 张君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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