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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1922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宿白先生长期从事历史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范围广博,在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的造诣为学界所公认,尤其专长汉唐考古、宋元考古和佛教考古,在历史考古学上是一位集大成者。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他重视遗址发掘,同样重视文献考据和田野调查实习,主张文献考据同考古发掘资料分析相结合。讲授的课程有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古代建筑、古代陶瓷、古代葬书、中国考古学(下)、中国佛教考古学、从考古发现看中西文化交流、汉文佛籍目录和《历代名画记》等。
1922年8月3日生。1944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
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业,并任职于该所考古学研究室。
1951年宿白曾主持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的发掘。
1952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兼教研室副主任。
对宋元考古作过若干专题研究,其中《白沙宋墓》(1957)一书,体现了在研究方法上将文献考据与考古实物相结合,是宋元考古学的重要著作。在佛教考古方面,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
1958年主持河北邯郸涧沟齐村龙山-商周遗址的发掘又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实习,对响堂山石窟、敦煌石窟、龙门石窟和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
1959年参加对西藏文物的调查。其主要学术成果是,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作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他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个时期城市遗址作了系统的研究。对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演变,提出了创见。
1978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1979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
曾先后访问过日本、法国和伊朗等国,进行考古方面的学术交流。
1983年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
学生时代
宿白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上的。“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上小学四年级。日本教师在学校向学生传授日语,在上中学期间,宿白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说起来,这与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教育有关。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就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
1939年,宿白考上了北京大学,1940年入学。那时,日本人不希望学生干别的,就希望大家念书。宿白觉得有这样一所大学上、可以学历史很好,所以也没有再往后方去。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这些知识都是宿白以前没有接触过,一无所知的。这个时期,北大还是有一些名师,尤其是后期,燕京大学关门以后,一些老师就转到北大来了。这个时期的北大还是保持着它的旧传统,宿白的本科在历史系。
1944年毕业以后,宿白留在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时听了不少哲学系的课。这个时期有几个因素影响了宿白的职业选择。冯承钧先生教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研究生阶段,宿白还学过版本目录,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
从北大图书馆开始职业生涯
抗战胜利以后,宿白被分配到图书馆工作,后来,北大要恢复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向达找不着人,冯先生就又介绍了宿白。宿白那时已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多,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让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宿白才离开了图书馆,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考古不能脱离田野工作。
从1950年开始,宿白就一直做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从1952年到1964年,宿白教的主要课程是汉以后的考古学和古代建筑。从1964年到1974年,就什么事都干不了,书也都被封了。后来回想,幸亏封了,不然也保不住。
为复原西藏寺庙留下历史材料
1959年,宿白去了西藏,在那里呆了5个月。当时中国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西藏还没有。文物局组织人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
当时宿白把调查的材料交给文物局以后,就没继续管这事情。1988年,西藏文管会庆祝一个节日,邀请他去参加。宿白发现,很多寺庙在“文革”被毁掉了。回来后,他就开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其中好多插图都是宿白画的,现在正好可以做复原的参考。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了,这离宿白当初去西藏调查已经隔了三十多年。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所涉及的佛教考古以前还没人做过。自公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因此,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就绝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关涉到西藏历史诸多方面。
宿先生一生挚爱历史考古学事业,晚年依然十分关心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关心学生的成长,对转型时期历史考古学的发展前途看得深远,谆谆教导学生“风物长宜放眼量”,平和的话语透着殷切的期望。
在克孜尔石窟体验历险经历
“文革”末期,北大恢复招生。1979年9月,宿白带领北京大学研究石窟的学生到新疆克孜尔石窟实习。其间还有一次历险的经历。那里的98窟是由僧房窟主室改建的中心柱窟,原先的门道便单独成为一个长条形小窟,后来不知是谁为上下窟方便,又将它们之间封闭的门重新打开,串通起来,而长条形小窟一直未安窟门,与99窟前室敞口侧壁相隔仅有1米多。这样,往来于98、99窟,除走梯子外,还可攀岩,直接从长条形小窟进出。这看起来便捷多了,但若是手扒不住岩壁,或是脚踩不稳,都有可能跌入沟底。
那天也是从99窟直接攀到98窟,他先用右手抓住99窟侧壁,转过身,迈出右脚,蹬到一块突出的地方,再翻身伸左手拽住长条形小窟侧壁,将整个身体紧贴住崖壁。因为上了年纪,宿白没能快速跨出右脚,借势进窟,结果用左脚试着找落脚点找了好多次,幸好最后还是平安跨过了。
1983年,北大成立考古系,宿白担任了系主任,开了不少新课。还带了三个研究生,带着他们在南京栖霞山石窟和龙门石窟实习。
在白沙宋墓的发掘中,在历史考古学草创时期编年分期标准很不明确和历史现象及问题多不及深入讨论的困难情况下,一人承担了宋墓发掘报告的编写任务,写出了学术价值很高的《白沙宋墓》并于1957年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是中国宋元考古学的重要著作:
1)在当时无例可循的情况下,以十分明确的编写体例,严格区分了报告主体正文和编写者研究的界限,体现了一个科学家必备的学术品德。
2)在正文之外做了大量注释,把原始材料和引用材料加以区别,把史料出处注和问题解释注混合编排,其中的解释性注释尤其重要,至今仍是历史考古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诠释。
3)1957年在注释中论证的事物和专题,经受了47年来考古新材料的验证,其中对唐宋堪舆术的研究,开始了研究的先例。
4)严肃认真地对待他人研究成果的引用。这部著作2002年再版,不仅繁荣学术,更有肃整学风的现实意义。
《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
《隋唐城址类型初探》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
《南宋的雕版印刷》
《居庸关过街塔考稿》
《云冈石窟分期试论》
《敦煌早期洞窟杂考》
《大金武州山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
新疆克孜尔部分洞窟的分期和《赵城金藏与弘法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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