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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1956年――2010年11月22日)男,江西新建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中心主任;兼北大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等。2010年11月22日,因病去世。
蔡定剑,男,生于1956年,江西新建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的研究。 法学理论、宪法学 。
研究领域:中国法制建设理论和实践、宪法和宪政理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议会比较
主要著作有《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2010年)、《宪政讲堂》2010年)、《公众参与:欧洲的制度和经验》(2009年)、《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2009年)、《宪法精解》(2004年)、《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2002年)、《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1999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92年)等。
2010年11月22日,著名宪政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凌晨三点三十分去世,享年54岁。
1983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1986年9月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1998年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1983年8月至1986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事;
1986年10月年至2003年12月,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历副处长、处长、副局长。
1986年至2003年底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
从1994年至2007年期间,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瑞典隆德大学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做过访问学者,并在世界至少20多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发表过演讲。
2004年1月始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2002年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发表单位:法律出版社
发表年月:1992年8月,1993年8月,1996年5月,1998年8月
《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
发表单位: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
发表年月:1999年3月
《国家监督制度》
发表单位:中国法制出版社
发表年月:1991年9月
《当前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报告,获“全国青年社会调查征文“一等奖)
发表单位:《社会学通讯》
发表年月:1982年11月
《监督与司法公正-研究与案例报告》/蔡定剑,2005-5-1版
《宪法精解》/蔡定剑,2004-12-1版
《黑白圆方-法治.民主.权利.正义论集》/蔡定剑,2003-6-1版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4版)》/蔡定剑,2003-6-1版
《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蔡定剑,2002-12-30版
《国外议会及其立法程序》(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丛书)/蔡定剑,2002-6-15版
《中青年法学文库:历史与变革》/蔡定剑,1999-3-1版
《“禁止大学生结婚”再质疑》 /蔡定剑
蔡定剑,1956年生于江西新建,在动荡的时代里,1975年,他中学毕业后即加入行伍,驻守福建海防。1979年,人生的第一个转折随着社会的大变革到来,蔡定剑成为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文革后复校的第一届学生。此时不仅仅是政法大学的复校,也是中国整个司法体制元气恢复的起点。
蔡定剑勤奋博学敏思笃行的特点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展现,大学期间,他不仅撰写了两篇犯罪心理学的论文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还自行调查研究,撰写《当前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一文,该文获得全国青年调查征文一等奖。
蔡定剑1982年从政法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任干事。不安于现状,他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师从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家陈守一先生。在他的而立之年,1986年底,研究生毕业后的蔡定剑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从此与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结缘。
1987年,最强调民主法制的中央领导人彭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将立法调研工作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研究室则将这项工作交由蔡定剑带队负责。这部至今依然引起诸多讨论中国民主未来的法律,就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村民自治是中国选举领域一直未跨过去的小岗村,一个最实际的争论,从彼时起到今日依然存在: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如何共存,如何保持农村稳定,要不要给农民自治权,在农村能不能实行民主。彭真要求对该法案进行立法调研,也因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官员为主体组成的全国人大代表强烈反对村民自治和村级民主,这些官员已经习惯于党和阅批对农民长期采用的行政强迫命令的领导方法。
彼时的蔡定剑,即展示出扎实的实操功力。在调研中,蔡定剑从阅批实际需求出发,将阅批需要村完成的各项工作任务进行分类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村民自治是完全可以的,而且也是应该的,是发展趋势。
在这份调研报告的影响和彭真的力推之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终于顺利通过,为中国广袤而荒芜的民主大地上撒下了种子。
1992年,蔡定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借鉴西方代议制思想,著成《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提出了很多在今天依然值得关注的见解,比如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实行竞选、逐步扩大直选范围等等。本书此后不断的修订和再版,在国外也有着重大影响。
1999年,蔡定剑系统总结和反思建国后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后,推出专著《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一书。在书中,蔡定剑提出了要正视司法腐败问题,并呼吁进行司法改革。同一年,法制画上句号,法治载入宪法,法律在中国,不再是统治的工具,而是社会公认的规则。从此,民间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的热情一路高涨,而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探讨也越来越多进入公共视野,社会规则的变化悄然入夜。
年复一年,蔡定剑在体制内的职位也不断上升。2002年底,就在蔡定剑担任副局长之时,他作为课题负责人调查撰写了《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这份报告,扎实有力的回击了有关中国选举的若干流行谬论。这份报告写到,公民的文化素质并不能决定他的政治参与能力,只有利益才是决定选举的动力;民主选举不但没有把社会搞乱,相反很多地方都是通过选举实现了由“乱”到“治”。
2003年,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恶果已经明显,法治的话语替代了市场的话语,成为了社会公共话题的主流;孙志刚被打死为契机,全民间的参与和官方的互动,废除了横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基层民主大选中,全国范围内大批独立候选人涌现出来,竞选风起云涌;无论是农村税费还是城市拆迁,用法律维权,民间高涨的维权热潮,让人们给2003年冠以维权元年的称号。这一年,不谈宪政的学者不是好学者。
同一年,“选举改革势在必行,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更加文明的社会,但在这一向理想奋斗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我们的路还很长。”不久后,蔡定剑,离开体制走入民间,继续学术和实践。
之后,蔡定剑多年理论研究、实地调研和游学世界的积淀充分释放,迎来创作的井喷。2004年一年,蔡定剑在《南方周末》、《法制日报》、《人大研究》等公共媒体和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关于人大与选举制度的实现、预算审计与监督阅批等等事关民主与权利议题的文章。
而转为公共知识分子之后,蔡定剑依然持续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高超的实操能力。蔡定剑一方面在公共场合不断的言说,宣传法治、呼吁废除拆迁条例等等,另一方面又积极在实践领域努力的往前推进每一小步,主持反就业歧视的研究和行动,为中国协调委员会选举设计规则。
然而历史只留给了蔡定剑七年的时间来释放自己无比的激情。这七年里,中国的法治建设起起伏伏,民间对法治、宪政的热诚忽高忽地,而蔡定剑一直坚韧的前行着,推进法治。只可叹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生者面对英年早逝的蔡先生“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的遗言。
蔡定剑在个人著作集《黑白圆方》的扉页上,援引顾城的诗作为题记,“上帝给我黑色的眼睛,我以它来寻求光明!”蔡先生已经仙去,有着黑色眼珠的人们,依然将追寻着光明而前行。
2004年,官至全国人大秘书局副局长的蔡定剑,49岁之际挂冠而去,担任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主持宪政研究所。
蔡定剑,这位体制内的笔杆子,1955年出生于江西新建,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二。大塘中学毕业后,受当兵的哥哥影响,蔡定剑参军,守卫福建海防。即使在部队,他也是个爱读书的战士。
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复校,蔡定剑成为复校之后的“黄埔一期”。学校原校长江平曾称赞,蔡定剑属1979级佼佼者中的佼佼者。
1982年毕业后,蔡定剑被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担任干事。1983年至1986年间,蔡定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师从陈守一先生。出于对法律的热爱,1986年,蔡定剑研究生毕业后,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参与起草领导的讲话稿。
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回忆,当时正好是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也比较少,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是想去为人大制度的发展做点事情,很快成了学者型官员,也发表了不少文章。”
比起学院派学者,蔡定剑更能深切体察体制的运行机理和逻辑;比起体制内的官员,蔡定剑更有一份深切的学术情怀和改革激情。
但从根本上来说,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是有不小的冲突的,蔡定剑曾说,官职越高越难表达自己的观点。妻子刘星红说,上世纪末蔡定剑就有到高校去的想法了。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改革日益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错综复杂;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三位博士上书全国人大,收容制度被废止,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的冲突,蔡定剑实在难以弥合,于是下定决心,回归母校,教书育人,传播民主与法制。
蔡定剑曾说,我的目标可能比较具体,努力地去推动它实现,可能只是一小步,但却要走出非常扎实的、真正能留下历史的印痕。
学生朱国锋回忆起蔡定剑的宪法课时称,他和别的教授风格很不同,宪法课理论性很强,研究生们大多热衷于讨论西方政治制度,但蔡老师并不从外国宪政史讲起,他上来就讲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且会结合许多基层的案例。
“他很注意研究中国的基层民主事件,并鼓励同学们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当时我们很多农村同学都参与了他的一个关于农村社会法制建设调查的项目。”朱国锋说。
蔡定剑去世前的三年间,一直与财政部财科所合作,致力推动上海闵行区公共预算改革试点。
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副教授刘晓楠说,在这个项目中,蔡定剑关注了非常多的细节。为了解决人大代表看不懂报表的问题,蔡定剑一方面研究如何让财政预算报表通俗化,另一方面推动阅批对人大代表的培训。
“这些都是具体的小事,但蔡老师相信小事积累会影响大局。”刘晓楠说。
蔡定剑2009年在大学做了10余场讲座。他常说一定要重视对年轻人的教育,通过他们推动民主与法制进程。
在参与和推动社会制度改革的同时,蔡定剑也花了许多精力在“为民主思想传播鼓与呼”上。在《民主与法制》记者李蒙眼中,蔡定剑是中国民主与法制“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
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说,研究宪法的学者都在讲平等权,真正付诸实践的很少,但蔡老师都用自己的行动来追求宪法上的平等权。他能联合十多所学校,在同一天进行反就业歧视的宣传,还能深入到招聘会上来反对就业歧视,“给我们宪法学者带了个头”。
在推动反就业歧视时,蔡定剑与他的学生一起走进招聘会,多次出现在国展等招聘会上。
2008年在北京一场招聘会上,蔡定剑看到一家保险公司的招聘告示上写着,25岁到45岁,“党员、军转、教师、律师、营销经营者等优先”。蔡定剑对他们讲,这些要求属“就业歧视”条款,“这是涉及公平的问题”。
令《民主与法制》记者李蒙印象深刻的是,2009年当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后,蔡定剑开始对媒体采访有求必应。那时他身体已不好,李蒙说:“感觉他是拼了命地要把想法告诉媒体,传播出去。”
虽然癌症晚期带来的剧痛经常令蔡定剑没力气说话,但他留给学生和朋友最后的形象仍然是一个风度翩翩、笑容可掬的师长形象。
“他即使病重仍然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看。”同事刘晓楠说。蔡定剑生病后一直非常积极地参与治疗,并对病情一直都抱有乐观态度,工作从未因病耽误。
“他是个积极的理想主义者。”刘晓楠说。大到国家的宪政体制,小到对一段公路的交通,蔡定剑无不报以理想主义的态度,他总是希望事情都“趋近完美”。
拖着被癌症折磨的身躯,蔡定剑在2010年10月仍参与组织了三个会议,十月中旬有关代表法的研讨会、有关反就业歧视的培训会,还有促进《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的研讨会。
妻子刘星红说,当时蔡定剑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刚刚做完最后一次化疗。在会议期间,蔡定剑多次疼得无法吃饭,就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忍着,装得没事一样。
在蔡定剑知道全国人大邀请同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去参加有关代表法的专家座谈会后,他把有关代表法的会议纪要交给了焦洪昌,“拜托他交给全国人大,还在手机里跟焦洪昌说了半个多小时,拜托他要说出哪些观点。”
刘星红说,自己没有劝阻蔡定剑组织召开有关拆迁变法的这次研讨会,“在大家都期盼新法出来时,又没有下文了,他有点追求完美,为了会议组织得更好,他非要去,我理解他。”根据蔡定剑的设想,这次会议要讨论拆迁的正当程序、合理的补偿标准,并希望形成一个有关拆迁立法的具体模板。
当时的会议主持人张千帆说,“我当时有种不祥的预感,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我特别向与会者大段地介绍了他,他是真正的战士。”
【谈政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需要有一个政改的继续为铺垫:讲到的在深圳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行动有时候跟大家所期望的、特别是知识分子所期望的行动方面,还是相对迟缓。但毕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温总理讲话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反映了一种社会的期待,反映了一种社会的需求。
【谈政改】能够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对广大的民众老百姓来讲,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给社会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给大家带来的实惠,除了大的安全稳定、人的自由、创造幸福的权利,解决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包括他的财产、个人的权利都会从制度上得到保障。
【谈阅批公布预算】要公布能看得懂的预算报表:一个国家一年的预算,阅批不向大会作口头报告,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也不符合预算公开透明的要求。从预算报告本身的重要性来讲,它比阅批工作报告还重要。在国外,议会审查的是预算,在国内,人代会也应该审查预算,所以,阅批预算报告应该在人代会上公布,列出详细的预算报表,公开透明地让全社会来监督。
【谈网络反腐】是民众监督反腐的补救措施:网络反腐就诞生了,实际上这是一种网络民主,是推动现实反腐的。网络反腐出现后,阅批对此的态度是积极的、是“顺乎民意”的,只有网民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反腐的监督才能落到实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反腐是要靠全民的。”“如果阅批预算报告公开的话,反腐监督就会更加透明一些。”
【谈人肉搜索】网络暴力侵犯隐私权:蔡定剑说,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大家的责任心就减掉,这是符合公众社会群体的心理的,“香艳日记”中网民的人肉搜索,把一些照片公布到网上,实际上是侵权,不论这个照片是不是真的,都是一种侵权行为。“香艳日记”中女子与那个局长有关系,但那些女子不是明星、公务员这样的公众人物,对她们进行人肉搜索后公布,是对她们的侵权。
【谈李庄案】给律师界和阅批带来深刻教训:李庄案已经尘埃落定,蔡定剑谈起这个问题直言不讳。李庄案实质上是对律师制度形成了威胁,法学界对重庆抓李庄提出质疑和为李庄辩护,不是为了李庄个人,而是为了保障中国律师的权利。“如果使眼色也能作为证据定罪的话,那实在很荒唐。”蔡定剑说,李庄被定伪证罪,法学界是不认同的。法律注重的应该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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