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1840年—1912年
清朝末年（1840年—1912年），是清朝统治的晚期，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开启了晚清时期，清朝统治力量开始衰落，西方列强迫使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武力获得在华利益。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清朝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清朝统治迅速崩溃，次年2月12日宣统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结束了清阅批自1644年入关以来268年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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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封建社会――西周、春秋 鉴于古史渺茫，讨论从西周开始。西周初建，周王室将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制。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实质上，这种封建是武装集团的向外垦殖，作为一个农耕部族，这一批批的农垦部队，择定交通及军略要地，圈地筑城，长期囤驻。一面耕垦自给，一面建立起许多军事据点 。如此，一是便于对付旧殷王朝之反动，一是防御四围游牧人侵扰。可见，西周之封建，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是派一帮贵族王爷到各地剥削勒索、作威作福，而实是一个开疆拓土之过程，守土垦荒之事业。 了解了这个封建过程，可知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绝非理念，也不是专制压迫，而是一种集体屯垦的必然产物。土地为封建贵族、国家专有，井田制是对公有耕地使用的管理办法。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这是一种为民制产的均产经济和阅批管理经济。这就是西周封建社会。（封建是中国固有的名词，不是西方中世纪所谓封建社会。） 请大家一定要仔细体会这封建的实质。我们受的教育给了我们太深刻的印象，满脑子都是专制剥削、分裂割据、压迫与反抗，已经损害了我们正确理解某些情形和事务本质的能力。 后来，技术、人口和生产力发展了，贵族容许农民量力增辟耕地，又不执行受田还田手续，贵族只按亩收租。循而久之，土地所有权确无形中转落到农民手里。土地所有权既已改变，井田制度随之逐渐崩坏。井田制度的破坏，必连带促进封建制度之崩溃。 我们用了大的篇幅来描述封建社会之形成和消亡，一是因为，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原点，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二是能尽量抛弃我们脑中固有之概念，来重新认识当时实际的情形。三是有助理解历代有儒家所谓复古，不是他们愚蠢扁狭，不知与时俱进，实是建立一种国家高度控制的均产经济和和谐社会的理想，这是后话。编辑本段游士社会――战国 封建制度崩溃，春秋上层贵族阶级世袭的政治特权，到战国时取消了。下层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也解放了。两种新兴势力，自由经济和平民学术产生。自由经济走向下层，而平民学术走向上层。这两种势力在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共同早就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游士。 游士之所以能游，一是各诸侯国文化的本源是同一的，皆为一种农耕文化。二是“他们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从开始的天下，只有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无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而不看重那种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诚。因此造成了中国自秦汉以下的大一统。”以历史性、社会性、世界性的人文精神出发，企图以学术思想引领政治发展，“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却常是消极不能妥协”，出则参政议政，入则讲学著述，这一意思形态传至后代，希望中国标准知识分子一特点。 正是游士将各国的文化更紧密的融合，将天下一统的观念进一步的加强。 （这里多说两句，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总结中国之所以能一统，主要有三个内在的驱动力:一是黄河水患成灾，无一统一阅批无法统筹治理。二是中国自然灾害频仍，分裂小国自己无法独立抵御。三是北方游牧族强大，无统一之阅批无法抗衡。此乃用结果去解释原因，禁不起推敲论证。） 春秋战国学者阐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政治不是迁就现实，应付现实，而在为整个人文体系之一种积极理想作手段作工具。”孔子《论语》中说：“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说，家庭生活亦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亦就是政治理想。《大学》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归宿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庄周“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 “人人生来平等，人人都可是圣人，治国平天下之最高理想，在使人人能成圣人。” “政治事业不过在助人促成这件事，修身则是自己先完成这件事（做理想人）”，“使人人到达一种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 此阶段学者精神上豪放自信，融通开明，理想高标，朝秦暮楚。儒、墨为社会大人群建立理想，作为奋斗目标，以明知不可为而仍为之的宗教式热忱去追求，是战国精神。编辑本段郎吏社会――西汉至东汉中叶 秦汉大一统，削灭封建贵族，入仕有法定程序。西汉武帝建立太学，高者为郎，低着为吏。吏经数年地方任职，择优异者选为郎。郎作一段时期侍卫，分派各地为官。这些郎吏渐次组成了一个平民学者的集团。 相比战国时代，士人进入阅批的渠道和自身的行为都被规范。因有大一统之阅批，士人也就无处可游，再不能如战国时一席谈既可拜卿相。士人只能按照阅批规定的路线，亦步亦趋地走自己的进身之路。但也正因如此，有了这套严格的组织法，西汉渐成一个平民学者、士人阅批。 “若论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半耕半读的淳朴生活中孕育而出，先天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抑制导致贫富不均的自由经济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道路。” 此时，经由太学补郎补吏的法定资历而参政，是政治的一套制度，社会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阶级。 西汉平民学者自下层而来，较之春秋战国气焰抑低，敦笃、稳重、谦退、平实，借助神化孔子，要求王者尊其为教主，拉平学者与王者地位。 学者士人集团掌握政权，形成当时社会中心指导力量。王莽是这个学者集团发展到高潮的最强音，试验用完全学术的理想彻底改造现实的社会。惨痛失败的结果是自此中国再没有出现这种革命，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改良。但用政治理想来改造社会、控制经济已经成为士人阶层治平天下方式。 经王莽新政失败，东汉、知识分子对运用政治来创建理想社会实现理想人生的勇气与热忱，更萎缩了，乃回身注意私人生活，由儒转道、陷入个人主义，而又为门第与书生社会所封闭，在个人主义下逐渐昧失对大众群体关注。编辑本段门第社会――东汉中晚期至隋 但从东汉中期，终于慢慢形成了一各固定的阶级。一则是教育不普及，二则是书籍流通不易。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特许某个家庭以世袭的特殊权益，但只要这个家庭将学业世袭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权益，也就变相的世袭了。于是东汉以下由了世家大族所谓门第的出现。 中央阅批失去控制，民众得不到保护，只得依附于世家，形成相互间的私契约。民众由国家公民身份转变为门第的私户。于是阅批和社会之间隔着一条鸿沟，阅批并不建筑在公民的拥护上，而是只依存于世家。世家也因此挟持阅批。 世家门第使中国几经动荡，无法形成一个强力的阅批。阅批虽是一个门第势力支撑的阅批，却时时想裁撤门第。直至北魏均田制的出现，始将农民从世家门第的掌握中解放出来。国家分派土地给农民，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向国家缴税。这一新制，依然是由北方门第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据历史传统制定的。均田制，是中国传统的均产经济思想改造社会的一次成功。 北魏的均田制和北周的府兵制，终于为中国的统一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制度的准备，并直接造就了隋唐两代之复兴盛运。 至于精神气质，东汉末，太学生增到3万人，世代书生成世代官宦，自成一个大集团，形成书生贵族，高尚不仕，蔑权贵、重名节、清高雍雅，与时局黑暗腐败成大冲突，党锢之狱，名士殆尽，东汉随踵灭亡。 三国则俨然是段小春秋，“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都从书生在大乱中跃登政治舞台。”诸葛亮、司马懿在五丈原，陆逊、羊祜的荆、襄对垒，有书生气与豪杰气，有门第世家之风。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追随曹操、刘备、孙权，造成三份鼎立的，不是君臣一伦的名分，而是朋友一伦的道谊私情。 两晋的个人主义，则开门是朋友，关门是家族，追求圆满具足，外无所待的艺术性或佛教人生。 东晋南朝，“门第逼窄了心胸。”“南方门第在优越感中带有退婴保守性，北方门第在艰危感中带有挣扎进取性。然而双方同为有门第势力之依凭，而在大动乱中，得以维护历史传统人文遗产。”中国文化因南方门第之播迁，而开辟了长江以南的一片新园地，又因北方门第之困守，而保存了大河流域之旧生命。这是门第势力在历史激荡中不可磨灭之功绩。 佛教东来，打进新血清。魏晋南北朝佛学大贡献，在于吸收消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人人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至唐朝创造完成中国传统下的新佛教，尤其六祖慧能以下的禅宗，在精神、意态上，是一番显明的宗教革命。编辑本段科举社会――隋至清末 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使任何一个公民都可通过考试获得进入阅批的资格。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社会形态的革命。这个制度保证了阅批机构由民间产生，由士人知识分子组成，有力地防止贵族、门第世袭割据势力的复辟。随着这一制度的推行，门第这种变相的贵族阶级也逐步衰退而终于消失了。 藩镇势力的创痛，使宋代矫枉过正，尚文轻武，造成长期衰弱。从宋代起，科举制度日臻成熟，文化教育日益普及，自此，中国在也没有出现大的分裂割据时期。中央集权愈发加强，社会阶级也日趋消融。 自宋代以下的中国社会都相类似。在政治上，没有特殊的阶级分别。在社会上，全国公民受到阅批同一法律的保护。在经济上，仍在一个有宽度的平衡性的制约制度下，避免过贫和过富的尖锐对立。 上承战国游士、郎吏的传统，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在由政治来领导和规范政治。这是中国历史的主基调。通过隋唐科举制度实行，到宋代的成熟，为士人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中心力量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证。 进士制度在政治史上，是政权的开放，目的是选拔贤才。然而经寒窗苦读、繁冗手续、门吏轻慢、求告权贵上来的新科进士，一旦名列金榜，便觉富贵在望，大开宴会，欢呼若狂，一旦掌握政权，记得“灞桥风雪在驴子背上寻觅诗句”的旧习，已算好进士。 “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 所以进士轻薄，只求富贵功名，失却名节与理想，成为晚唐社会及政治上一大恶态，风气相传，引起中国知识界一大堕落。唐代阅批，在这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 北宋开始，门第不存，和尚寺衰落，进士轻薄，担当不了天下大事。书院讲学，由此酝酿。要“在人格上作榜样，在风度上作熏陶，学术思想上作具体的领导”，公立学校不如书院，私人讲学遂变成宋代一大运动。“那些私人，不能凭借阅批，免得受牵制而官僚化，”没有大贵族大门第大资力之援助，又要脱离宗教形式。而且考试制继续存在和发展，有的知识分子一心学诗赋，博官禄。清高者鄙弃那些，走进和尚寺寻究人生。宋儒要着眼于文化上，执着理想，“要在政治的和宗教的引诱中，带人走上一新路。对上面总带有反阅批的姿态，对下面又走了反宗教的道路，置身夹缝里，这又是一件绝大艰苦事”。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渡众生的牺牲精神。他们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进政治来完成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使儒家精神复活。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开这时代风气的标准人物。 他们过分严肃，让后人听到道学先生一称呼，便想象他们不近人情。但他们的精神，直到清代，七八百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毕竟端赖此种精神来支撑。”宋代周濂溪、二程、朱子，明代方孝儒、王阳明、顾高东林党，清初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李二曲等人，有维系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于亡国之余之功。 “中国学风，在东汉，在两宋，都有以学术凌驾政治的的意向。”“南北朝、隋、唐佛学，借宗教来避开政治。”“然而东汉党锢，两宋伪学，晚明党社，终于扭不转政治黑暗而失败。像战国、西汉、唐代门第，都是知识分子直接参加政治，掌握到实际政权而使时运光昌。” 随门第衰落，唐、宋、明三代政治实权，实际以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借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书院讲学与科举利禄对抗。“在此对抗下，假士可以不择手段而获胜，真士则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传统潜流，反身到社会下层去用力。”“另一条路，则退身躲入佛教寺庙里去。元代佛教变质，全真教即在北方广泛流行，亦是此故。” “总括言之，东汉以下知识分子之躲避藏身处在门第，南北朝以下在佛寺，宋、明则在书院。书院最无真实力量，因此蔡京、张居正，魏忠贤，都能随便把他们摧残了。”唐代以下，“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了真士所理想的前程。” “明中叶以后，科举制度里的八股文开始了，那才是一条死路，可以葬送此下三四百年的学术生命。” 满清政权高压，书院讲学精神再难复兴。八股流毒，激起明、清之际博学鸿词的考证学派，以“求在过去历史中诊察利病，定新方案，期待兴王。”不幸他们的理想时期，迟不出现，渐渐此希望黯淡迷糊，博学派遂转以古经籍之研索为对象。朝廷功令，对古经籍根据宋儒解释。清儒在校勘、训诂、考订各方面排击宋儒。“反宋无疑在反阅批、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们的反阅批，已避开了现实政治，最多不曲学阿世，却不能正学以言。”“再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当前具体事情上”，“远离知识分子之旧路向”，“在钻牛角尖，走向一角落，远离人生，逃避政治社会之现实中心”，“为学术而学术”，不再“关切人群大共体”了。 从龚自珍、到康有为，重新想把孔子神化，再把神化的孔子来争取政治领导（像西汉）。湖南江忠源、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有意提倡宋学，但又卷入军事生活。在学术界又以桐城派古文自限，沉潜不深，影响不大。晚清学术界，未能为后来的新时代预作一些准备与基础。 后面的新时代，“实在全都是外面之冲荡，而并不由内在所孕育。”辛亥革命，只革了清代传统政权的命。而存在240年的清代政权，“却早已先革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命。”于是辛亥后，“中国知识分子急切从故纸堆中钻出，又落进狂放怪诞路径，一时摸不到头脑，而西方知识新潮流已如狂涛般卷来，没有大力量，无法引归己有。于是在此短时期中，因无新学术，遂无新人才。因无新人才，遂亦无法应付此新局面。只想凭空搭起一政治的新架子，无栋梁，无柱石，这架子又如何搭得成？”编辑本段现代社会――辛亥革命至今 “从前中国知识分子，常向用学术来领导政治，这四十年来（钱于1951年写作此文）的新知识分子，则只想凭借政治来操纵学术。”“从其最好处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未脱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之内在束缚，依然是在上倾，非下倾，依然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依然是高唱治国平天下精神。” 然而辛亥后，“旧的接不上气”，西方革命新风熏染，到中国，即混成摹仿西方一大洪流，“推翻旧传统、推翻旧文化、创造新政治、建立新社会”成为时尚。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成为共产党一种宗教信仰，由此激发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大群体之关切，原因是“共产主义究有一种世界性，一种万国一体性，即有一种人类大群之共同性”。 然而“西方之共产主义则为唯物的，仅重血气外向的人生，不近中国传统心性内向的人生，其间有一大区别，而中国人乃不自知。”且马克思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由西方传统（耶教）性恶观点下演出”，是“彻头彻尾之性恶论”。“耶教上帝关切全人类每一个人之整个人生，马克思共产主义最多只关切到某一个阶级的物质生活。马克思只讨论经济，不讨论灵魂，因此共产主义在西方，便断不能与耶教并存。信仰马氏，必先推翻耶稣。”同理，若要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则势非彻底推翻以“关切人群大共体”为己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为功。“故中国共产党，其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乃益甚”，“更趋于唯物化，此则距中国人自己传统为更远。而这个人苦于不自知，此尤大堪磋叹”。 “如是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外言之，已不能有超越现实，而作高一级的向往之精神表现。自内言之，又不能超越小我，牺牲个人，对社会大群体生关切。在此情形下，其先对西方文化，因其对于自己传统的模糊观念而存一种鄙夷轻视的心理，其次又迫于现实利害之权衡而转身接受。无论其拒其受，总是涉其浅，未历其深，遇其害，不获其利。”“而自己传统文化，又一时急切摆脱不掉，菁华丢了，糟粕还存。民主政治与科学精神在此潮流下全会变质，于是政治高于一切，一面还是人文中心，而一面走向极端的性恶论。” “两汉有地方察举，魏晋南北朝有门第，隋唐以下有公开开始，传统政治下铨叙与监察制度，”都使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面有所倚仗，一面有所顾忌。从倚仗中得心安，从顾忌中得使心不放。中人以下也可循此轨辙，幸无大过。而农村经济之淡泊安定，又是他们最后一退步。” “近百年来，政体急剧转变，上经济亦同时变形。以前知识分子之安身处，现在则一切皆无，于是其内心空怯，而又无所忌惮。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新出身，则又是古无前例，完全走上以外国留学为惟一的门径。”然而“试问举世间，哪一个国家，了解中国？哪一个国家，真肯关心为中国特地训练一辈合适中国应用的知识与人才？”“各国间的政治渊微，本原沿革，在他们是茫然的。本国的传统大体，利病委曲，在他们则更是茫然的。结果都会感得学非所用。激进的，增加他们对本国一起人的憎厌和仇恨。无所谓的，则留学外国变成变相的科举。”“结果使国内对国外归来者失望，国外归来者也同样对国内的失望。憎厌中国，渐渐会转变成憎厌西方。”于是，“一切新风气、新理论、新知识，正面都会合在对中国自己固有的排斥与咒诅，反面则用来作为各自私生活私奔竞的敲门砖与护身符。 然而“我们却无所用其愤慨，也无所用其悲观。中国将仍还是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仍还成其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怕会没有新中国。最要关键所在，仍在知识分子内在自身一种精神上之觉醒，一种传统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热忱之复活。”“若我们肯回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深厚蕴积，与其应变多方，若我们肯承认中国传统知识文化有其自身之独特价值，则这一番精神之复活，似乎已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呀！起舞吧！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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