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必成个人资料简介

王必成，湖北省麻城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9年3月13日逝世。

王必成 – 简介

王必成(1912―1989)，祖籍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小寨村人。(与许世友邻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三团通信队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第十师三十团营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委员，第八十九师二六五团副团长、二六七团团长、副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参谋长、团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一师二旅旅长，第十六旅旅长，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新六师副师长，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军长，第七兵团副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王必成 – 生平概况

王必成，1928年参加本地赤卫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三团通信队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第十师三十团营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委员，第八十九师二六五团副团长、二六七团团长、副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参谋长、团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司令员，第一师二旅旅长，第十六旅旅长，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新六师副师长，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军长，第七兵团副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王必成 – 大事年表

王必成，1912年2月生在湖北省麻城县许家洼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1923年读私塾，1925年辍学。

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

1927年参加农民义勇队，1928年在家乡参加少先队、赤卫队。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4方面军第1军第1师2大队大队部勤务员、传令兵，红4方面军第10师3团交通队通讯班长、队长。

1931年冬起任红4方面军第10师3团3营8连副连长、连长。

1932年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同年10月随军西征入川。

1933年7月起任红30军第88师263团1营政治委员。

1934年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历次反“围攻”及进攻战役。

1935年参加了长征。同年11月起改任红30军89师267团政治委员，奉命南下转战川康边。

1936年春起任红30军89师副师长。

1936年7月入红4方面军红军大学学习。同年10月随红2、4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省会宁会师。

1938年1月起调任新四军第1支队2团参谋长。同年6月起任新四军第1支队2团团长。

1939年11月起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第2纵队司令员。

1940年率部参加黄桥战役。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1师2旅旅长。

1942年2月起为华中党校一队学员，8月起继任新四军第1师2旅旅长，11月起任苏中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

1943年任新四军第6师第16旅旅长。

1945年1月起任苏浙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巩固扩大苏中抗日根据地和挺进苏南的多次战斗。

1946年任新四军新编第6师副师长，华中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苏中七战七捷的作战。

1947年1月至1949年2月任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

1949年2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军长等职，率部参加了、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1月至1952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

1952年7月至1953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司令员，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因病回国，王必成入朝作战。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4年在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

1955年9月2日至1960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1960年5月至1969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等职。

1969年12月至1971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

1970年，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害，王必成主持昆明军区工作。

1971年6月至1979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司令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

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9年1月至1980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80年1月至1987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离休后定居南京。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3月13日在南京逝世。被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王必成 – 革命生涯

王必成，1912年2月29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之家，少年时期投身革命。1928年参加当地赤卫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红军，第二年入党，参加过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川陕苏区历次反“围攻”和举世闻名的长征，三次过草地。由于他英勇善战，很快由班长、连长、营长升至团长、团政委，在长征结束时即由普通一兵成长为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副师长。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久经战火考验的王必成随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为日后进一步成长奠定了扎实的军政素质。他成名于新四军时期，立威于解放战争中，是“人民军队不可多得的虎将”。

抗日虎将

1938年春天，王必成从延安奔赴东南抗日前线，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参谋长，不久担任团长。二团又称“老二团”，前身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留下的坚持在湘赣边、赣粤边、赣东北的游击队。在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后，这支部队重新集结，随陈毅挺进江南敌后抗日，战斗在茅山地区，为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浴血奋战。

王必成到二团时，已是身经百战的年轻军事指挥员了。在粟裕率先遣支队取得首战韦岗的胜利之后，王必成指挥二团打新丰、攻句容、袭东湾，全歼延陵之敌，连战皆捷，创造了新四军对日作战多个“首次”。

新丰车站战斗是新四军的首次夜战。新丰车站在京(南京)沪铁路镇江与丹阳之间，驻有日军40多人，还有特务、汉奸、路警等，共100余人。1938年6月30日下午，王必成率二团一营自丹阳延陵镇出发，隐蔽进抵新丰车站东南9公里之东冈。7月1日夜11时许，新四军对驻新丰车站日军发起突然攻击，并与敌进行白刃格斗，歼灭日军10余人。又用火攻烧死日军30余人，并烧毁车站。此次战斗历时1个半小时，缴获步枪6支、刺刀6把，配合地方抗日自卫团破路基、拆铁轨、割电线，使日军在江南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线陷入瘫痪。

句容战斗是新四军首次攻入敌占县城的战斗。1938年8月，为配合国民党第七十九军向苏南丹阳、武进的进攻，新四军第一支队决定由王必成率二团主力袭取江苏省句容县城。受命后，王必成立即排兵布阵：第二营往东昌街，向镇江方向警戒，破坏道路、桥梁；第三营进袭城北门外飞机场，并对汤山东昌街方向实施警戒；支队特务连配合地方武装，在天王寺至句容间之五港、双庙、张庙一带阻敌并破坏公路，掩护攻城部队；第一营为攻城主力。夜深之后，战斗开始，第一营乘黑暗用云梯突入城内，顺利占领东南门。第三营亦入城作战，经巷战，占领商会及伪自治会。日军一部固守楼屋，负隅顽抗，王必成命令一、三营以火力封锁正面，从侧面纵火焚烧，城外飞机场房屋亦被完全焚毁。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40余人，缴获步枪2支、手榴弹2箱、子弹5000余发，其他军用品若干。

粟裕的“三只铁拳”

1940年7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王必成率部随陈毅、粟裕挺进苏北，陈粟分别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正副指挥。部队整编为第一、二、三纵队，叶飞、王必成、陶勇依次担任各纵队司令员。部队开赴江都时，陈丕显与王必成相识，陈曾回忆：“初次见面，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个头不高，两眼炯炯有神，虎虎有生气；不善辞令，简单几句话，掷地有声；不苟言笑，待人诚恳，谈话中很少讲自己过关斩将之事。”的确，第一次见到王必成的人，都不会把他与能征善战的猛将形象联系到一起。1939年11月，在江南指挥部任见习参谋的恽前程，在回忆他第一次见王必成的感觉时这样说：“他身穿灰布军装，小腿打绑腿，腰系皮带，着装整齐清洁。看上去很年轻，大约二十五六岁样子，身材不高，体瘦不胖，脸面嫩白，与我想像中的形象不一样，不像个能征善战、英武魁伟的战将，倒像个体弱的小学教师。”

1940年7月25日，东进序幕拉开，王必成所率的二纵先期行动，很快将国民党顽固派保安四旅先头部队击垮，并分兵占领了黄桥镇以北的蒋垛、古溪等地。9月，他率部攻克姜堰，打掉了保安九旅司令部。10月，他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黄桥战役，与一、三纵一起，全歼敌顽军独立六旅，直捣顽八十九军军部、三十三师师部。顽军军长李守维单骑遁逃，连人带马掉进河里淹死。从此，这三支英雄的部队，在陈粟指挥下，一直并肩作战，威名远扬，被称为粟裕的“三只铁拳”。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部队又一次进行了整编。活动于苏中地区的原苏北指挥部编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粟裕)，所属第一、二、三纵队编为第一、二、三旅，叶飞、王必成、陶勇依次担任各旅旅长。王必成所率的二旅以苏中二分区以及盐城、建阳(今建湖)为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2年底，根据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为加强苏南的抗日力量，新四军一师决定二旅主力渡江南下，与划归一师指挥的十六旅整编。次年1月，王必成带领部队进抵溧水与十六旅会合，王必成担任十六旅旅长，江渭清任政委，率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苏南抗日斗争。

苏中七捷凡五战，涟水痛击张灵甫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当局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又一次挑起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1945年11月10日，华中新四军部队正式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王必成任华野第六纵队司令员，江渭清任政委。从1946年3月起，华中野战军在进行“百日”大练兵运动中，进一步调整了部队的战斗序列：第六纵队改为第六师，谭震林兼师长和政委，王必成任副师长。同年7月13日至8月27日，在闻名遐迩的苏中七战七捷中，王必成率第六师参加了五战，仗仗皆胜，歼敌1.6万余人。就在这时，王必成遇到了他军事生涯中最大的劲敌――国民党军名将张灵甫。

苏中七战七捷后，苏中战场胜利在望，可相邻的淮南解放区形势却急剧恶化。在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的强攻下，解放军被迫撤出淮南根据地。随后，第七十四师沿运河长驱直入，兵锋直指淮阴。淮阴是苏皖解放区的首府，战略地位重要，得失事关全局。因此，粟裕一面急调成钧、皮定均赶往淮阴城下，阻击第七十四师；一面亲率第一师、第六师从海安城下撤围，奔赴淮阴，准备围歼第七十四师。由于淮阴我守军顽强抵抗，使敌第七十四师在城下寸步难进。眼看粟裕援军就要赶到，敌第七十四师处境危急。狡诈凶悍的张灵甫派出一支小部队，在夜色掩护下发动偷袭，突破点就选在防线中央――从战术角度看中央是最难突破的地段。守城部队未料到一向害怕夜战的敌军居然敢于夜袭，更想不到进攻的地点竟在防线最坚固地段。敌第七十四师乘机破阵，张灵甫挥军入城。一天后，粟裕率援军赶到，但战机已失，只好撤退。张灵甫乘胜挥师南进，3天后又占淮安。至此，两淮地区完全失陷。

越挫越勇

涟水之战一个月后，在国民党军其他部队配合下，第七十四师再犯涟水。此时，陈毅、粟裕正在北线准备宿北战役，坐镇南线的谭震林决定来个硬碰硬，将王必成第六师摆在涟水南面，对决第七十四师。

1946年12月3日，第七十四师等部在正面排开将近100门重炮，对解放军阵地猛轰。空中，敌机投掷的高爆炸弹、凝固汽油弹密雨般倾泻而下，把整个战场犁地般地翻了一遍。随后，坦克引导着第七十四师步兵向解放军阵地发动猛攻。经过两日激战，第六师坚守的第一线村庄先后陷落。12月5日夜，王必成发动反击。敌第七十四师的美制M1917重机枪在暗夜中织成严密火网，第六师冲锋受挫。反击失利后，王必成迅速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心以坚守来消耗敌军。他将全师梯次展开，构筑了纵深的野战工事，节节抗击敌军进攻。在9天9夜的血战中，第六师官兵英勇顽强，始终将进攻之敌阻击在涟水南面。然而，这一回，无论王必成，还是谭震林，都低估了张灵甫。张灵甫进攻涟水南面仅仅是佯攻，正当第六师在涟水城南面苦战之际，张灵甫亲率主力绕道从西面直扑涟水。14日拂晓，第七十四师主力在城西突然出现，第一道防线当天就被突破。傍晚，第七十四师的兵锋进至废黄河大堤。王必成震惊之余，急忙抽调一个旅返城。然而，张灵甫动作异常迅猛，也集中重兵向第二道防线强攻，突破多处防守阵地，涟水形势万分危急。

15日上午，奉命支援的第六师十六旅赶到，王必成亲自赶赴城西前线。第六师的敢死队呐喊着，端着卷刃的刺刀，硬是把第七十四师赶了下去。当夜，谭震林紧急命令第六师的第十八旅也回援涟水城。然而，战场上的张灵甫像狐狸一样敏锐狡猾，他抓住王必成援军未到的战机，调集城西和城南两大进攻集团，共同集中炮火向解放军城西阵地猛烈轰击。惊天的炮火之后，第七十四师以营、团为单位，连续发起集团冲锋，敌军依靠数量的优势，从多处冲决解放军的防线，涌向涟水城垣。15日中午时分，第七十四师从涟水西门、南门先后突进城内，与解放军展开了血战。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解放军守城部队被迫在当天下午先后撤退。第六师主力撤出时，王必成凝视着涟水城内冲天的浓烟烈火，青筋暴露，死盯不动，最后被警卫员和参谋人员强推下去。

第二次涟水之战，解放军共毙伤敌军8000余人，但自身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仅第六师就有5000多名指战员血洒疆场。在王必成的战史上，如此的伤亡是前所未有的。尤其令他痛心的是，有些部队被困在城里未能冲出，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此刻的张灵甫报了前仇，春风得意。他率领一群高级军官，来到涟水古塔下合影留念。实际上，二战涟水张灵甫虽然胜了，但第七十四师前后伤亡近万人，基层战斗骨干损失惨重。后来孟良崮战后，被俘的第七十四师旅团长们都认为，涟水之战重创了该部，是造成后来覆灭的重要原因：“涟水战后，本师元气亏损，一蹶不振”。

为祖国、为人民、为和平，鞠躬尽瘁

1953年4月，一直想上朝鲜和美国军队较量的王必成，终于得偿所愿，出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虎啸三千里江山”，亲身体验了打败美军的民族自豪感。1955年夏天，王必成奉命从朝鲜前线回国，出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同年9月，战功赫赫的王必成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在上海工作的5年半时间里，王必成非常注重军政和军民关系；十分注意尊重地方党政领导；他党性强，讲原则，顾大局；他治军严，律己也严。王必成经常强调：上海警备区是上海市委的军事部门，既要听从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指挥，又要服从上海市委领导。他抓上海民兵工作有声有色。他说，上海是个高度工业化的都市，工人无工忙工闲之分；上海郊区由于机械化程度较高，农民亦无农忙农闲之别。因此，上海的民兵训练不能采取“大集训”的办法，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根据上海的地位和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分散小群的训练方法，每天一至两个小时，有分有合，并侧重抓特种兵的训练。根据他的建议，上海市委成立了上海市民兵工作领导小组，把地方党政部门和驻沪三军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民兵工作搞得生气勃勃。

1960年11月，王必成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成为司令员许世友的得力助手，负责军事训练。1961年初，南京军区某部二连副连长郭兴福总结出一套新的战术教学方法，受到军领导的好评，被作为典型加以推广。1962年初，郭兴福第一次到南京汇报作业，许世友、王必成先后观看了他的教学方法，均连声赞好。事后，立即在南京军区部队大力组织推广，使“郭兴福教学法”逐渐被推向全军。

1969年夏天，王必成就职昆明军区，历任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云南省委第二书记、云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时间长达10年。前七八年间，正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之时。作为云南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工作受到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帮派势力的严重干扰。他们捏造种种罪名，向王必成身上泼脏水，大肆进行诬陷、迫害，胡乱拼凑了《王必成在云南的100条罪状》。1971年9月，林彪集团折戟沉沙后，“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一伙人，假借批林整风，另搞一套。他们把刚直不阿的王必成视为“眼中钉”，欲置死地而后快。他们上蹿下跳，曾一度使王必成无法工作。在逆境中的王必成忍辱负重，力排干扰，为稳定西南边疆的局势而拼命工作。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及时地处理了云南的问题。1975年2月，党中央为解决云南问题召开了100天会议，专门下了文件，扭转了云南局势。王必成战场上是虎将，政治上也从不趋炎附势，从不随波逐流，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每当省革委会开会时，那些派性干部就在会上胡搅蛮缠。王必成多次与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寸步不让，捍卫了党性原则的纯洁性。作为军人，他成功地抓了部队的军事演习和军区机关的拉练，受到了总部领导的高度评价。他顶着“四人帮”的压力，亲自到云南重型机器厂蹲点，帮助该厂打翻身仗。他经常深入到农舍地头，关切地询问口粮和看病情况。他还关心昆明市的蔬菜供应和公共交通状况。所有这些，今天的昆明人民仍有口皆碑。

1979年1月，王必成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回到了生他养他的荆楚大地。王必成还是那个老脾气。他不顾鞍马劳顿，短短几天内，就走遍了军区机关、武汉空军及驻汉军事单位，还专程到省市机关拜访。湖北省市负责同志见王必成身体不太好，建议集体来看望他，他风趣地说：“我是湖北人，入乡拜土地，还是我来看看‘父母官’。”王必成虽然在武汉军区任职时间仅一年，但他那艰苦奋斗、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他尊重地方、维护军政军民团结的精神，给武汉军区指战员和湖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0年春天，王必成就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时间长达7年之久，在这期间及之后的日子里，他仍然坚持为自己奉献一生的人民军队建设出谋划策，直到1989年3月病逝。

王必成 – 将军轶事

“军令状”

王必成平时言语不多，但在关键时刻，说出的话却掷地有声。

1941年，王必成的2旅(此时2纵队改编成新四军，1是由旅)奉命到苏南，与那里的新四军16旅合编后仍归16旅，王必成任旅长，江渭清任政委。合并不久，即遇顾祝同调集12个团2万人，气势汹汹地直逼两溧地区，想歼灭新四军，制造第二次“皖南事件”。顽军提的口号是“打死王必成，活捉江渭清。”

战斗打响后，情况对我不利。敌人以优势兵力对我形成包围态势。王必成、江渭清召集团以上干部分配任务，当旅参谋长陈铁军刚汇报完敌情时，王必成就说：“眼下处于战斗紧要关头，没时间细讨论，就请政委下决心，我们坚决执行。”这句话使当政委的江渭清又惊讶又感动，因为这是到江南来王江第一次合作打这样大规模、敌我力量很悬殊的仗，王必成就这样信任他。时尚不容客套、推让。江渭清根据粟裕指示，立即向4个主办团发布了命令。最后江渭清还加了一句：“完不成任务，团长、政委军法处置。”江渭清后来回忆：“这种话我是很少说，但那次我却说了。”可见情况之危急。就在江渭清说完那句话后，王必成突然接上来说：“江政委太客气了，完不成任务，团长、政委提头来见！散会。”军中无戏言，一旦执行起战场纪律，那可真是六亲不认，结果是部队顺利突围，还顺手牵羊，歼敌1200余人。

“这样的部队还能打仗？”

1946年10月涟水之战后，王必成率第6纵队北上鲁南。鲁南战役后转移到临近以西休整。此时，粟裕领导的华中野战军与陈毅领导的山东野战军会合，统一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王必成的第6师改编为第6纵队，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委，皮定均任副司令员。

第6纵队指战员大部分是苏中子弟，北上山东后，不习惯于北方生活。王必成走到哪里，随时都可听到战士们的议论。这个说：“怎么搞的？天天打胜仗，天天向北跑，北方的玉米饼、小米饭实在吃不下。”那个说：“唉！倒霉透了，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问我有啥意见，做梦都想回苏中。”对于这些议论，王必成虽然觉得可以理解，但他认为，当兵打仗，不能只在家乡周围转，而要树立全局观念，否则对打胜仗是极为不利的。于是，他一方面召开纵队党委会议，号召大家克服乡土观念，树立在全国范围内打运动仗的思想。另一方面，他经常深入部队，和干部战士们拉家常，帮助他们消除思想疙瘩。

山东老根据地人民群众对待子弟兵非常热情，但对从苏中地区来的新四军仍较为陌生，因为两地的生活习惯甚至语言都大不相同。山东老乡将苏中部队归纳了三奇：第一奇，讲话像鸟啼，叽里哇啦，一句话也听不懂，好像来了一批外国兵；第二奇，个个留头发，好像来了一批学生兵；第三奇，不少人盖着五颜六色的绸面棉被，有人还穿着绸衬衣，好像来了一批少爷兵。老乡们悄悄议论起来：“这样的部队还能打仗？”

年轻战士接受新事物比较快，学了几句山东话，加上手势比划，就能交流情况。山东老大爷、老大娘终于弄清了这支部队来自出产丝绸的鱼米之乡，穿件绸衣，盖条绸被，并不一定是地主、资产阶级；习惯于留个小分头，也不是“腐化堕落”，并知道了这支部队长期在大江南北作战，是一支很能打仗的部队。

“王老虎来了！”

1969年，南京军区副司令王必成被毛泽东派到云南，任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来又担任了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的到来，对盘踞在云南境外“金三角”地带的国民党残部，是个坏消息。“王老虎来云南，日子不好过了！”猥集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部议论纷纷，惶惶不可终日。

这群国民党残兵败将中的许多人曾经领教过“王老虎”的厉害，王必成来云南挂帅，他们着实紧张。因此他们急忙重新研究对策，1970年一年即派遣特务8次12人，对大陆进行侦察，结果除1人被击毙外，其余全部被抓。1971年，他们再派出两名特务，这两名特务在畹町境外窥测3天3夜，竟不敢入境。1971年7月，解放军在盈江县芒线勐俄寨抓获美蒋特务机关“美新处”特务组长杨世才等两人，审讯时，杨世才说：“我的上司说江南的王老虎来云南了，万不可轻举妄动。我说他姓王的刚来，我不住边境就行了，但不知他早已扎了篱笆。现在，我认输了。”历史回溯到1947年解放战争的莱芜战场上，一个被俘的敌军军官这样说：“当听说与我们打仗的是‘王老虎’的部队，就知道这一仗我们是输定了。”

王必成 – 人物性格

王必成将军下部队视察，凡摆酒宴均拒之。宴撤，方上席；宴不撤，决不上席。故将军下部队常上演“罢宴风波”。

王必成勇猛顽强，大胆果断。他善于打大仗，打硬仗。他生性不苟言笑，落落寡合，易生闷气，有些孤僻。但他善于把说话的机会让给别人，自己在一边认真倾听。他说话不多，但说话算数。他很少与家人一起吃饭，每顿一碗干饭，两碟小菜，几十年如一日。他的一位战友牺牲时留下一毛毯，王必成一直用到去世，整整49年。

王必成将军指挥作战军令如山，以下“死”命令而威慑军中。军令出，非“死拼”，即“死守”；非“枪毙”，即“杀头”。1943年4月，蒋介石、顾祝同调集12个团近两万人马，直逼两溧地区，妄图围歼新四军第十六旅，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当是时，旅政委江渭清向各团传达突围命令。末了，江渭清请旅长王必成讲话。王必成将军曰：“江政委说，完不成任务，团长、政委军法处治。我说江政委太客气了，完不成任务，团长、政委提头来见！散会。”将军言简意赅，掷地铛铛，当事者史剑秋、陈侠皆曰，至今声犹在耳。

王必成 – 人物评价

1963年4月12日，毛泽东至南京视察，王必成将军向毛汇报用“野营训练”的形式锻炼部队，效果很好。毛泽东连连称赞：“野营训练好！”故此，野营训练即在全军展开。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指使云南造反派罗列了《王必成在云南的100条罪状》。1974年4月28日，将军上书毛泽东主席，毛挥笔批示：“王必成同志问题讲清楚就行了。”“四人帮”仍揪住不放。7月10日，将军第二次上书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又批曰：“王必成同志事情讲了就好了。”王必成将军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

“人民军队不可多得的虎将”“在以后华东战场的多次重大战役中，如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王必成同志的华野六纵，都建树了赫赫战功”“王必成同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勇猛顽强，大胆果敢，具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是很能打仗的，而且善于打大仗，打硬仗，从不打‘滑头仗’。他不愧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虎将。”――陈丕显

王必成 – 个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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