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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起,祖籍山东蓬莱,曾任教研室主任,研究室主任,副系主任等职,以及中国煤炭学会理事和名誉理事,中国地质学会煤田地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和名誉主任,中国煤岩学组副组长,组长,国际地质合作计划(IGCP)166项国内组长。他作为新中国煤田地质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中国煤田地质教育事业和地质科学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个人简历
1919年5月17日生,青少年时期随父在青岛、北平等地完成中小学学业;
1943年6月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
1946年5月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研究生毕业;
1946年6月至1952年7月历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助教、研究助教、讲员和讲师;
1952―1978年任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副教授;
1978年至今,任武汉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教授,1983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杨起院士出身于书香世家。
父亲杨振声是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爱国文学家、教育家,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除在大学讲授现代文学、小说创作和在大公报等报刊上主编文艺副刊外,还写了《玉君》、《贞女》、《渔家》、《济南城上》等反映劳动人民疾苦、反对封建制度和颂扬抗日救国运动的中短篇小说。在杨起出生的那年,正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杨振声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因领头火烧“赵家楼”而遭到反动当局的拘捕。蓬莱有个水城,是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训练水师的地方,杨起童年时常随父亲到海岸古炮台,听父亲讲述戚继光将军抗击倭寇的英雄事迹。30年代初,因父亲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起随父在青岛生活了一段时间,住处正好面对海港,眼见外国列强万吨级的军舰在中国领海耀武扬威,而当时中国最大的一艘军舰还是清阅批从英国购进的只有3400吨的“海圻号”,中国不仅军舰小就连炮声也是外国的大,所见所闻使他愤懑不已,他憧憬着长大后学造船,用自己的军舰把侵略者赶回老家去,来洗刷落后挨打的屈辱。后来,杨起又随父来到北平。父亲爱好京剧,常带他去听戏,让他也从舞台人物的善恶忠奸中受到教育与启迪,学会明辨是非。父亲的言传身教对他的成长影响很深,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激发起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志。
杨起本想报考清华大学学造船,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已南迁,不在北平招生,无奈只得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杨起每次由学校乘校车返回城里,经西直门时总得受日本兵侮辱性的检查。他不甘当亡国奴,伺机冲破校方阻拦,设法逃出北平,南下,辗转到达湖南,借读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日寇铁蹄伸入到中国南方大地,南京失守而危及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校的师生分两路赴滇,一是经香港、越南去昆明;杨起参加了取道湘西徒步西行的“湘黔滇步行团”,步行三千多里路,历时两个多月,到达昆明,经过考试正式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那时学造船已不现实,在父亲挚友李四光先生的影响下,他改学了地质,立志为祖国多找地下宝藏,使国家富强起来,从此他与地质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值得一提的是,学生时代的杨起爱好文学,喜欢京剧。他性格开朗、酷爱体育运动,不仅喜欢三大球,还擅长滑冰、游泳,因此身体较好。而在湘、黔、滇三千里的艰苦跋涉中,既锻炼了体魄、磨练了意志,同时也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为他日后始终恪守服从祖国需要、献身艰苦的地质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很艰苦:吃的是有不少沙子、稗子、谷壳的米饭,甚至还有鼠粪;住的是干打垒茅草房,参考书少,有很长一段时间日寇连续空袭昆明,师生不得不时常跑警报,敌机空袭后抓紧回到教室继续上课。当时学地质比学其他专业更要艰苦,在野外有时还会遇到危险。怀着对日寇的仇恨,凭着满腔报国热情,杨起刻苦学习,投身祖国地质事业。1945年的一天,杨起只身一人在云南洱海一带进行野外地质调查,他填图采集标本,全神贯注于地质现象的研究,暮色降临方意识到已走得太远,急忙折返,忍着饥渴,背着沉重的标本,行不到一半路程已很困乏。此时又意外地遭遇一只恶狼,他不得不强打精神,一面提防着土匪,一面不停地挥动地质锤驱赶紧逼的野兽,虽已筋疲力尽,但他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扔掉一块地质标本,咬紧牙关坚持往回走,直到午夜才回到住地,过度劳累使得他大病了一场。
早在1944年,杨起还在读研究生时,就冒着更大的风险自愿西征,参加筹备建立新疆地质调查所。新疆地处边陲,当时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条件十分恶劣。面对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反动独裁和毫无保障的地质工作条件,他不改初衷,努力工作,成为中国早期涉足准噶尔盆地地质研究者之一。他获得的八道湾矿区煤系地层、构造和含煤性等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及其地质分析,为解放后乌鲁木齐煤田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杨起院士早年从事于地史古生物和基础地质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急需大力勘查、开发煤炭资源,对高素质煤田地质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1952年组建北京地质学院时,他受领导之托,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煤田地质及勘探专业。从此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致力于煤田地质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新中国煤田地质科学的发展和国家能源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他勤恳耕耘,诲人不倦,在煤田地质领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带领年轻的教师培养出上千名煤田地质专业人才,指导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数十人。目前,许多50.60年代的学生已成为煤田地质战线上的学术带头人或企业领导;近年毕业的研究生中有不少人已挑起重担,成为能源地质领域的中坚力量或其他岗位上的骨干。他的学生有的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些已成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教授。
创办煤田地质及勘探专业的初期,筹建和招生是同时进行的。为了能及时开设课程,杨起勇挑重担,亲自主持编写专业教材、领导筹建实验室,同时主讲两门课程并赶写出相应的教材和讲义。杨起不仅身先士卒在完成自己担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同时,助人为乐,在建院初期,国内的同事同行索取讲稿、教学标本,他从不保守,总是一一提供。他历来重视专业队伍建设,甘为人梯,热心扶持中青年教师,对一些初上讲台的教师,从讲课内容到表达方式都给予具体指导。在煤田地质教学中,他不仅在国内率先开出“煤田地质学”和“中国煤田”等专业课程,还先后4次主编或参加编着《煤田地质学》、《中国煤田地质学》。这些专着及时吸取了国内外不同时期最新研究成果和资料,总结了中国煤田地质特点和规律,成为指导中国煤田地质教学、科研和生产的宝贵文献。
他作为主编之一编写的《中国煤田地质学》上、下册于1982年荣获中国第一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随后又获得“煤炭部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由于不便明言的原因,此教材获得特等奖之事被人封锁、隐瞒了很长时间后,直到同校的一位教授就此事向他表示祝贺时,他才知道获得特等奖之事,对此他只是淡淡地说:“人活着还是要讲奉献”。
50、60年代,杨起经济收入并不算高,他不但负担了亡兄一家沉重的家庭支出,在有人遇到困难时,他总是主动解囊相助,曾经得到他帮助的教职工至今对当年的事仍记忆犹新、感激不已。在难得长一次工资的那个年代里,他主动让出自己长工资的机会,致使二十多年他的工资始终没动。
一次为了使一位得到锻炼,在一项有关煤变质作用新课题的思路确定后,他便主动让给这位独当一面,领衔研究工作,自己却转到其他项目上。谈起这类事,他总是说,人不能总想着自己,应该多替别人着想;培养年轻人是的责任,应该给予年轻人更多的发展机会,祖国的希望在年轻一代。
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的前身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地质系为主组建的,师生中许多人经历过“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作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毕业生,杨起时刻不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一步发扬光大西南联合大学优良传统,他崇尚真正的民主与科学,提倡学术上兼容并蓄,强调打好基础,重视教学质量,求实进取,严格要求。他始终认为,搞科学需要有献身精神,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又要百折不挠、严肃认真,要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无限热爱。他不仅以其渊博的学识令人敬佩,更以其高尚的品德赢得尊重,他是带领同仁和学子进入煤田地质这一知识领域的启蒙者和开拓者。
“人活着要讲奉献”是杨起院士的座右铭,在他领导下完成的科研工作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多次受到部级和国家级奖励。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他针对当时中国煤地质研究程度较低,而且又多限于个别煤田的状况,为了探讨中国煤炭资源的赋存前景,便带领专业师生开展全国及缺煤省份的区域性聚煤规律的调查,提出了古地理、区域大地构造等对含煤岩系的形成发展和煤田分布的控制,以及各时代聚煤作用有利区带的时空迁移规律。针对东南各省煤田,研究指出由于构造活动性、地壳运动多旋回性、古地理环境的多样性,造成这些省在地史上多次出现成煤拗陷,而拗陷的继承性又为双纪和多纪煤田、煤产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又由于构造活动性强烈,使聚煤作用不理想;进而提出从建立标准剖面、沉积特点、煤田构造和煤变质分带规律等方面进一步研究东南各省煤田分布规律的意见,促进了当时煤田地质工作的开展。70年代,他又和李宝芳、李祯、赵隆业等教师一起,在对华北晚古生代区域性聚煤规律的研究中,运用地质力学观点,阐明了构造体系控制了华北巨型波状拗陷中聚煤作用和富煤带的形成,提出后期形变将巨大的聚煤拗陷改造分割成众多大小不等、保存程度不同的煤田、煤产地等规律性认识,这些研究成果对开展第二次全国煤田预测工作起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
80年代,杨起和他的课题组成员李宝芳、傅泽明、李祯、杨关秀、胡益成等教师通过沉积环境、聚煤模式及生物地层的系统研究,提出了河南禹县为代表的华北南部太原组和山西组下段分别为陆表海碳酸盐碎屑海岸与三角洲边缘潮坪和浅水三角洲聚煤模式;确定上、下石盒子组中存在半咸水盆地沉积,属三角洲沉积体系;发现禹县一带缺失奥陶系、下石炭统和太原组下部,表明研究区与华北其他地区相比,在早古生代抬升较早,在晚古生代又相对沉降较晚,以致错过太原世早期聚煤有利阶段,从而阐明了研究区虽属“北型南相带”,本应聚煤更好但实际却不理想的原因。这是中国将沉积学引进煤地质学领域开展聚煤模式研究的成功范例,并在第10届国际石炭纪地层与地质大会上交流。运用此项研究成果的原煤炭部重点勘探项目(云盖山井田精查勘探)获得了原煤炭部优秀勘探报告奖,并被作为科研与生产结合好的典型加以推广。
为了改变对煤炭资源重储量、忽视质量的倾向,保证煤炭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寻找发现急需的工业煤类,杨起非常重视煤变质作用问题的研究。
70年代他在系统地总结中国煤变质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岩浆热变质作用和多热源叠加变质理论,指出部分中国煤田经历了三个演化阶段,开拓性地解决了中国部分“煤级偏高”的重大问题,正确地阐明了中国煤种分带规律。
80年代中期,他主持完成的“华北石炭二叠纪煤变质特征与地质因素探讨”科研项目,令人信服地总结出研究区煤变质作用的发育特点,并做出深部的煤类煤质预测,其中对山西河东煤田南部的预测已被证实,获得包括主焦煤在内的煤炭储量一百二十多亿吨。1980年他在原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第33届国际煤岩学年会上宣读的煤变质论文,受到与会者的重视,其中法国煤岩学家保罗・罗伯特先生对他说:对煤变质作用的热源研究涉及到软流层的,就我所知你是第一人。
90年代,杨起又主持完成了国家级重点项目“中国煤变质作用研究”,全面深刻地论述了中国煤变质控制因素及其变化规律,对煤盆地构造热演化、热源介质热场煤变质作用时空变化模式、煤变质地球化学反应机理、煤变质热动力学机制等前沿课题和研究热点作出探讨并取得重要进展,科学地提出了“中国煤的多阶段变质演化与多热源叠加变质作用”观点并作了理论总结,研究成果集中代表了当前这一领域的新水平。
杨起领导的煤与有机岩石学、煤沉积学、煤地球化学和聚煤规律等方面的科研工作,均在各个时期不断有新的进展,并因此经常带动国内煤地质学领域的科研与生产,有力地丰富和发展了煤地质学理论。在科研工作的基础上,由他主持,参加者有杨起、李宝芳、傅泽明、李祯、杨关秀、胡益成、雷世泰等撰写的《河南禹县晚古生代煤系沉积环境与聚煤规律》,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华北石炭二叠纪煤变质特征与地质因素探讨》,参加者有杨起、潘治贵、翁成敏、苏玉春、汪正平、黄家福、汤达祯等,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中国煤变质作用》,参加者有杨起、吴冲龙、汤达祯、康西栋、刘大锰等,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一等奖,这些专着和论文深受赞誉,许多国内同行“衷心希望有更多的这一类与生产密切结合、对生产有直接指导意义的成果问世”。三位前国际煤岩学会主席M.Teichmüller,M.Wolf和A.Davis在读过《中国煤变质作用》论着后指出,它“为地质学家提供了了解中国煤盆地演化与煤变质的途径”。近十年来,他先后获得原国家教委、原地质矿产部、原煤炭部、国土资源部颁发的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
粉碎“四人帮”之后,杨起院士深深惋惜十年浩劫失去的宝贵时光,
抓紧时间在煤地质学领域努力工作。他不惜花费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热情帮助年轻教师提高外语水平。他重视学术交流,及时掌握并介绍国内外研究动态,支持、推荐教师和研究生出国学习进修,努力充实专业师资力量。他将经典着作《斯塔赫煤岩学教程》推荐给大家,组织年轻教师翻译出版,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教师外语水平,也为当时科技资料极其匮乏的国内同行及时提供了一本优秀的参考书。
1985年,杨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从此,他更加忘我工作。为及时总结、介绍国内外煤地质学理论的进展情况,近年来他主编了《煤地质学进展》、《中国煤变质作用》等多部专着。他是《地质词典》煤地质学部分的主要撰稿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地质卷中煤地质分支学科的主编、《中国煤炭工业百科全书》的编委及地质测量卷的编委和地质分支的顾问与撰写人、《地球科学大辞典》专家委员会委员与撰稿人,他还是《英汉地质词典》和《英汉常用地质学词汇》中煤地质学词汇的提供者。
1989年他身患直肠癌,急需手术治疗,学校领导和师生为此十分焦虑,他自己却十分镇静,坚持工作。师生和领导怀着非常不安的心情护送他走进手术室,他却若无其事地一再叮嘱大家不要耽搁正常工作,甚至在手术后麻醉药效还没完全消退时他便询问起一名即将派出留学的研究生是否准备就绪。在生与死的抗争中,年过7旬的他以坚强的毅力不断实现生命的价值。手术后,他仍与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了包括“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纪煤聚集规律及其油气成因联系”、“鄂尔多斯盆地含煤岩系生气潜力研究”等项国家级和部级科研项目。虽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但他又走上了讲台,讲授研究生的主要学位课程。为了深入研究中国煤变质作用类型及煤化作用机理,他不顾年高体弱,重新背上地质包,头顶炎日,冒着酷暑,深入京西煤田进行煤变质带与岩体接触关系的野外实地调查。
杨起院士把满腔的热情倾注在祖国地质事业上,他不仅为中国在煤地质学研究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断作出切实的努力,同时也十分注意在国际交往中维护祖国的声誉和提高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1979年他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长远能源会议上就中国煤炭资源情况做了即席发言,纠正了联合国一位能源专家提出的有关中国煤炭储量、产量等数字,当即引起国际上的重视。杨起还发现这位专家的文字报告中把阅批作为国家,搞“两个中国”,就此中国代表团提出抗议,大会秘书长为此道了歉。他长期担任中国煤炭学会理事、名誉理事,中国地质学会煤田地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中国煤岩学组副组长、组长等职,同时在国际煤地质学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多次应邀担任第10届、第11届国际石炭纪地层和地质大会、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的经济地质学科组和煤岩学、煤化作用、煤成烃学科组的执行主席。还曾经出色地完成了国际地质合作计划(IGCP)166项的国内组织领导工作。
目前,他主持的研究工作已拓展到包括煤岩学与煤化作用、煤系沉积学、煤的有机地球化学等在内的更深更广的领域,同时又在煤层甲烷、煤油气关系、煤的污染源与环境保护等方面不断发展煤地质理论,并扩大其应用范围。
1.《煤田地质学》 杨起领衔编写.1962. 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
2.《中国煤田地质学》 杨起主编(两主编之一).1979,上册;1980,下册.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
3.《河南禹县煤田晚古生代煤系的沉积模式和聚煤特征.地球科学》 杨起、李宝芳、李祯、徐嘉谟、王洪林.1982,(3):255―268
赵亚曾 | 冯祖荀 | 陈宰均 | 丁绪淮 | 高国景 |
陈元赞 | 金少山 | 杨露禅 | 李洪春 | 钟离权 |
毛文龙 | 姬际可 | 杜心五 | 郭雨顺 | 杨延昭 |
萨镇冰 | 丘处机 | 林同骥 | 赵匡胤 | 张作人 |
1、《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出版社,1989.
3、《重点工程建设经验总结》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4、http://www.cug.edu.cn/2003/2003/zhuantiwang/dycz/9_en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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