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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权兵卫(やまもと ごんべえ;Yamamoto Genbee;1852年11月26日―1933年12月8日) 出生于萨摩(现鹿儿岛县),日本海军大臣、内阁总理大臣(首相)。藩士出身。海军兵学寮毕业。中日甲午战争时任海军大臣副官、军务局长兼将官会议成员,负责作战指导。1898年6月~1905年12月连任海军大臣,主持海军军备扩充计划,参与准备和发动日俄战争。1904年2月5日,山本权兵卫下达了海军出击命令,拉开了日俄战争的序幕。还是大佐的时候就被称为权兵卫大臣,实际指挥日本海军,大到对清作战制海论的制定、联合舰队的建立、六六舰队和八八舰队的提出,小到老旧军官的退役,吊床号的推行,对镇、定两舰用速射炮取胜、启用伊东v亨、东乡平八郎担任舰队司令无不鲜明的带有他的个人特色。
1852年10月15日 出生于萨摩(现鹿儿岛县),1863年 参加萨英战争。
1868年参加戊辰战争,战争结束后由西乡隆盛介绍给了胜海舟,从此加入海军。
1869年以萨摩进贡生身份进行海军操演所学习。
17个人中倒数第二名毕业。
1874年任海军准尉,留学德国。归国后任高雄、高千[舰长。
1891年在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手下任职,宣扬日本是岛国,海军如果不是第一也该和陆军平行,结果终于建立了独立于陆军的海军军令部,从而飞黄腾达。
1895年 任海军军务局长。
1898年 任第二次山县内阁海军大臣,在第四次伊藤内阁、第一次桂内阁时留任。
1904年 晋升海军大将。
1913年组阁,废除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次年因西门子事件被迫下台。
1923年再度组阁,在关东大地震时实施戒严令,颁行《治安维持法》,遭到普遍反对。后因虎门事件总辞职。退休后以萨摩派军阀巨头坐镇海军。
1928年 受大勋位菊花勋章。
和当时大多数日本海军军官一样,山本权兵卫是鹿儿岛人,萨摩藩的。十一岁时就参加了萨英战争,在弁天炮台帮着搬炮弹,在一起搬炮弹的还有东乡平八郎,炮手不是别人,就是后来日本最早的元帅大山岩(这个炮台可谓价值连城~~)。英国舰队旗舰尤里亚勒斯的舰长和副舰长就是被这个炮台送去见上帝的。山本权兵卫是海军兵学校第二期的,在海兵的时候是最让教官头疼的学生之一,最早几期海兵学生中和英国人打过仗的不少,除了对过去兵戎相见的敌人那种本能的抗拒以外,还有就是“老子来自战场”的自负,根本就没有把那些没有实战经验的大鼻子教官放在眼里,成天喝醉了酒打群架,火来了连英国人教官都敢打。
道格拉斯少校“做个绅士”的谆谆教诲对这帮近似于地痞流氓的学生没有任何用处,到后来只能采取最原始的“开除”方法。仅在1872年一年中被开除的学生就有158名之多,山本权兵卫是第二期中顽劣之首,但不知怎的逃脱了被开除的命运。
山本权兵卫的胡闹,还不仅限于酗酒打架。一次和别的士官们一起到品川的娼馆里去喝花酒的时候,看上了一个雏妓。当天晚上山本少尉就找了几个人做帮手在妓院后墙上架上梯子把那个雏妓从妓院里偷了出来,后来妓院找上门来,山本的一帮狐朋狗友帮他凑份子算是帮那雏妓赎了身。而那个雏妓就是后来的山本权兵卫夫人津泽登喜子。
山本权兵卫在进入海军中央担任海军省官房主事以后不像别人那样经常在舰队和中央衙门之间来来去去,而是一直在海军中央工作(不客气地说,就是没下基层“蹲点”)。但他又步步高升,几乎是日本海军中仅有的没有担任过舰队司令的海军大将。这种奇怪的经历,和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的知遇有很大关系。
日本阅批在1892年第四届议会上削减了预算案,开始行政改革。当时山本权兵卫位居海军省官房主事,在他主导下成立了相对独立于海军省(军事行政机关)的海军军令部(参谋机构),使落后于陆军的海军有了和陆军平等的地位。在同时进行的人员调过程中,他把同乡、前辈以及在明治维新中立过功的人也列为调整对象,解除了8个将军和89个校官的职务。山本大佐桌上放着一把短剑,挨个接见名单上的军官,向他们宣布下岗决定。不管是“僭上反乱”的怒吼还是苦苦哀求,山本都毫不为之所动,铁石心肠地完成了日本海军史上第一次“瘦身行动”。对有用的人材则毫无偏见地录用。象山东乡平八郎、斋藤实、冈田启介、山下源太郎等日后成为重要角色的人物都是在那时由山本权兵卫提拔起来的。他的政治手法得到出身陆军的山县有朋和井上馨的赏识。在山本权兵卫还当局长的时候,周围的人就称他为“权兵卫大臣”。身为萨摩人的山本权兵卫认识到了任人唯亲的弊害,所以就用军校学习成绩来定升降的办法,推行吊床号制度,保证了任人唯贤,从而解消了萨摩出身独霸海军的现象。
中日甲午战争谋划阶段,海军省官方主事(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山本权兵卫大佐和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之间有一次激烈的交锋。当时能动员的日本陆军总共大约有24万人,而清军呢则有98万陆军。但日本陆军并不害怕那98万大清陆军,因为一来分得太散,不一定能动员的起来。二来清军的军事素养和作战能力确实不敢恭维。所以川上主持制定的《征清大作战构想》在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考虑海军的作用,一开口就是发扬200米内硬功夫,刺刀见红,打到清国的直隶平原,在那里和清军决战什么的。但川上在发表这个构想时,冷不防被山本权兵卫将了一军:“陆军有没有优秀的工兵?”川上的回答是:“帝国陆军的工兵非常优秀。”“那好,现在开始就赶快在九州到釜山之间架一座桥起来,要不然陆军过不了海。”陆军这才注意到他们的作战计划理有根本的缺陷:没有考虑制海权。山本说了下去:“征清作战是渡海作战,没有海军的护送,陆军无法登陆。在海军夺得黄海的控制权以前,运兵运粮的所有船只都在北洋水师威胁下,如果北洋水师一旦切断陆军的兵员,军火,粮草补给线,不管在朝鲜登陆了多少人,也不管这些人如何善战,就只有失败这个唯一的结果”。山本继续又说:“所以这次作战,海军最大和最终的任务就只是自主行动,夺得并且确保制海权。其余的陆军部队运输以及护航活动,都不能对海军的自主夺得制海权行动构成障碍”。川上和在场的大山岩都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海权第一的论调。但是川上对于这种直截了当地反对自己的意见并不以为杵,听了进去。山本只是一个海军大佐,而川上是陆军中将。那个时候日本还没有元帅,大将只有几个(大山岩,小松宫彰仁亲王和山县有朋),那时的中将就相当于后来的大将。参谋次长川上可谓是陆军二号人物,山本的发问,应该说是有点犯上的。当然有一点很重要,川上操六也是萨摩藩出身。原来和山本权兵卫在鹿儿岛的健儿社是前后辈关系,要不然“陆军二号人物”也不一定会听得进一个海军省大佐主事的讽刺。这样在那个《征清大作战构想》中,才出现了根据制海权的变化而采取不同行动的方案。这是后来被称为“日本海军之父”的山本权兵卫首次露峥嵘。开战时只是一介大佐官方主事,并没有参加具体的战争策划和战争指挥的山本权兵卫,就这样以简洁的比喻给陆军头头们上了一堂海权课。1894年7月19日,根据军令部官房主事山本权兵卫大佐提出的方案,将已经改名为“西海舰队”的警备舰队和常备舰队整合成“联合舰队”。对于如何对付日本海军威胁最大的北洋舰队的定远级铁甲舰, 山本权兵卫大佐也有他的构想,作为曾经留学德国,日本海军首屈一指的克虏伯大炮专家,曾经担任过海兵的炮术教官的他,想的就是利用速射炮的数量优势,首发命中,然后像急风暴雨似的攻击,摧毁其上层建筑,杀伤人员,使其丧失作战能力。为此他在开战前就秘密组织人员对定、镇两舰进行精确测量。实战的结果事实证明他的做法非常正确。
黄海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山本权兵卫就向首相伊藤博文报告过俄德法三国在频繁接触的消息。外务省没看出名堂,而山本权兵卫预计到了这三个国家会在媾和谈判的时候对日本施加压力:“总理,日本现在没有和这三国对抗的实力,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我们都只能忍。”他的过人的预见力表现无疑。甲午战争刚刚结束的1895年6月,西乡从道就把刚刚晋升为少将军务局长的山本权兵卫找了去:“大家都要和俄国打仗,打仗没有船不行,你先算算需要多少船”。山本在年底交出了《第11回海军扩张案》,也就是所谓“六六舰队方案”,六艘战列舰,六艘一等巡洋舰的方案,分两期进行。但他还是没有把握对俄开战会胜利,因此在1903年6月的御前会议上认真地反对和俄国开仗 ,乃至整个日俄战争期间山本没有发表过一句“豪言壮语”,谨慎的举动使他被国会和传媒攻击为“失败主义者”。山本权兵卫是个官僚,长期在海军中央工作的经验让山本习惯了遇事先从组织上考虑解决方法,他起用了差点准备退休的舞鹤镇守府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山本就是看中了东乡平八郎的沉默寡言和听话。而当明治天皇都不解地问起来为什么把东乡换了日高壮之丞时,山本权兵卫的理由居然是:“东乡运气好”。为了保证东乡老老实实,山本权兵卫又找了两个人来给东乡当参谋长和先任参谋,岛村速雄是日本海军先发制人战略的制定者,而秋山真之则是海军战术的制定者。对马海战前,关于俄军将走那条路线,海军内部争论不休,但是海相山本权兵卫下了一道死命令:争论可以,不管什么结论都是正确――但是,谁也不准和联合舰队开展争论。让联合舰队内部自己争论,得出自己的结论,联合舰队的结论就是大本营的结论,任何人不得质疑。总之一句话,不准影响东乡平八郎司令长官的判断。管他是对是错,日本的命运就赌在这个矮个小老头上了。
山本权兵卫在由萨摩派阀掌握主导权的海军中比同是萨摩藩出身的黑田清隆、西乡从道等人年轻10多岁,属于第二代领袖。由于他有着被称为“权兵卫大臣”的实力背景,所以从1898年11月至1906年1月连续担任三届内阁的海军大臣,成为海军的中心人物。
明治末期,日本政治进入由藩阀政治向政党政治转换的漫长阶段。在第三次桂太郎内阁成立之前,山本权兵卫被从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接班人的候选者中淘汰,评论家鹈崎鹭认为“是山县有朋的反对使他没能主导政局”。相对于迄今一直是政治主流的“长州派陆军第一代”来说,山本权兵卫属于“萨摩派海军第二代”,这也是阻碍他成为首相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山本权兵卫担任首相之前,萨摩藩出身的首相只有黑田清隆和松方正义两人,而且“理论上”出身于海军的首相只有松方正义一个人,更何况松方只是文官,没有军衔。长州藩出身且有陆军背景的首相在人数上虽然只有山县有朋和桂太郎两个人,但在任职时间上却大大超过了出身于萨摩藩的首相(桂太郎是到目前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如果把伊藤博文也算进去,那么长州藩的优势就更加明显。
第三次桂太郎内阁在高喊“维护宪政、打倒阀族”口号的护宪运动(“大正政变”)中宣布总辞职。促使桂太郎内阁倒台的一个原因是山本权兵卫气势汹汹地逼迫桂太郎尽快辞职,并为此拜访了西园寺公望做工作。山本权兵卫一下子成为政治明星,他与政友会的关系也被刻意渲染出来。
在桂太郎内阁辞职后的元老会议上,作为护宪运动攻击目标之一的山县有朋始很明智的保持低调(很明显舆论不利于己)。桂太郎推荐西园寺公望接任首相,但西园寺公望认为自己没有按照天皇“阻止通过桂太郎内阁不信任案”的交待去办而固辞不受。作为立宪政友会总裁的西园寺公望推荐由本党的原敬或松田正久接任首相,但他们都是政党政治家,不可能得到那群日本元老(特别是山县)的同意。结果首相的桂冠就落到了山本权兵卫的头上。山本权兵卫同情政友会,并且由于他属于第二代政治家,跟元老们关系不大(当时西乡从道早就去世),成为不了护宪运动直接攻击的目标,比较容易被人接受。他是萨摩藩军阀这一点虽然对于要打破阀政治的民众来说难以接受,但对于元老们来说却是可以同意他担任首相的重要理由。
西南战争以后,从“海陆军”的说法变到“陆海军”,海军一下子矮了半截,从此就在陆军老大的影子里面过日子,海军也只敢怒不敢言(其实对于日本这样的岛国,居然会搞大陆军主义,真是不可思议~~)。而甲午,日俄两场战争中海军的表现不错,人气和地位也就跟着上升,陆军对海军也越来越给面子。最后,海军终于到达了顶点:1913年2月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当上了首相。这不是件小事,陆军可能已经不希罕什么首相不首相了,因为那东西似乎“常驻”陆军,山县有朋,桂太郎都当过首相,可对于海军而言这是开天辟地第一遭,海相是在日俄战争时专管后勤的斋藤实,次官是山本的女婿财部彪,海军军令部总长是伊集院五郎,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是加藤友三郎,据说是海军的最强阵容,海军算是混出个样子来了。
他上台后,一边安抚民众情绪一边应付政局,不得不和政党进行合作。在政党方面,对占有议会过半数席位的立宪政友会来说,只要没有天皇要其组阁的命令,就只能通过与山本权兵卫合作来实现其政策主张,除此别无他择。双方从各自所处立场出发,确定了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的大框架。
山本权兵卫与政友会经过协商达成一致,内阁成员除陆军、海军、外务大臣以外全部加入政友会,作为交换条件,政友会同意支持山本权兵卫内阁。高桥是清、奥田义人、山本达雄三人在入阁之前加入了政友会。山本权兵卫还通过起用大久保利通的次子牧野伸显等手段成功抑制了萨摩藩的竞争对手、护宪运动要打倒的对象―长州藩派阀。从这一点上看,山本权兵卫虽然有得到政党支持的背景,但他在执政过程中,并非将实现自己的政策为重点,而是优先考虑控制政权和稳定运营,说到底他还是属于“利用政党主义”的实用派。
致力于通过护宪运动打倒藩阀政治的政友会成员们难以接受和萨摩藩头子山本权兵卫进行合作。内阁成立后不久,尾崎行雄、冈崎邦辅等24名议员脱离政友会,成立政友俱乐部,政友会作为执政党在议会的席位跌到半数以下。山本权兵卫内阁成立一周之后,由于桂太郎辞职而中断的第三十届议会复会。由于时间有限,新内阁提出了与桂太郎内阁完全相同的预算案,最终以5票之差侥幸得以通过。山本权兵卫内阁的开局相当严峻。
山本权兵卫在议会中提出修改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和文官任用制度,并得以实现。所谓现役武官制是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制定的,规定只有现役陆海军的大、中将才有资格担任陆、海军大臣,这个规定导致了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的倒台(“军阀毒杀内阁”)。山本权兵卫为了扩大内阁对军部的约束力,将担任陆海军大臣的资格从现役将官扩大到预备役和后备役将官。山本权兵卫自海军起家,和斋藤实一起控制着海军大权,在海军和舆论支持背景下,对改革心怀不满的陆军也只好勉强同意。以这次改革为契机,陆军大臣木越辞职,在围绕后继任人选问题上山本权兵卫没有和山县有朋商量就决定由土佐藩出身的楠濑幸彦接任。正如大家所知,虽然修改了现役武官制,但实际上并没有预备役和后备役将官担任过陆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本人是否真有从现役军人以外选拔大臣的意愿值得怀疑。虽然这些改革是在政友会的压力下进行的,但山本权兵卫在舆论的支持下,使改革获得成功,为军人以外人员担任军部大臣扫清了障碍,这一点还是值得赞赏和强调的。日后广田弘毅内阁恢复了现役军人担任军部大臣制度,结果导致陆军利用这个制度控制了内阁。如果把两者进行比较,感触就会更深一些。
在改革文官任用制度方面,他放宽了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时制定的敕任官必须通过高等文官考试的规定,扩大了首相自由任用官员的范围。为了排除来自山县有朋派官僚控制的枢密院的压力,山本权兵卫把可由自己自由任用的官员范围扩大到陆、海军省以外各省的次官以及警视总监、法制局长、内务省警保局长等。改革给政友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有人认为改革使官僚政党化,政党增加了对阅批人事安排的干预权力。也有人认为,在民主政治中,被委托担当政权的政党、人物使用自己的助手落实政策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必须指出,对于山本权兵卫的改革不能一概而论是对是错。
山本权兵卫内阁对大藏省和农商省进行了整编,削减了一万多名官吏和雇员,仅大正2年度就削减了6600万日元的行政经费。山本还对山县有朋的大本营--枢密院进行改革,将枢密顾问官的定员从38人减至24名,弱化了枢密院的力量。
有人认为,山本权兵卫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得到过昭和天皇的高度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分析日本战争失败原因时天皇举出四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没有具有常识的领导层,战略和政略不足,缺乏对部下的统帅力,酿成以下克上之风,导致最终失败”。与当时领导层相比,天皇认为有能力的人物有山县有朋、大山岩、山本权兵卫。虽然还不清楚山本权兵卫哪段执政时期得到昭和天皇好评,但可以认为第一次组阁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事件背景
从日俄战争结束以后的1905年开始的几乎四十年间,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日本海军中徘徊,最后这个幽灵还真成了精怪,那就是八八舰队的幽灵。一般都认为,这个八八舰队的构想是山本权兵卫提出来的。是为了和陆军对抗,为海军要钱而搞出来的。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正值日本经济不景气,全国的中小资本家认为阅批既然能够进行行政、财政改革,那么一定有收入来源,因此展开要求废除营业税和通行税的运动。“西门子事件”成为推动这场运动发展,迫使阅批不得不减税的象征性事件。
事件起因
1913年11月的一天,德国西门子公司东京支店长维克多·赫尔曼在德国大使馆员亚历山大·希尔的陪同下到海军省来打招呼,说是西门子公司有人偷了公司的文件逃到英国去了,在向西门子公司勒索50万马克。日本人听得有点糊涂:德国的公司失了贼,管日本什么事?你要是想请日本侦探出手帮忙抓贼,那也是找内部省,不该找海军啊。德国人见日本人听不明白,就直接说了:“可能事件捂不住,这件事一公开只怕有几个日本海军的高级军官的名字在欧洲要见报,所以来打招呼,你们还是早作准备的为好。” 原来,被偷出去的文件中有一份西门子公司同意给海军省负责武器采购的原舰政本部第一部部长岩崎达人少将25%的回扣的电报。海军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好了,当时正是八八舰队计划的紧张时刻,原以为山本权兵卫大将当了首相,海军要起钱来可以方便些,谁知道跑出来这么一档事,赶紧就成立了以出羽重远大将为委员长的查问委员会来追查这件事。查下来的结果是确实有人在德国拿了钱,而德国人做的只是为日本人在英国定购的巡洋战列舰金刚号配内装的活,干正活的英国人也给了日本人钱,而且给得更加多,光舰政本部原本部长松本和中将一人就从英国人那儿拿了40万日元。不要忘记那是有个千把日元就能在东京盖座房子起来的年代,新日铁的前身八幡制铁一开始只用了57万日元就见了起来,这45万的数字之大可想而知。这个松本和中将在事发当时是吴镇守府司令长官,已经是下一任海相的人选,熟悉日本政治的人应该知道日本的金权政治是有传统的,据说松本弄这笔钱就是为了当海相而在准备政治活动资金,所以这笔钱还存在银行里没动。1914年1月23日这份文件在日本一经见报,顿时就是一场地震。国会里乱成了一锅粥,传媒在拼命炒作,用后来的甲级战犯嫌疑犯,历史学家德富苏峰的话来形容就是:“想起海军就想起山本权兵卫,想起山本就想起回扣”,愤怒的群众涌向国会和海军省,四千名警察都没有办法维持秩序,结果陆军出动了第三联队的一个大队帮助维持秩序才算把局势平静下来。结果是刚刚坐上首相宝座的山本权兵卫带着他那个内阁在四月份集体辞职。海军刚刚有的一点名堂又没有了。
触犯了军事和政治权贵利益
这件事情非常复杂,海军从万年老二慢慢地爬到能和陆军老大哥几乎平起平坐,陆军除了还有一个名义上是“天皇的幕僚长”的参谋总长之外,再没什么比海军牛的地方了。海军的名声加上漂亮的军服,是青年人的向往,再加上男人那种天生的对机械的憧憬,使得土头土脑的陆军开始害怕招不到人了。也确实是从日俄战争结束开始,一高(东京大学),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这三个学校中,海兵成了最难考的学校。陆军心理不平衡是肯定的。但是陆军对海军的不满还不仅仅在于此,山本权兵卫上台以后采取的几项触犯了军事和政治权贵利益的改革措施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山本权兵卫在刚上台的就职演说中就提出了“国防不是被军人垄断的东西”的观点,从而取消了内阁中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现役武官制”的规定。这个“现役武官制”是陆军控制阅批的最有力武器,根据这个规定,出任陆海军大臣的必须是现役的陆海军中将或大将,这样只要陆军对阅批不满,只需要陆军大臣辞职而且又拒派接任大臣的话,阅批因为重要大臣位置出现空缺而只能总辞职。新任首相,哪怕是已经获得天皇指名,只要陆军不出陆相,那人就无法组阁,因此只有陆军中意或者一切按陆军意向行事的人才能当上首相或者当稳首相。
从理论上来说海军也能做到这点,但海军没有付诸过行动,而且对陆军的这种飞扬跋扈也有不满。更重要的是熟知陆海军关系的山本权兵卫也害怕陆军对他也来这么一下,所以先下手为强,断了陆军的想念――你陆相敢辞职,我就能随便抓个人来当这个陆军大臣。
赶山本下台
在陆军最长老的山县有朋看来这是不可饶恕,一定要给与惩罚的背叛行为。恰好在山县有朋苦思冥想怎么才能把这个不只是在日本海军,在全日本都很有人望的山本权兵卫赶下台时,天上掉下来了一个西门子事件,给了山县有朋一个绝好的机会。没有人能拿出证据说明陆军策划了这场阴谋,山县有朋本人也没有出面,但是所有在国会里对阅批发难的议员们都和陆军走得相当近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历史学家们往往还会提到另一个巧合:时任朝鲜总督的明石元二郎中将正好在此时奉招回国述职,对于能搅乱俄罗斯帝国的特工天才明石中将来说,造成群众由于“义愤”而上街抗议似乎是太简单了。
甲级战犯,后来的内阁总理,当时是总检察长的平沼骐一郎在回忆录中说:“议会内阁里岛田三郎在弹劾山本,地方上也在反对山本权兵卫,想方设法要赶他下台,从表面上看不见山县,其实山县的眼中钉就是山本”。
西门子事件把刚刚在日本国内政治舞台上崛起的日本海军又打了下去,丧尽脸面和信用的海军再也无法提出扩军的计划了,如果就这么下去,日本倒也不一定能走进太平洋战争,一部分日本人就是这么看的。
事件评论
历史不容许假设,历史只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实。西门子事件对海军的影响之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新上台的海军大臣八代六郎为了挽救名誉几近全无了的海军,提出了一个对海军说来是晴天霹雳的建议:将山本权兵卫和斋藤实编入预备役。这件事甚至引起了海军老帅井上良馨和东乡平八郎的愤怒抗议,八代只好叫上次官铃木贯太郎少将和军务局长秋山真之少将,对两老元帅说明了三点理由:1. 海军得向议会要八八舰队的预算,一谈钱就是山本。2. 松本和中将确实是山本和斋藤的心腹,在松本问题上,山本不负责任不行。3. 当时贵族院里攻击山本和海军时,山本没有反击,损害了海军的形象。面对着这三条理由井上良馨和东乡平八郎也无话可说,于是山本权兵卫就离开了海军。山本过早被编入预备役,从而丧失了能够名列元帅府的资格,离开海军的最大后果就是日本海军再没有了能够统管全局的人物。后来的加藤友三郎勉强可以压得住场面,但他是“残烛首相”,寿命太短,1923年62岁就死了。此后日本海军从此分崩离析,谁都可以任意行事,结果就是变回陆军的附庸。
加藤友三郎去世后,在元老西园寺公和松方正义定夺下,1923年8月28日再次由山本权兵卫组阁。这是由于当时第一大政党政友会内部存在总裁高桥是清派与反总裁派的矛盾而无法担纲政权,宪政会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并且很多人对与西门子事件无关却被排除出政界一线的山本报抱有同情。
山本在组阁之初曾想组建一个举国一致内阁,他邀请政友会总裁高桥是清、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以及贵族院研究会的干部们入阁,均遭拒绝,不得不逐个决定阁僚人选。革新俱乐部总裁犬养毅以实行普选制为条件答应入阁,但确定其他阁员并非易事。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山本在持续不断的余震中决定自己兼任尚未确定的外务、文部、司法三个大臣的职务。山本内阁宣布成立。这个内阁中有很多实力派人物,被称为“人材内阁”。由于没有多数执政党参与,内阁更加需要首相发挥领导力。
关东大地震非常强烈,死亡人数超过9万人,受灾群众达340万人。为应对灾情组阁越快越好。组阁后,内阁每天要召开数次会议,至12月止共颁布了包戒严令在内的130条以上的法令。阅批还设立了以首相为总裁的帝都复兴审议会和以后藤内相为总裁的帝都复兴院。高桥、加藤两位党首也参加了帝都复兴审议会,呈现出举国一致的情景。但对于后藤内相提出的30亿日元复兴费用预算,审议会认为应优先考虑复旧项目,只认可了不足6亿日元预算。地震发生后,广泛流传着朝鲜人要借机暴动的传闻,结果以数千名朝鲜人被杀害为开端,相继发生了杀害工人运动领导人的“龟户事件”和杀害无阅批主义者大杉荣和伊藤野枝的事件。应该注意到的是,不论哪一件事件都与阅批有关。
犬养毅不断要求尽快实现普选制,政友会对此表示反对。由于山本在震后复兴问题上需要政友会的合作,因此表现出回避的态度。但是政友会认为帝都复兴计划会对地方产生不良影响而表现出厌烦情绪,山本对犬养毅等阁僚的领导力急剧下降。
以帝都复兴相关问题为中心的第四十七届议会在留下一些少得可怜的成果后结束了。两天之后,即1923年12月25日,第四十八届通常议会召开。在议会开幕的27日,发生了无阅批主义者在虎门开枪狙击前往议会途经此处的摄政官裕仁皇太子(就是后来的昭和天皇)的虎门事件,山本内阁为此提出辞呈。天皇暂时收下了内阁辞呈。虽然两天后宫廷下达了不允辞职的“优渥上谕”,但在犬养毅强烈主张下内阁还是总辞职了。对于犬养毅来说这是一个事关国家体制的重大问题,同时他对山本内阁实现普选也不再抱希望。
概括地看两届山本内阁,可以说它的诞生是靠自身实力创造的运气,后来又因偶然的不走运而倒台,真让人感到宿命的安排。关于第二次山本内阁,在内阁成立之初就有人指出山本已是强弩之末。虽说虎门事件成为导致第二次内阁辞职的直接原因,但年过七旬的山本不能正确掌握和对应民主社会潮流,没能即时充分应对地震灾情,以及没能善使谋略控制住政党才是其内阁倒台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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